[20]撇开“种族革命”不说，仍然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出中西革命的差别来。如亨廷顿指出：“在‘西方’类型中，旧政权的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接着就是新的集团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然后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东方’类型则与之相反，首先是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创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后再猛烈地推翻旧秩序的政治制度。……政治动员在西方型革命中是旧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在东方型革命中，它则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43页）此外，中国革命又与对抗“外来压力”、救亡图存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在“被动”之下而进行的“主动”革命。

[21]如孙中山就是从“种族与政治”的二重性来理解中国革命：“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征之历史，世界革命有因种族而起，有因政治而起。（中略）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8页）

[22]高瑞泉认为，革命派的进化论突出的是社会制度的革命，忽略了思想领域的革命。（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但事实上，革命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都具有梁启超所主张的“广义”的全面革命思想。参见李石曾的《普及革命》、邹容的《革命军》等。

[23]褚民谊：《普及革命》，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79页。从李石曾的进一步说明中，他又具有“渐进”的思想：“由不善而至于较为善，渐进渐善，而至于较为尽善，此之谓改良，此之谓进步。”（同上书）

[24]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见《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15页。有关革命对进步的促进，陈天华说：“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同上书，第214页）

[25]费觉天：《从国家改造到世界改造》，载《评论之评论》1卷1号，1920年12月。

[26]达尔文：《物种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27]章太炎：《菌说》，见《章太炎选集》，第62页。

[28]如他说：“其渐思而渐变也，则又有二端：有以思致其力而自造者焉，有不假于力而专以思自造者焉。”（章太炎：《菌说》，见《章太炎选集》，第64～65页）

[29]章太炎说：“一人之行，固以习化，而千世之性，亦以习殊。……自先觉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则相亏相害者，固不能绝，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学可以近变一人之行，而又可以远变千世之质。”（章太炎：《菌说》，见《章太炎选集》，第79页）

[30]章太炎说：“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章太炎：《菌说》，见《章太炎选集》，第77页）

[31]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页。

[32]同上书，第195页。

[33]《军人精神教育》，见《中山全书》，第4集，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28年。但是，在此，孙中山认为“精神”只是人类的“特性”，与他把宇宙物质现象都看成是“物质与精神”（亦是“体与用”）的统一体显然发生了冲突。

[34]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页。

[35]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页。

[36]孙中山要求撇开自然进化，完全追求人为的进化：“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1~282页）

[37]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2～253页。

[3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39]谭嗣同：《上欧阳中鹄》，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页。

[40]谭嗣同：《仁学》，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65页。

[41]如梁启超说：“盖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是故报大仇、雪大耻、举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之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第49页）

[42]孙中山：《孙文学说》，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

[43]有关中国唯意志主义的早期演变，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论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7页。

[4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选集》，第175页。

[4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5页。谭嗣同已经具有了这种逻辑：“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愈不平等。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谭嗣同：《仁学》，见《谭嗣同全集》（增订版）下册，第333页）孙中山在一些地方仍然喜欢使用“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说法，但此处的“天”已经不再是意志之“天”，而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之意。

[46]《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14页。

[4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14页。

[4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18~719页。

[49]孙中山：《孙文学说》，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9页。

[50]可以看一下托洛茨基的具体说法：“尽管被迫尾随于先进国家之后，一个落后国家不必按同样的顺序把先进国家的东西搬过来。落伍者的特权（这样一种特权是存在的）允许（或者不如说是迫使）落后国家可以不按先进国家的次序，跳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而向前发展。”（转引自塞维斯：《文化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51]有关秩序和制度的渐进演化与理性设计（“乌托邦工程”）及其对立，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第61~82页；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5~56页；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