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兴起的先锋小说运动，一方面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情状、人性境遇给予深切关注。对这批作家来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题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思想与哲学诉求，同时他们也不像稍早前的“新潮小说”与“寻根小说”的大部分作家那样，热衷于宏大的文化隐喻、生命主题与历史诗情，在艺术格调上也不再迷恋庄严崇高与抒情风格，而是将冷峻尖锐的笔触直接指向了世俗生存中的个人，指向他们凡庸、焦虑、充满苦恼的内心生活，试图揭开他们生命本身的黑暗、恐惧、荒谬与荒凉。由此，先锋小说的另一种典范的主题形态诞生了：这就是表现存在者的意义悬置、生存诘问、人性困境及其意识黑暗等复杂精神指向的书写。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巨大的转折，是因为整个文化背景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在80年代后期，大众与商业文化的发育使原有的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不再那么纯净，个人的生存问题开始在重大的社会问题的遮掩中得以上升，探索这些问题成为非常迫切和新鲜的人性与哲学命题；另一方面，经历了70年代末以来近十年“宏伟主题叙事”的疲惫之后，某种热情的衰退，也使作家转而更倾向于以“个人”为本位进行更为冷态的生存追问；第三，更重要的是，由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焦虑”情结所决定的一种“唯新论”逻辑，正在促使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思潮出现整体的转型，换言之，原有的启蒙主义价值体系正在受到存在主义的怀疑、诘问和挑战，尽管从社会情绪和公众心理的角度看，启蒙主义的热情仍然高涨，但一批青年作家则以其“先锋”的姿态，先行一步而楔入了存在主义主题写作。文化精神上的某种“超前”，正是这些作家在他们初出茅庐时令人感到陌生而新奇、并被比附于西方现代小说而名之以“先锋小说”的原因。

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缘起，从1985年残雪等人的小说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主题的萌芽了，在她当时为数不多却独树一帜的作品中，生存的焦虑、恐惧，人与人之间的猜忌、窥视、居心叵测的算计，人对环境的倍感压抑，人的弱小、变态、苦闷等，都曾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在《山上的小屋》这篇不及三千字的短篇中，残雪描写了一个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心灵隐私权利、周围环绕着可怖的狼嗥的家庭，“我”在恐惧和焦虑中渴望能有一座可供独居的“山上的小屋”，因为母亲和家人“总是趁我不在时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她总是“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每次她盯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父亲盯“我”的眼神也让“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在这样的环境里，主人公总希望能逃出去，但逃往何处呢？那座幻觉中搭建在山上的小木屋中也“有一个人蹲在那里面，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那是熬夜的结果”。生存的环境已经注定是像地狱一样拥挤、黑暗、阴森和压抑，“我”同样也对父母构成了侵害，弄出的响声和房间中的光亮总是令他们失眠，父亲甚至为此还“动过自杀的念头”。最后，当我爬上山去的时候，却“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

这是一篇整体上充满卡夫卡式的“寓言”意味的小说，“抽屉”象征着个人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它“永远也理不清”；“山上的小屋”则意味着人的理想中独立的存在空间，但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在幻觉中出现，它也早已属于他人了，且他人在其中也并不幸福。这个拥挤、冷酷和充满猜忌的“家庭”，实则是现实中人的生存空间与存在状况的生动写照，其中充满着萨特式的焦虑与“恶心”，传统的宗法温情、现代的家庭伦理、人伦中永恒的亲和力与博爱……在这里全然不见了，而“他人即地狱”的冷酷预言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这种无望与荒谬的生存中，任何试图“清理”和“走出”的努力都如加缪笔下的西绪弗斯一样，陷于妄想和徒劳。

这很像是萨特在评述法国的“新小说”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的《一个陌生人的肖像》时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它的笔法完全基于“一种虚构”，“她描绘了一个狂热的业余侦探，他对两个普通人——一个老父亲和一个不太年轻的女儿——着了迷，窥伺他们，跟踪他们，有时通过一种思维逻辑的方式远远地揣度他们，但对他要寻找什么和他们是什么人却始终不甚了然”。“这个灵魂的侦探在‘外面’撞上了这些‘巨大的食粪虫’的甲壳，隐隐约约感到了‘内心’却永远也碰不到它……”(38)在残雪的所有小说中，我们都会看到类似于萨洛特的这种“把满身流着黏液的、由于一种形象的巫术般的效力而几乎没有碰过的魔鬼交给了我们”(39)的叙述主题与风格。萨特所称赏的萨洛特式的“致力于描绘不真实这个令人安心和荒凉的世界”，以及“完善了一种在心理学之外而能在人的存在本身之中触及他的现实性的技巧”(40)，在残雪的小说中我们似乎同样能够看到。

在1985年出现的另外几篇“仿嬉皮士”小说中，似乎也可以看到某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存在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极端化强调，在西方曾导致出现了现代颓废主义的“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等文学现象，而1985年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小说中，就明显地带有这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在个人主义的价值坐标中，所有的传统价值都受到了嘲弄和怀疑。

