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春之声》是通过一个内在的视角照见了外部社会的情形，而稍后发表的《蝴蝶》则更倾向于一个外部历史背景中的个人“内省”的视点。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虽然是一个中高级干部，但在这一人物身上所寄托的一种自省和自审的性格，却显然使这一人物具有了“知识分子式的灵魂”——说得更确切些，这是一个寄寓了作家自身理想和希望的干部，他在几经浮沉最终又身居高位之时，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威作福的老爷；相反，强烈的平民意识还使他对自己从“张市长”到“老张头”再到“张副部长”的人生经历产生了怀疑和荒谬的感觉，并再次“微服私访”，回到自己落难时接受劳动改造的农村去寻找人间真情，因为在此前他已深深地受到了由身份的升降变迁所带来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戏弄。小说以张思远再度浮出宦海身居重位时的所想所思为线索，以他清醒的头脑和不平静的心情作为复调的联想纽带，展开对往事的追忆性叙述，世态的翻覆、人情的冷暖、命运的变迁、环境的更迭，不仅使主人公和读者对荒谬的历史发出深思和喟叹，而且还会产生更深层的诘问和联想：在荒谬的历史境遇里，人的存在的本质是什么？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吗？富贵和贫贱何者更接近真实？这里作品暗合了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著名的存在疑问：我是谁？是蝴蝶变成了我，还是我变成了蝴蝶？我是张副部长呢，还是老张头？《蝴蝶》堪称是一篇特定年代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寓言，只不过它是以十分切近现实的姿态和自我审视的内省视角切入叙述的，又十分接近某种社会意义上“真实”而已。这部小说的深刻哲思和浮想联翩的意境十分和谐，结构和章法十分讲究又相当自由，通过主体意识的跳跃与滑动，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与个体存在的多重主题得到了交叠互融又互为折射的呈现，显示了意识流结构方法在当代小说中的活力和成功。

与《春之声》、《蝴蝶》构成系列的意识流结构的小说，还有《夜的眼》、《海的梦》、《深的湖》、《风筝飘带》、《心的光》等。80年代中期，王蒙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向发展的成熟期。作为早期“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和小说变革的积极推进者，王蒙也力图参与这一时期更加激进的“新潮小说”运动，甚至结合了荒诞、隐喻、象征、变形等各种手段，以及超现实的语境营造和叙述方法、多人称的叙述视角，但总体上由于既定艺术经验与风格习惯的限定，从叙述特征和方法论上看，仍未完全与此时兴起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汇纳为一体。因为其主题内蕴往往还是落脚于关于人的社会学价值的范畴，而不是像马原、莫言、韩少功、残雪等人那样，将其纳入纯粹人性与文化的范畴，进入到生命哲学或者人类学的视野之中。所以从根本上说，王蒙一直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家，而只是一个以“意识流”为主要结构方法的过渡性的“中间性”的作家。(77)从小说变革的意义上说，到80年代中期，王蒙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然而终结归终结，王蒙此时的小说仍称得上是意识流写法中的代表，只是写得更洒脱自如开放自由。以1985年的《冬天的话题》为例，这篇小说的情节已经被淡化到几近乌有的程度，它从一个极简单的“洗澡”问题演绎出一场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欢。小说中，人物实际上已经简化为作家思想与叙述的符号，换言之，不是“人物”的意识在流动，而是作家的意识在直接地支配着叙述，“洗澡”会不会有损中国的“民族传统”，会不会犯“崇洋媚外”的错误？洗与不洗，成了一个有关“大是大非”、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必须广泛展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的问题；何时洗澡，早晨还是晚上，如何洗澡，洗澡的意义怎样……翻来覆去，思忖不休，以至于成了一门说不清道不明的学问，也耗费了这位名叫“朱慎独”的先生大半生的精力。作为学界的大人物，朱慎独头衔众多，而奠定他的“学术地位”的却是他的长达七卷本、数百万字的《沐浴学发凡》。小说以讽刺的笔法，夸张地叙述了朱慎独“填补空白”、“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学术作为，“自幼继承了先人的种种优良传统”，耗时十五年致力于新学科的创建，开拓出“浴盆学”、“沐浴方法论”、“浴巾学”、“沐浴与政治”、“沐浴与非沐浴”等等数十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甚至走向了世界……这些刻意夸诞诙谐的反讽式描写，对那时已经显露出病状的“学术腐败”的讥刺，对民族文化心理痼疾的认识，还有某种深刻的“预见性”，都称得上是洞烛幽微一针见血。要说批判学术腐败的当代传统，大约要从这里开始。

