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上，女作家斯妤的名字是和她在散文领域里的探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90年代“新散文”潮流的主力，她的那些以对生存以及永恒等带有终极意味的形而上问题的哲学追问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散文不仅彻底改写和颠覆了“散文”在读者审美经验中仅仅言说“抒情写意”等话语的“轻文体”形象，极大地提升了当代散文的品位，而且也根本改变了散文在新时期文学格局中一直游离于文学探索边缘的尴尬局面，直接在主题和话语层面上接续和呼应了发生于小说领域的文学革命。而这也许正是斯妤这两年来能迅速以自己“喷发”式的“新小说”创作轰动文坛的一个文学背景。当《故事》《梗概》《红粉》《风景》《梦非梦》《线》《一天》《出售哈欠的女人》等小说在两年的时间里纷纷走进我们的阅读视野时，任何意义上的对于“小说家”斯妤的忽略都变得不可饶恕。不管斯妤是不是在有意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散文家的形象，但至少“小说家”斯妤可以脱离“散文家”斯妤而照样光彩夺目。自然，她小说文本的话语价值也无须在“散文”文本的参照中被发现，事实上，斯妤和她的小说已经作为一种崭新的话语可能构成了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许多评论者都承认斯妤的小说贡献了当前文学一种“新素质”，但要准确阐述这种“新素质”的内涵又似乎充满了困难。这不止因为对于斯妤来说，其对小说的探索正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未完成状态，她的“新素质”是流动、发展的而不是凝固、静止的，还因为对批评者来说，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从被发现到被认同再到准确地被命名和言说，其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批评界对于斯妤突然在小说领域里冲锋陷阵一度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在我的理解中，斯妤的“新素质”首先就在于她那种“遥望废墟中的家园”的伤感而抒情的写作姿态，对这种姿态的有效体认和阐释将是我们真正走入斯妤小说世界的必然路径。

一

迄今为止，斯妤的所有小说似乎都植根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废墟”情结，对于现实生存的拆碎、瓦解和抵抗构成了贯穿于她全部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在斯妤的小说向我们展现的现实碎片中，“生存的荒诞”也可以说是唯一可以捕捉的意象。对于“荒诞”的感受、体验和书写构成了斯妤当下写作的一个特殊视角。通过对于“荒诞”的体认与想象，斯妤有效地拆除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基地，从而赋予了她的小说文本一种独特的涵蕴指向和价值形态。某种意义上，她笔下纷繁的人生画面、错综的故事线索以及哲学化的生存思索都只有统一在“荒诞”这个主导话语之下才会获得各自的阐释可能。

考察斯妤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斯妤笔下的荒诞首先是与呈现在她小说中的破碎的世界图式紧紧勾连在一起的。《蜈蚣》中的下乡女知青司徒为了既逃避吞下成为“摇摇夫人”的苦果，又不担当对抗“扎根”号召的罪名，而不得不选择死人作为自己丈夫的困窘和尴尬，与“我”最终选择和“四脚蛇”结婚的大义凛然式的果断互相对应，共同书写和凸现了一个特定时代和一种特定历史境遇里生存世界的整体荒诞性。主人公个体生命的残缺和破碎无疑只是那种弥漫性的世界坍塌图像的荒诞投影。《寻访乔里亚》中乔里亚的不幸命运以及《斑驳》中安宝、蔡高、玫珍、锦云姐妹等的破败生命轨迹也都是“文革”这个荒诞的历史背景里的一个个小小水花。生命个体无法选择世界，但世界却武断地主宰着生命个体，这也许就是这些人物生存现实中所遭遇的最大荒诞。同样，在《走向无人之境》和《出售哈欠的女人》中主人公荒诞的人生选择和荒诞的生存境遇，自然也正是植根在商业社会和都市文明畸形联姻后秩序崩毁、价值失落这样一种荒诞的世界图式之中的。