马原等人最早只关注于小说形式的实验，但其稍后的作品中关于人的存在及其行为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命题的探求，便透示出一缕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如《虚构》等。这篇小说亦可谓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和存在情状的一个寓言，健康的人和麻风病人之间、真实和虚构之间、美丽与丑陋之间、欢愉与恐怖之间、存在和不存在之间，似乎并无一步之遥，它们本身就纠缠于一起，无法被证实和证伪。

这样看来，存在主义的主题或者要素在“先锋小说”之前的“新潮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普遍认为现代主义小说中都具有存在主义的主题或者影响，“一方面，‘存在主义’这个词指的是某些文学作品的内容”，“另一方面，实际上几乎所有现代文学都越来越走向探讨人的存有，而不是说明人的生活”，“卡夫卡或贝克特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是他们同萨特都是从同一根源出发探索的……要是把《恶心》这样一部作品同卡夫卡或贝克特的小说创作作一对比，事情就很清楚，本体论的想象比存在主义的论辩对文学创作更为适宜”(41)。也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小说的主题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形象与想象的方式对现代人关于存在的观念进行表现，它本身就孕育着更为形象和直观的存在主义哲学。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的理论家看来就不只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国内的学者也持相似的看法，如在80年代最早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袁可嘉就曾指出，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后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派文学的新品种”，“在战后的悲观气氛中占领了文学舞台的中心地位。荒诞派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虽然各有特点，却无不带有存在主义的烙印”(42)。同样，在1985年前后中国的现代主义小说运动中，存在主义哲学主题的萌芽和出现也势出必然。

然而毕竟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学思潮与运动，还强烈地体现着启蒙主义的激情与改造社会的文化精神，因而某种关于存在的悲凉诘问与个人体验就无法上升为主导性的文化潮流。只有到了1987年以后的先锋小说作家那里，关于“存在的思考”才成为一个自觉和适宜的主题。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来看，也只有到这时期，富有极端个人主义色彩、非理性的悲剧倾向、反主流价值的文化精神的存在主义才能被容许在文学主题中“正面”出现，并被予以认真的关注和探讨。

总体上看，先锋小说的一个根本性特点，是将此前的重大的“群体性叙事”——如“寻根”文化叙事——转换成了细微的“个人性叙事”，即使是写“历史”，也是一种个人化和心灵化了的历史。它以鲜明的个人化的叙事方式关注着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生存状况与活动，仅从这点上看，就注定了主题的转向和同存在主义观念的暗合，这也正像西方学者对存在主义特征的阐述，“由于存在主义之强调个体，强调自由主体，所以，存在主义也是对现代文明中把个体转变为像纳税人、投票者、公仆、工程师、工会会员等社会机能或许多机能之一般趋势的反抗……可以说，它代表了自由人对集体或任何非个人化趋势之反抗的重新肯定。”(43)对个人化与个性化叙事，以及以个体生存、心灵与命运为自足叙事内容的先锋小说，因而也孕育着一种内在的存在主义主题倾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或许就很难在先锋小说中概括出一种或几种“主题类型”，因为事实上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复杂矛盾和自我悖反的。先锋小说主题与叙事的个人化倾向也注定了我们只能对他们进行单个的评述。

首先应当提及的作家是余华。在所有的先锋小说作家中，余华应算是在主题与叙事上都最为“冷酷”的一个。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在一篇《自传》中他写道，他的童年记忆是从浙江海盐县的医院生活开始的，在那里，他过早地熟知了“死亡”，做外科医生的父亲总是满身血迹地穿梭于病房、手术室和家中。读小学四年级时，他的家就住在医院太平间的对面，“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对死亡的好奇使他常常发生对这个特殊处所的观察兴趣，他写道：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火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周围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总是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44)。

这样的一种童年经历与记忆，自然使余华过早地陷入了关于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的疑惑与思考，他在白天进入太平间乘凉的“大胆”和夜间的“恐惧”，是一个少年关于死亡经验与想象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种复杂的经验与想象作为余华平生最深刻的生命经历，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1991）中得到了完整的表现。它以一个对童年生活进行追忆和重新梳理的视角，反复地书写了关于时间、生命、性意识、死亡这一类具有生存本质意味的主题，尤其是他在多处，大段地以一个少年的体验视角，正面地描写关于死亡的印象和“死亡降临”时的恐惧。在这里，儿童因为其距离死亡的遥远反而更能激起对死亡的大胆寻索，成年人就往往出于恐惧而回避之。因此，小说中对死亡的描写尤其充满了精神的历险性和感受的深度。如小说先后写到了陌生人的死、弟弟的死、小朋友的死、外祖父和祖父的死等，而每次目睹死亡的景象都使主人公“我”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启示，引发其思考。在小说的开头，余华就重温了他类似于在《自传》中所提到过的童年的那种关于死亡的经验：“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接下来是这样意味深长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