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反对者一样，“崛起论”者在肯定朦胧诗时，也刻意指出了它的现代主义性质，它的“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诗歌新艺术”，并以此指出，这“是我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初期的特征”(60)。现在看来，这种定性大致还是正确的。不过，在取得了时间距离和历史眼光的条件下，我们还应看得更清楚些。朦胧诗的整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现代主义的前驱——象征主义诗歌发展变异的过程。在食指、根子、芒克、多多等前驱者的诗中，直面黑暗的批判锋芒和阴冷怪谲的艺术风格，以及晦暗的象征化的语言，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反抗气质，这种气质在北岛那里又得到发扬和延伸，北岛直逼黑暗的陈述以及他的一套典范的象征符码对后来者的启示，也正类似于波德莱尔对魏尔仑、马拉美、兰波等人的启示。自然，由于启蒙英雄主义精神的楔入，北岛等人的诗中除个别诗作（如《一切》）外，并没有明显的“颓废”情绪，在顾城、舒婷等较多地书写自我和内心隐秘情感的诗人的作品中，也并不像某些指斥者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晦涩”、“无聊”和“绝望”的情绪，但其“朦胧的意象、零碎的形象构图，富于运动感的急速跳跃，交叉对立的色彩……哲理和直觉的语言、象征隐喻的手法和奇特的语言结构”(61)等等特征，却与马拉美等人所强调的“梦幻的特征”和“象征的神秘”效果相近似，甚至同早期中国“象征派”诗人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所推崇的那种“永远的、朦胧的”、“极纤妙的”、“神秘的彼岸世界”(62)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总体上看，朦胧诗在它未将思想的触角完全伸向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的探寻之前，基本上同产生在19世纪末期法国的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气质相类似。尔后，当杨炼等人自觉地开始文化寻根诗歌的探索之后，写作的“现代史诗”意识（类似艾略特的《荒原》）才逐渐得以自觉和强化，诗歌的知性内涵、文化品质、史诗式的隐喻性文化结构（一如杨炼所主张的“智力的空间”）等特征才日益得到加强。从杨炼、江河等人始于1982年前后的文化诗歌实验，到1984年前后包括四川的“整体主义”在内的诗歌“寻根热”和“史诗热”，可以说是一场类似“后期象征主义”的运动。在这些诗歌实验中，《荒原》式的文化隐喻与宏伟结构使他们最终获得了中间组合与结构赋予的全部含义，并“开始懂得了一首诗”(63)。之所以有这样一种相似性，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并不是偶然的，正像象征主义诗歌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进程（指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在20年代形成的“象征派”诗歌）一样，朦胧诗在当代中国文学封闭已久出现了断裂的背景下，又一次复活和“修复”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传统，使兹后的当代文学开始发生深刻的历史嬗变，从这一点说，朦胧诗的意义是重大和不可替代的。

但是，朦胧诗自身也存在着无可回避的矛盾与局限。这种局限首先即来自它启蒙主义的思想性质和现代主义的艺术选择之间的分裂和悖论，由启蒙主义意识所决定的主题的社会性、公众性，同由现代主义追求所决定的艺术上的个人化和边缘化的风格，反理性、反正统的极端主义与悲观主义色彩之间，很难在事实上产生和谐的统一。一方面，它们的现代主义艺术追求在推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个人人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确立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所不可能真正起到的；但同时，这些带有反社会理性话语倾向的个人化、隐喻化的艺术表达，又常常阻遏和抵消了它们的思想本身，使之无法起到烛照和影响大众的作用，从而真正实现其启蒙的使命。甚至，由于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过于激进的艺术形式而无法获得“合法性”的身份，所以它们对于社会所起到的现实的影响甚至还不如许多艺术上已相当滞后而陈旧的“伤痕”与“反思”主题的小说，这一点，亦应引起我们深思。

另一方面，由于受长期遭受传统权威压抑而产生的激进情绪所决定，“崛起论”者在艺术策略上大都采取了一维进化论的偏激的反传统视点，“新”成为唯一合目的性的标准，“新鲜的诗”、“新倾向”、“新角度”、“新组合”、“新的表现手法”、“新的美”、“新的，就是新的”……(64)这种前趋型的价值视点，在相对于既存传统权力的斗争中渐渐演义成了一种关于时间更迭和旗帜变换的革命神话。在急需突破传统桎梏的特定阶段的对立语境中，“新”与“变”固然是必要的前提和手段，但随着时间的迁延，由上述斗争所形成的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和简单进化论的价值测定，就变得固执而荒谬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化进变的历程中都是十分突出和普遍的。这样一种逻辑表现在当代诗歌的进程中，就成了一场盲动的“艺术哗变”，来不及平面展开与深度发掘，一种艺术思潮便因为失去了“新”字的标签而遭到了遗弃，虽然留下了惊涛骇浪般的历史痕迹，但优秀的、发育充分而完备的艺术文本却相对稀少。在未等朦胧诗完全进入它艺术的成熟与深化时期的80年代中期，“第三代”就打出了“Pass”之旗，用朦胧诗开辟的新语境和“崛起论”者阐扬的“新”逻辑来充当它的破坏者、叛逆者和掘墓人了。回望这段戏剧性的历史，在承认这是现代艺术发展的某种普遍现象的同时，也不能不对朦胧诗的历史命运发出一缕悲凉的怜惜和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