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一系列演变中，是否有一个“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演变呢？或者说在从“传统思维方式”到“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变中，是否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贯彻在这种转变之中呢？一般所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都显示为一系列事物的转变（从多方面的“传统”到多方面的“现代”），是由可以具体描述的许多指标构成的。与此同时，立足于欧洲转变的历史和经验，人们试图找出这种转变的根本性机制和逻辑并提出了不同的说法。[1]这些说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特性，但没有一种原本可以用来解释近代中国转变的实际情形。

整体地观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我们时时会为一种强烈的诉求所感染和驱动，这就是由“强”、“自强”和“富强”等构筑起来的最强力的“集体意识形态”或者“集体信念”[2]，它十分之普遍而又十分被信奉持守，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将这称为“自强意结”或者“自我强大的信念”。这一巨大意结和信念在近代急剧产生和形成，是相应于所说的中国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或者说从未遭遇过的西方世界力量（后又有日本）而做出的重大选择和决定。不管是行动人物还是观念人物，也不管行动人物的行动有多大差异，观念人物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共同的、最高的目标和理想，那就是通过自身的集中动员实现国家的“自强”和“富强”。在帝国的历史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屡见不鲜，但似乎只有秦国自上而下曾奉行过一种由法家所倡导的富国强兵的意识形态（“力政”），而通常所奉行的主要是儒家的德治（或王道）信念，这使得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整体上成为从传统的“德治思维”（“尚德”）到近代的“力治思维”（“尚力”）的过程。史华慈用“寻求富强”概括贯穿在严复思想中的主线。实际上，这一主线大大超出了严复单个人的意义，它是盘踞、绵延在近代中国思维轨道上的一条主线。[3]严复当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一登上历史和思想的舞台，“富强”和“自强”就成为他的首要关切。他最初发表的奠定了他在时代思潮中显赫地位的几篇论文，其中有三篇（即《原强》、《原强修订稿》和《原强续篇》）都是直接讨论中国如何“富强”和“自强”。严复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4]放眼严复的整个思想世界，寻求“自强”和“富强”的主题可以说一直伴随着他。同样，放眼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追求“自强”和“富强”也是人们最强烈和最顽强的信念。

当然我们能够举出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例子，像王先谦、辜鸿铭等，说他们仍然坚持着儒家的王道和德治思维，这确实是事实。如辜鸿铭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考虑问题，按照他的道德主义，任何强权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有一种你认为是非正义的强权，那么你就不能同样用强权去反对它，否则你也就陷入了强权之中，你只能选择用道德的力量去对付强权，或者是采取非暴力性的不抵抗主义。此外，在他看来，即使撇开道德，根据中国十分虚弱的情况，走强权的道路也行不通，它很难通过效法西方十分强大起来。这一争辩并非没有道理。我们还可以说人们在如何追求富强上观点差异很大，甚至他们所说的富强本身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事实。如严复追求富强的方式显然与洋务人物的非常不同，严复意识中的富强又超出了一般所说的“物质力量”的意义。如果说洋务人物只看到了直观上可见的西方技术和机器的能量，那么严复则致力于寻找造就这些能量的潜力和活力。史华慈一再强调，严复在西方技术、机器和经济繁荣背后发现的是一种具有无限能力的“浮士德精神”：“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力本论、有目的的行动、能力、绝对自信和发掘所有的潜力。……严复与他的老师斯宾塞一样，与一些浪漫主义者不同，在近代西方文明这一日趋复杂的复合体中，他看到的是西方浮士德式的能力得到充分体现，而不是这种能力受到阻碍。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性格，已经导致了对外部自然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征服，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社会政治力量的极大增长。很显然，这种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性格，导致了西方的空前富强。”[5]史华慈甚至认为，在严复那里，自由、个人主义之所以具有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极大地促进国家整体的能力，是达到富强的最有效的途径。他说：“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在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6]这一看法没有完全错，因为“富强”实在是太迫切了。问题是，严复的“富强”不限于物质力量，它还有道德和正义的力量。如他从整体的力量取决于部分的力量这一点出发强调说：“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7]

