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可以用张贤亮发表在1985年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某个段落来表明这类小说的有限的人性与意识深度：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

……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青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酸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喧喧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像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起堕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这已有一种灵魂的自我“曝光”的感觉。如果单就意识与灵魂敞开的程度，我们还可以举出章永璘偷看到黄香久洗澡的裸体时的一段：

……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红雾；我觉得口干舌燥；有一股力在我身体里剧烈地翻腾，促使我不是向前扑去，便是要往回跑。但是，身体外面似乎也有股力量控制着我，使我既不能扑上去也不能往回跑。我不断地咽唾沫；恐惧、希冀、畏怯、侈望、突然来临的灾祸感和突然来临的幸运感使我情不自禁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这是一块肉？还是一个陷阱？是实实在在的？还是一个幻觉？如果我扑上前去，那么是理所当然，还是一次堕落？……一只黑色的狐狸，竖起颈毛，垂着舌头，流着口涎，在芦苇荡中半蹲着后腿，盯着可疑的猎物……

这无疑是一段相当精彩和十分大胆的自我潜意识的披露，关于“黑色狐狸”的性状的描写甚至有了“性隐喻”的意味，令人怦然心动或悄然耳热。尽管张贤亮基本上仍是在外部现实逻辑层面上构建其作品的情节框架，但他所设定的一个自审和自剖式的基本视角，以及对这一主体的血肉灵魂和潜意识心理——特别是“性心理”的深入刻画，在80年代前期至中期的中年一辈作家中，却是最见胆气和最富有启示意义的。

总起来看，在80年代初采用意识流方法的小说作家，尽管他们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意识，但大都存在着明显的认识论或伦理性的障碍，关于无意识的合法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张洁、张抗抗、张承志、张贤亮等人那里，意识流的结构又更加融合了社会的、情感的和民俗的内容，同时也更结合了象征、隐喻、超现实等各种其他手法。在有的研究者那里，这种趋势被概括为一个“意识流的东方化”(84)的命题。单纯从逻辑意义上看，这一命题当然是成立的，如同张贤亮所说的“中国式”一样，如果不能实现“东方化”和“中国式”，这种“意识流”岂非完全对西方的模仿？然而话又说回来，“东方化”的意识流又是什么样的意识流呢？在宋耀良的文章中，他将之概括出三个特点，“心灵之感与自然之象的融合”、“情节的发展与情结的开释相交织”、“当代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相贯通”(85)，试图把西方人那种对潜意识状态和自然人性的执意探求与自我暴露的欲望，同东方人的较实用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解脱能力加以结合，以显示出“意识流”的内在合法性，他同时也举出了一些作品例证。但实际看来，这样说仍然是一种“阐释的需要”，是出于某种禁忌心理。事实上，意识流不过是指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不同民族的意识流自然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亦无所谓西方或东方。意识流小说在西方的出现不是一个个别和偶然的现象，作为文学流派虽然是暂时的，但作为视点和方法却产生了广泛的渗透，不论是法国的“新小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欧美的女性主义小说，无不与之一脉相系。在当代中国，它的出现至少极大地矫正了“现实主义”的外部生活视角定于一尊所形成的单调和浅表的局面，而兹后出现的以心理生活和人性体验为内容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女性主义小说乃至更为晚近的以“个人写作”为口号的“新生代”小说等，亦都是在意识流所开辟的道路上不断迈进的结果。因此，事实上正是意识流小说开辟了当代小说走向人性与心灵世界的方向，从这点上说，它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又必须承认，作为一场文学运动，意识流小说在80年代的发育是并不充分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种种理论上的禁忌，作家在各方面也准备不足造成的，同时也表现了时代和社会心理的不成熟。本来，意识流就是要让作家深入个体的幽暗世界与潜意识活动之中，探求人性与精神的复杂状态，从而整体揭示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而对中国作家来说，这样的深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不过，在随后出现的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却似乎有了“真正的意识流小说”，残雪在1985年发表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已经明显是以“潜意识场景”作为叙述的对象和内容，她随后发表的大量表现噩梦、窥视、幻觉和歇斯底里等心理症结的作品，也都明显属于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只是由于批评界过于笼统地将其纳入到“新潮小说”的范畴中考察，才忽略和割断了她与此前意识流小说运动之间的关系。