其次，在斯妤这里荒诞还更多表现为一种心理感受。斯妤擅长在女性的生存体验和心灵幻想中描绘那种困扰现代人的荒诞意识，这使她的小说对于“荒诞”的造型具有独特的形而上色彩和心理深度。显然，斯妤认同萨特在他的《恶心》、加缪在他的《鼠疫》等小说中对于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的表现与阐释。在她的小说里她特别挖掘的就是“荒诞”带给现代人的那种无法逃避的“恶心感”和“吞噬感”。而通过“荒诞”的心理化呈现，斯妤对于生存和荒诞的追问最终就落实到这样一个共识之上，即荒诞的可怕不在于它作为一种强迫性的命运对于个体现实生存的摧毁，而在于它作为一种压迫性力量对于人的精神、心理、态度、意识等的扭曲与摧残。《走向无人之境》中主人公辛亚偏执、荒唐近乎变态的人生态度以及对于编辑部、对于社会、对于家庭的荒诞体验无疑有着她的“黑色童年”情结的影响。《梦非梦》中聂心对于“办公室压抑”的恐惧、焦虑与变态抗拒也有着更为现实的心理内涵。她的噩梦、她的借气功意念杀人以及她最后的走向疯狂都典型地凸现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性。此外，《一天》中黎明女士与其情人因偶然错位而产生的荒诞境遇以及《风景》中“我”变成一个热水袋的荒诞梦境也都是现实生存压迫、窒息主人公精神和心灵的感觉化呈现。可以说，荒诞的精神化、感觉化和心理化正是斯妤小说表现现代人生存困境时的一种基本范式和特定视角。

我们发现，斯妤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与现实环境有一种疏离甚至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荒诞感得以滋生的温床。无论是《寻访乔里亚》中的乔里亚、《故事》中的安力，还是《走向无人之境》中的辛亚、《红粉》中的陆雨凝，抑或《梗概》中的“我”、《梦非梦》中的聂心、《出售哈欠的女人》中的“美友”等，主人公几乎都处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自我与现实的冲突以及自我对于现实的恐惧、憎恶、逃避构成了他们基本的生存感受和心理矛盾。借助这种关系，斯妤一方面表达了对于“现实压抑人”这一现代主义命题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更对于生存个体本身的心理病态和人性畸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斯妤在她的题为《裂变与再生》的创作谈中曾说：“我发现自己更愿意放过表面的生存，而致力于捕捉其内在的、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我也发现自己对于人的情感方式不再那么兴趣盎然了，而更乐意发掘人性的纷繁复杂、诡谲莫测。”[1]而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对于“人性”内涵的反复挖掘也正是斯妤小说主题深刻性的一个潜在根源。在《出售哈欠的女人》中上演的那个荒诞剧背后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人性被权势、欲望、金钱等扭曲变形的恐怖画面，而在《寻访乔里亚》《走向无人之境》《故事》等小说中作家对于人性的审视和批判同样使人感到触目惊心。《故事》通过安力和女儿星光度假时的奇特经历把两代人的生存焦虑和一个历史的疑案勾连在一起，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展现了人性的可怕一面以及世界破碎后的心理景象。短篇小说《线》则以鲍一鸣的阴毒、凶狠的面貌与她两面三刀的丑陋心理和变态人性的统一展示了生存的荒诞与黑暗。某种意义上，她本身不但已经溶化于生存荒诞性之中成为荒诞生存的有机体，而且事实上构成了对于主人公“我”、对于世界的一种可怕的压迫力量。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所产生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恶心感”事实上也正导源于对她的心理和人性的恐惧与厌恶。

显然，在斯妤这里，“荒诞”对于生存和对于世界的毁灭性是双重的：它既摧毁了人类的现实世界，更毁灭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它既打碎了人类的现实家园，更轰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也使得“溃败的家园”成了她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意象，它构成了斯妤小说精神追求的一个艺术起点。

然而，斯妤对于荒诞的体验和书写、对于溃败家园的凝视却并不是为了表达对于生存的绝望和逃避，相反她所热衷表达的正是人类在家园“废墟”上对于精神家园的坚定遥望。荒诞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它最终唤起的只是人对于荒诞、对于现实、对于废墟的拒绝、否定和击穿。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否定之声也正是斯妤小说的一个贯穿的精神线索，它引导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走进她的文本世界并获得一种崭新的理解。而具体考察斯妤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在她的文本世界内，人对于现实的“抵抗”又呈现为两种基本方式和形态。