从以小说中人物的意识流动为结构线索，到直接以叙述者的思维滑跃与迭变为线索，是80年代中期小说明显的变化。换言之，作者逐渐代替人物走上了前台，直接进行其意识活动的铺陈，以此来增加小说叙事中的心理因素，成为许多小说家喜欢的一种叙述策略。“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浪费它们”(78)。这是王蒙对自己这段时间创作状态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语言的奔泻和“挥霍”状态，实际上正是作家“意识的野马”的有意“失控”，这种状态比之利用小说中的人物心理作为叙事线索更接近柏格森所说的那种“内心生活中的绵延”，意识的“永不停息的潜流”，令人“简直说不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何处结束，或另一个从何处开始”(79)。在1985年至1986年间发表的大量作品如《铃的闪》、《致爱丽丝》，以及五篇“新大陆人系列”：《轮下》、《海鸥》、《卡普琴诺》、《画家“沙特”诗话》、《温柔》，还有《风马牛小说二题》等等，都体现了意识任意“绵延”的特征。这种绵延甚至伴随着意识本身的模糊、偶然和“捉摸不定”性(80)，并表现为语义表述上的一种“自我解构”的状态。比如《来劲》的开头就呈现了这样一种情形：

你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亲友们同事们对立面们都说都什么也没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哪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去！说得他她它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做声。

这看起来像是一篇自相矛盾的呓语，但它也揭示和暗示了生活的荒诞及意识本身的混乱和无逻辑状态。意识对生活的这种“精神分裂”和“语词分裂”式的戏拟式传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成了王蒙小说的一种写作定势，以至于他在“非小说”的表述方式中都情不自禁地展开了某种观念的演绎：“……文学使往日重新鲜活，文学使黯淡变成趣味，文学使痛苦焕发辉煌，文学使灰烬蓬勃温热。……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场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种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81)

发表于1987年的《选择的历程》可谓把上述的“意识分裂”状态以反讽的方式推向了极致。这是一场滑稽而又让人心酸齿冷的“小品闹剧”式的情景，主人公“王教授”为了诊治一颗病牙所遭遇的种种惊险游戏和可笑可叹的麻烦，可谓让人不寒而栗，在严肃与游戏互为混淆甚至颠倒的语境中，主人公的遭遇既痛苦不堪又令人啼笑皆非。在他经历了种种看牙奇遇而最终仍根本未曾得以医治而无奈叹息之后，终于自悟得：

……我尽了一切努力，命中不该今天拔牙，我有啥办法？牙而不拔，是天意也。我极其兴奋，不拔的牙也不痛了。病牙虽然未拔，却比拔了还要畅快豁达！真奇事也！从老庄的观点看，拔即不拔，不拔即拔。从佛的观点看，牙即是悲，大悲即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从弗氏的观点看，拔牙即发泄……从尼氏观点看，牙痛是卑微和不幸的证明，是你并不为我而疼痛的痛苦，是伟大的不被理解的孤独的证明，而牙文化，比龋牙还要令人难以忍受……

我的牙还没有拔，可却比拔了还要深刻。

内心的荒诞反衬出现实的颠倒，这是王蒙在80年代中后期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在这时期王蒙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1986）中，上述结构视点、反讽式的叙述风格与话语特征也有生动的体现。

总体上看王蒙，他是通过“意识流”结构突破传统小说的叙述与结构模式、把当代小说推向变革历程中的第一人，有了这一步，小说翻天覆地的变革才有了基本的起点。王蒙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灵体验与自审立场，使小说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具备了内在体验与人格自剖的“心灵真实”的品质，从而使之开始了越出现实与历史表象、深入人性与心灵的超越的里程。

除王蒙外，其他许多作家也在很早就意识到了小说技巧变革的必要性，但他们又似乎大都停留在技巧的层面上。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只是将陆文婷在病床上虚弱而飘忽的意识活动作为“串连”故事情节的回忆性结构线索，而这一视角的“第三人称”色彩又十分明显，由此小说的意识流动便不太可能成为主体直接的内在切入视角，在许多地方事实上又变成了以作者为叙事人角色的叙述，而不能“完全利用中心人物的意识对于场景和事件的感受，来描述场景和事件”(82)，大量的事件与情节的延展基本上仍限于叙述者的写实性交代。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虽然梦幻色彩更浓一些，在主人公老寿的幻觉中过去和未来、现实与历史不断因意识的跳动出现着迭变，但这仍然是为了突出讲述者讲述的“社会历史场景”的效果，与人物内心的“无意识场景”无关。正如张贤亮在谈及他的《灵与肉》的写作时所说：“我试用了一种不同于我过去使用过的技巧——中国式的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也就是说，意识流要流成情节，拼贴画面之间又要有故事联系，这样，就成了目前读者见到的东西。”(83)很明显，许灵均的意识流动只是为了“故事联系”的方便，作家并无意对他的意识活动和潜意识世界作深入的剖示和直接的演绎。

相比之下，宗璞的《我是谁》似乎更典范些，它整篇基本上采取了自问自审的视角，对自我的存在和身份不断予以怀疑和错乱中的联想。韦弥夫妇本是自国外回来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但在“文革”中却被指斥为“特务”，并遭到连续不断的批斗和摧残，她无处躲藏、有口莫辩，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忽而觉得自己是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忽而是一条委行屈爬的虫，忽而是展翅归来的鸿雁，忽而是鬼域瞑界的磷火，主人公的疑问最终驱使她投湖殉身。小说整篇都是以韦弥的意识活动来展示的，比较具有超现实的梦幻意味。不过，整体来看，它所揭示的主题和心理活动又比较表面化，仅限于特定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