结论已经很明显，所谓“意识流小说”，在当代中国基本上是指自七八十年代之交持续到80年代中期的、主要由一批中年作家的作品所构成的小说变革现象。是它给当代小说的变革注入了最初的动力，但它从来也没有达到西方小说那种纯粹的作为“意识的胶片”(86)的程度，也没有产生出自己的经典性文本。不过，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导致了当代小说由外部社会历史的书写，到对内部意识结构和复杂人性的书写的转换，因此，在1985年前后，一种曾受惠于它，但却更加成熟、更富有表现力、更加丰厚和地道地融合了各种现代技巧的小说现象——“新潮小说”，便迅速地以它更耀目的光亮使中年作家的执著探索黯淡了下去。他们更加典范的现代性特征，最终超越了意识流小说明显的过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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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岛的《结局或开始》、芒克的《太阳落了》都有类似的诗句。

(2)其中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作品是黄翔写于1962年的短诗《独唱》。

(3)洪子城、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2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黄翔，1941年生，50年代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78年组织“启蒙社”，现居美国。

(5)北岛在1978年10月18日给哑默的信中称：“看到《人民日报》社门口以黄翔为首贴出的一批诗作，真让人欢欣鼓舞。这一行动在北京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很多年轻人争相传抄、传阅……期望得到你们的全部作品。总之，你们的可贵之处，主要就是这种热情，这种献身精神，这种全或无的不妥协的态度。”又在随后的一封信中说：“由于你们的鼓舞和其他种种因素，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筹办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等），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你们的诗歌已经震动了北京，就让北京再震动一次吧！”又说，“《启蒙》尚未收到，朋友们都在催问”。直到第三封信，北岛才说到“刊物定名为《今天》，争取本月20日（应是11月——引者注）前问世”。同一封信中还说：“《苦行者》和《启蒙》刚收到，看完以后再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以上均见哑默提供的北岛致哑默的书信的复印件。

(6)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6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70年代其作品曾以手抄形式在民间流传，80年代、90年代因精神分裂数度住院治疗，2003年出院，现居北京。

(7)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8)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89页，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9)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93页。

(10)齐简：《到对岸去》，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93页。

(12)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90页。

(13)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白洋淀诗派”的概念。1994年5月，由《诗探索》编辑部组织“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参与者公认“白洋淀诗歌群落”为最准确的提法，见林莽：《主持人的话》，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4)见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5)陈默：《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6)林莽、齐简等人亦持此见。

(17)北岛、江河等人作品的影响时间要略晚一些，加入“白洋淀诗群”的时间也略晚些。

(18)参见白青：《昔日重来》，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9)宋海泉：《白洋淀琐忆》。

(20)《在路上》一书在60年代末的知青中曾是一本十分流行的小说。

(21)唐晓渡：《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见《在黎明的铜镜中·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2)多多语，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96页。

(23)唐晓渡的《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中载：“1973年初某日……芒克和号称‘艺术疯子’的画家彭刚决定结成一个二人艺术同盟，自称‘先锋派’。”这大概是“先锋”一词在当代首次被用于艺术命名。见《诗探索》，1995年第3辑。

(24)据芒克私下说，这个名称是由他拟出的。

(25)这是“朦胧”这一字眼的首次出现。——引者注

(26)韩毓海：《谢冕的“现代”》，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27)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载《光明日报》，1980年1月28日。

(28)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载《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9)周良沛：《说“朦胧诗”》，载《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30)周良沛：《说“朦胧诗”》，载《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31)参见孙绍振：《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载《福建文艺》，1980年第4期。

(32)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载《福建文艺》，1980年第12期。

(33)参见吴思敬：《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载《诗探索》，1981年第2辑。

(34)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3期。

(35)《诗刊》，1981年第3期。

(36)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