其一，现实的反抗。在斯妤的小说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主人公反抗世俗压迫的苦闷、焦虑和急切，他们在现实的生存之网中左冲右突，茫然地寻找着维护自我并突入精神家园的路径。只可惜他们在黑暗中对于光明的寻找却常常以沉入更深的黑暗而告终，这使得斯妤的小说总是不自觉地带有某种悲剧感。《斑驳》中余牧师为在“文革”中保住“家园”以女儿嫁支书，却更迅速地招致“家”的毁灭，并把两个女儿锦云姐妹的生活道路彻底颠覆了。《寻访乔里亚》中的乔里亚由于经受了友情和亲情的背叛、性侵犯等现实的打击而走上了变态的复仇之路，她的以恶抗恶和以毒攻毒不但没能真正拯救自己的灵魂，相反却以自己的双手泯灭了自己的人性，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她对于现实的超越却以对于“地狱”的沉入而结束，这样的悲剧实在不能不让人为之黯然神伤。《走向无人之境》中的辛亚对于世界的反抗虽然表面上看是卓有成效的，她不但很快在出版社有了靠山，而且很快在诗歌界崭露头角，而在情场争斗和办公室角力中她也似乎占了上风，但她这种对于现实世界“无人之境”的获得却是以出卖自己的女性身体为前提、以自我人性的丧失和内在心灵的扭曲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于现实的变态抗拒仍然是失败的，“无人之境”非但未能赋予她心灵的光明，反而使她心理的黑暗越来越沉重了。而《梦非梦》中的聂心对于现实压迫的反抗同样没能减轻她的心理忧虑，她的借气功意念杀人之举伤害的不是她的“敌人”而恰恰是她自己，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她已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

其二，幻想的反抗。现实是如此恐怖，也是如此强大，它总是把主人公们反抗它的努力轻易地就打得粉碎。斯妤显然不愿意让她的主人公就这样束手无策地为现实所吞噬，于是“幻想”的莅临就几乎是必然的了。对于斯妤的当下小说写作而言，以“幻想”的方式抗击世俗无疑是她的一种基本艺术策略。这不仅决定了她的小说具有那种与生倶来的“幻想”结构形态，而且“幻想”还成了她赋予主人公们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某种意义上，对于“幻想”的热情和偏爱也已经成了斯妤本人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生命方式和小说方式。在一篇文学访谈中斯妤就曾明确说过：“文学家有时是为人提供梦幻——一种观照现实的东西。”[2]如果说在言说“荒诞”时斯妤向我们展示的更多是一种家园和世界被毁的黑暗景象的话，那么当我们面对斯妤小说中的“幻想”景象时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又似乎在小说深处矗立起来了。《故事》中星光对于梦游的痴迷和对于玩具女娃娃的倾诉与倾听无疑是“幻想”化的，但这种幻想却有效地消解了星光由对于妈妈的暴怒脾气的害怕而产生的生存恐惧。这里，星光的梦游可以说已初步传达出了与人类现实生存世界相对峙的彼岸精神家园的遥远而模糊的信息。《红粉》中主人公陆雨凝化名“红粉”后以其绰约的风姿、非凡的才华对男人世界和文学世界作了双重嘲弄。她的飘忽的行踪、乖戾的行为方式都构成了对于现实的对峙，而她最后的神秘失踪和销声匿迹则更是把自我对现实的鄙弃和拒绝态度隐喻化地凸现在小说中，虽然作家在小说结尾处告诉读者“我”、陆雨凝、“红粉”其实是一个人，小说中的故事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梦境，而也正是在这种梦幻状态中主人公对于自我的坚守、对于自由生命方式的向往、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望最终粉碎了“世界之夜”的黑暗和现实生存的泥泞。斯妤也借此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幻想”对于自我的精神拯救功能和对于现实的超越与穿透功能。而《梗概》和《出售哈欠的女人》中的“幻想”则以一种荒诞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以荒诞的方式对抗荒诞”的奇特构思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斯妤小说的特殊魅力之所在。前者通过一个“幽默大师”的日常现身，把“幻想”对于现实的拯救功能具体化了。“幽默大师”不仅帮“我”表妹巧妙地离了婚，还治好了“我”大哥的懦弱性格，帮女儿惩罚了班上的调皮学生。“幽默大师”完全超越于现实之上，他对于现实的透视和把握能力可以说正是主人公“以精神超越世界”的生存理想的一个生动落实，难怪小说中的“我”要把重建家园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后者中的“出售哈欠的女人”同样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形象，在城市的污泥浊水中她既感到茫然又感到不屑一顾。她心甘情愿地被“鬼男人”利用不是说明了她的愚昧而是说明了她的不屑。她设计卖了“鬼男人”和自己进入官场和商场的举动就以她的“能力”和“智谋”给了狂妄的现代人一个深刻的嘲弄和教训。只不过，拒绝城市、拒绝世俗甚至拒绝与人交往是她的本性使然，她最终取回自己的“哈欠”义无反顾地远离城市的行为正是对她的自我和自由的一种捍卫。她是一束火炬，既照亮了她自身，也洞穿了现实的丑恶和黑暗。她的“哈欠”状态不仅是她无视世俗的一种象征，还正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一种精神的自由化状态和一种生存的澄明与敞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