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存在主义立场还导致了当代诗歌的一个“唯语言论情结”的自我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讲，存在主义也是一种“语言本体论的哲学”，海德格尔说过，语言即是“存在的居所”，它对能否揭示存在的真理具有直接的作用。由于这一启示，当代的先锋诗人都把语言放在了写作的首位，这无疑是积极的，对于整个当代诗歌艺术的提升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然而海德格尔的一系列关于语言及其和言说、存在之间关系的论述，又是一种纯粹哲学意义上的体验和冥想，对于诗歌写作过程中的语言操作并无多少直接的指导作用。而把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奉为圭臬的先锋诗人们，则千方百计地将这些至理圣言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对事物的言说的“澄明”欲望使他们变成了一些语言的自恋癖者，言说变成了语词的游戏，变成了一种纯粹体验中的自述，变得反复絮叨、冗长繁缛，变成了喃喃自语，逃避“遮蔽”却变成了语言的奴隶，写诗变成了一个纯粹语言学的活动。试读周伦佑的一首《想象大鸟》中的句子：

鸟是一个比喻。大鸟是大的比喻

飞与不飞都同样占据着天空

从鸟到大鸟是一种变化

从语言到语言只是一种声音

大鸟铺天盖地，但不能把握

……直截了当的深入或者退出

离开中心越远和大鸟更为接近

我无意压低这首诗在语言上刻意的思辨式风格，它也并非没有意义，但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不但没有达到“澄明”之境，反而多有自我遮蔽之嫌。再如唐亚平的一首《形而上的风景·八》：“纯粹的树/无花无叶无果/……诗人，你面壁而坐/你说，你做什么//用语言赞美语言/用语言消化语言/用语言创造语言……”这种言说甚至成了诗人对自己言说过程本身的一种描述，这类作品在先锋诗人的作品中实在是太多。

在大量的先锋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语言自身执著的探寻精神和超凡的创造才能。但当这样的言说方式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种语势套路的时候，“对语言的挣脱”的努力便在实际上走向它的反面，当他们一味沉入这种反复连绵的语势并自得于这种“挣脱”过程时，写作也可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耽溺于言说过程中的机智，情感的倾诉便成了一种花哨的语言表演。

唯语言论情结的另一个悖论，表现在语词运用和语感的单一化、趋同化和“流行病化”上。海德格尔曾专门论述过“大地”和“神殿”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大地是万有的源泉和存在的寓所，万物对大地都有一种“归属性”，“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自足的仪态和自我归闭……它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将自己揭示出来”。而“神殿”作为一种“场所”对艺术作品的语境有一种“收集”作用，将作品收拢到它的神性之光的照耀之中。由于两者的作用，艺术作品便具有了一种“返回”本源和使存在“敞开”的神性。(36)而卡西尔更进一步指出了“神祇”与“语词”之间的关系。语词（逻各斯）为什么在语言中会具有某种“魔力”，那就是因为言说者汲取了“神的存在和意志的力量”，因为“神名似乎才是效能的真正源泉”(37)。在海子的诗中曾大量出现关于自然本源事物（如草原、雪山、水、岩石、鲜花、星辰）的大量语象，这类词语的确具有神奇的力量，它们使海子的作品充满原创色彩、神秘气息的超越的魅力，体现了所谓“神的在场”的语言、语境、语意所带来的神奇的激活作用。这一语言的“魔法”当然也为许多诗歌写作者所发现和模仿。因此，在一度时间里，我们看见了所谓“新乡土诗”中“麦子”、“女神”、“火焰”、“村庄”、“庄稼”、“家园”、“洪水”等词语的蜂拥泛滥。这其中许多质量平庸的作品的作者并没有意识到，在通往存在彼岸的界河中，仅仅有这些散落的沙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诗人必须有超越存在者——即世界表象——而逼近世界本源的体验力，这才是真正的桥梁，仅靠词语本身并不能最后形成神圣和超迈的语境。另一方面，由于众多后起的先锋诗人对海子，对存在主义哲学观、语言观的认同，也导致了他们在表达上的互相模仿与个性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