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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识和规范的“合理化”:从“格致之学”到“公理”和“科学”普遍主义


[47]铃木修次认为梁启超在近代最初使用了科举意义上的“科学”(同上书)。但梁启超原载于《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其“科学”的“学”原作“举”,当是《饮冰室合集》误植“举”为“学”。


[48]从上面讨论严复的“公理观”可以看出。另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说:“学问格致之事,最患人之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


[49]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见《严复集》第1册,第100页。


[50]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见《严复集》第1册,第100页。


[5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第3册,第559页。严复曾对日译术语提出批评,但在大量日译术语涌入和其本身的优越性之下,严复也妥协了。


[52]如严复说:“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穆勒名学〉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1053页)又说:“自然规则,昧而犯之,必得至严之罚;知而顺之,亦有至优之赏。以之保己,则老寿康强;以之为国,则文明富庶。欲识此自然规则,于以驾驭风雷,箫与水火,舍勤治物理科学,其道又奚由乎?”(《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严复集》第2册,第283页。此段话文字有误,引用时有校改)


[53]参见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见《新青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6~385页。


[54]参见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见《新青年》,第430~434页。


[55]参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384~391页。


[56]可以具体看看他的说法:“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2页)


[57]参见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444~449页。


[58]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第1241页。受到严复思想影响的张鹤龄的说法也很典型:“今泰西政治骤进,考其源流,皆由累代儒士精研格致,推之治平,如奈端以数学明人事,达尔文以生学明治理。若斯之伦,后起迭胜,迨近世通人如伊雅陵、海尔威、葛末勃老、斯宾塞、赫胥黎诸家,推究益精,櫽栝万端,同条共贯。由其穷源返本则谓之公理,由其措正施行则谓之公例,而人治之道,几朗然揭日月而行矣。”(张鹤龄:《变法经纬公例论》,第10页)


[59]胡适充满着激情说:“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戡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的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胡适文存》第三集,第6~7页)


[60]参见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见《新青年》,第383~384页。


[61]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66页。


[62]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科学万能之梦》,见《梁启超选集》,第721~7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