完整地看，近代中国的“自强”和“富强”意结，渴求的是国家的全面进步和繁荣，但其中技术的发达、经济的富足和军事的扩充无疑是“强大”的首要指标，因为这些指标能够“直观”上“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威力有多大、有多强。外观上能够看到的西方近代文明，那是技术的世界、工业的世界、商业和经济繁荣的世界等，这都是中国所缺乏的，洋务运动和早期变法人物首先看到这些也是自然的。为了“自主”“自立”“自奋”“自发”“富强”，中国就必须建立起这些世界。说起来，张之洞的富强模式仍是以道德价值为基础而发展物质力量：“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8]在张之洞那里，“富强”就是指武力，它又服务于“保国”、“保种”和“保教”的目的。他说：“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9]但是，从如何实现“富强”的意义上说，“富强”本身就是目的。恭亲王和文祥较早在“本”（与“标”相对）和“源”的意义上主张“自强”：“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0]何启和胡礼垣为了破除只在“末”和“用”的意义上看待“富强”的做法，在说明“体用”和“本末”是就“一事”之“终始”、“一身”之“全体”而言的意义上，提出“富强”首先是体和本，正是有了本和体做基础，然后才有其用和末：“是故富强非末也，借曰末矣，亦必其先有是本然后乃有是末也。富强非用也，借曰用矣，亦必其先有是体然后乃有是用也。无富强之本，则纵使其学极高，亦不能为富强。无富强之体，纵使其才极美，亦不能得富强也。”[11]原则而论，“自强”和“富强”确实是近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人们的争辩，根本上不在于要不要“富强”和“自强”，而是如何去实现“自强”和“富强”。正是在这一方面，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显现出了一幕幕复杂、曲折的剧情。从早期的“自强新政”，经过戊戌变法和共和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提出和尝试的方案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在整体倾向上，洋务运动主要是通过直接接受西方的器艺文明实现富强，戊戌变法和共和革命主要是通过制度革新来追求富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通过文化和精神的自觉寻找富强之道。但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途径，都是完整的社会革新的各个方面。只是，在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推移的前后不同阶段上，人们都把自己所意识和认识到的富强之道看成是最有效的。人们常说“标本兼治”，但在什么是本、什么是标上人们就有很大分歧。把“原”和“强”结合起来的“原强”，意思就是要寻求富强的根本和根源，严复一直以“开民智”、“鼓民力”和“新民德”作为“治理的根本”，也就是富强之基。对于渐进变法的人物来说，要富强首先要实行渐进的制度改革；对于革命派来说，首要的是进行激进的革命，推翻整个旧制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物来说，首先是在与“旧文化”决裂的同时建立“新文化”。他们之间彼此争辩，并且都对洋务运动的做法表示不满，但“洋务运动”的自强路线并非一无是处。[12]“自强”“富强”这是一个共同的神话，但如何实现富强的梦想，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繁难得多。正如“现代性”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事态那样，它不可能通过“单一”（哪怕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化成，自然“富强”绝不会是“孤立性”的事业。

人们都太急切了，但我们能抱怨他们的苦心吗？国家和民族危在旦夕，“亡国”、“亡种”、“亡教”和“瓜分”的危险信号时时在警示着人们。《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和“二十一条”使中国人遭受到的屈辱无以复加，但这些条约仍只是近代中国被迫接受的无数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人们意识到中国所遇到的“变局”是千古未有的，因为他们发现了另一种“文明”，这种文明至少在一些方面是优越的，并且正被用来挑战其他古老的文明。严复比较说，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遇到的是“无法”的“鸷悍长大之强”，它能够以它的“有法”的“德慧术智”加以应对，但现在面临的“西洋”却完全不同了：“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膛[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13]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意识，但危机、忧患则是那个时代士人的普遍焦虑。几乎所有的冲突演变到最后都是在武力和战争中见分晓的，几乎所有重大不平等条约都是战争之后的产物。确实难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有着古老文明的帝国为什么总是被少量的西方远征军所征服，中国实在太贫弱、太脆弱了。在深刻危机和巨大挑战之下，甚至在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意义上，人们都自然会想到，除了“自强”和“富强”，国家没有别的前途；除了“自强”和“富强”，国家无以自存、自保。这是受残酷的国家危亡现实和难以承受的屈辱感而被驱动起来的追求“自强”和“富强”的强烈意结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