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我们对《东八时区》性爱描写的分析中我们时常会和死亡的话题不期而遇。虽然我们反复强调了性爱在小说中的中心位置，但性爱无法绕开死亡而直接奔赴主题。显然，无论在作家的意识中还是小说的涵义空间里性爱和死亡都是一对相辅相成的互补视角。如果说性爱旨在激活生命能力的话，死亡则重在审视生命衰竭；如果说性爱描绘的是生命的形而下的状态，那么死亡则更关心生命的形而上意义；如果说性爱对生命的阐释具有世俗的性质，那么，死亡则提供了一种关于生命超越的超验的视角。海德格尔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在任何一个生命的时刻，我们都走向死亡，死亡其实就是生命的一种特殊形态。生命和死亡只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在其形而上意义上，两者属于同一个哲学的问题。对于洪峰来说，它以《东八时区》来完成的对生命的一种构想和对生命的一种想象，本质上正是基于生命意识中性爱冲动和死亡恐惧的相互缠绕，而死亡的宿命性更是直接决定了人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洪峰总是富有创造性地将他的主人公设置到一个个特殊的情境里，让他们孤独地面对自己生命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这时候，死亡既是被动的宿命，又是主动的选择，既是人生的沉沦，又是人生的超脱。它已经没有了通常我们所感触到的严峻、悲哀，而是作为一个起点、一种参照、一种尺度在小说的审美观照中导演着生命的戏剧。当我们具体考察小说所呈示的各种死亡形态时，我们又发现了死亡和性爱无法割裂的紧密关系：死亡是性爱的结果，性爱是死亡的原因。正如卢小兵所说，他们家有自杀的遗传，王路敏、卢小红、朱力乃至卢小兵自己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性爱而自杀过。虽然，卢小红和王路敏的自杀是对特殊时代的一种抗议，但同时更是对自身性爱前景的绝望。这种绝望也直接导致了卢小兵和朱力的蹈海自杀，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抗拒生命的诱惑，但如果没有获得拯救，他们精神的死亡则无以挽回。还是让我们循着洪峰的视角来具体剖视一下他对人类现实生存处境和永恒归宿间无法克服的矛盾的解释以及《东八时区》呈示的两种死亡形态吧。

其一，虽死犹生。这里涉及的是精神和肉体的二律背反，以及生命极限和灵魂永恒之间的辩证关系。卢振庭夫妇是小说时空中最遥远的一次死亡，然而他们殉情的惨烈和悲壮却一直作为一种笼罩性的精神氛围笼罩在小说的时空中，几十年后卢景林还梦想着能为父母平反，他大学毕业后到岫岩工作其最隐秘的愿望也是为了探访祖父的事迹。在李龙岗、七师哥等老人的记忆里祖父母更是神圣得不容玷污，一谈起他们就会止不住的热泪盈眶。而卢小兵则更是以祖父作为自己第一本书的主人公，她所努力的正是从精神和文字上复活祖父和家族的英雄历史。在这种死亡形态中王路敏的自杀更具有典型意义。在王路敏决心把卢景林完整地还给姐姐之后，她的心其实早已经死了。她的政治狂热其实正是转嫁痛苦的一种方式。老刘头对她的强奸和虐待只不过现实地坚决了她赴死的决心，她的自杀一方面维护了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捍卫心灵中的那块性爱的圣土，她试图以死完成的是那段生命辉煌的永恒。小说最后魏迪临死前寄给卢小兵关于王路敏仍然活着的信，正是暗示了性爱超越死亡的象征主题。

其二，虽生犹死。这是一种相反的死亡形态，是一种精神泯灭的本质死亡。朱力被战争剥夺了男人的功能，生命理想的幻灭和心灵的空虚绝望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人生折磨了，他的犯罪正是对自我的一种虚妄的证明，是对人生的绝望而悲凉的嘲讽。对于他来说，死亡只是一种仪式，他是如此坦然如此平静地面对最后的枪声，因为这枪声正是他在离开战场之后就一直期待着的。李尔刚在性爱挫折和政治失意的双重打击下，终于变成了一个在大街上强奸老婆的疯子，他那像女人一样的嗓音在小说中响起时不由得令人不寒而栗。与他相似，苗人凤脆弱的心理经不住政治挫折的打击，以一种畸形的性爱心态陶醉于女人般的寻死觅活和阿Q式的精神妄想中，他事实上已成了一堆毫无生命价值的行尸走肉。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意味着一种死亡，一种生命的蒸发。怎么才能超度自身呢？

显然，对于洪峰来说死亡既是人类孤独境界的体现，同时也是摆脱孤独境地的唯一方式。正如莎士比亚在《俄狄浦斯王》中所说：“在还没有跨越生命的大限之前，在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比的空间之中，在这种空间中他的存在似乎处在一种孤独的尽头。他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所包围，被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和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所包围。人的孤独是终极的，近乎命定的。因此，超越孤独则是人类近乎西绪弗斯般努力的最深动力。因而宗教、政治、哲理、爱情、死亡等正成了超越孤独、超越死亡自身而步入永恒的台阶。确实，在《东八时区》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人生失落以及对失落和孤独的恐惧，但我们却很少能看到主人公的死亡恐惧，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死亡形态中主人公面对死亡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宁静，尤其是相对于小说中对于性爱追求的躁狂，这份宁静就更为触目惊心。在小说中即使是偶然的或意外的死亡也被赋予一种拯救和解脱的功能。魏迪死了，他可以抹去情感和理智的痛苦，不必为妻子和情人的矛盾而困惑，也彻底解脱了心灵深处对妻子的原罪感和负疚；二太太死了，她终于可以不再为子女操心，不再为老头子和老三的重修旧好感到痛苦；卢景林也倒下了，许多年来的忏悔与思念，冲动与压抑再也不能折磨他的生命，他终于可以放弃他的责任和义务自由地去追逐他的情人和实现那遥远的“俄罗斯梦想”了，倒地而死是一种多么及时的拯救啊！

我们发现，洪峰的《东八时区》正是洪峰亲自驾驭的生命之筏，它从性爱之河中漂流而来，却不得不停泊在死亡的港湾，超越人类悖论本性和生存困境的路途依然是“生死两茫茫”。洪峰挥动着性爱和死亡的双桨，建构的却终究是含混的生命。那么，生命之筏又将如何远航？

三

当我试图具体地分析《东八时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魅力时，我终于不得不再次捡起关于叙述的话题，尽管前文我曾经说过《东八时区》有非常朴素的叙述形态。而且，我发现正是这种对于洪峰来说前所未有的朴素孕育了触目惊心的叙述变幻和美学新质。洪峰其实正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表面复归完成了一场叙述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对于洪峰本人而且对于新潮小说群落都具有拯救和启示意义。《东八时区》是一部典型的复调小说，“复调”式的叙述改造了新潮文本的晦涩特征，而创造了一种具有复合特征和可接受性的叙述风格。照巴赫金的说法，复调小说具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1）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作者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2）复调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情节、人物命运、人物性格而在于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3）复调小说没有作者的统一意识，它是由不相混合的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对话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以及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在这类小说中被高度重视。而对于《东八时区》来说，其鲜明的“复调”特征首先体现在小说叙述人的设置上。洪峰放弃了曾经使中国当代文学天翻地覆而他自己亦情有独钟的第一人称叙事，采用了被新潮作家视为落后技巧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叙述者潜隐于小说的故事和主人公后面，消泯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主观倾向和个体价值评判，而是以叙述的方式全方位地呈现人生。叙述者从未在小说中露面，但却对故事和小说有一种先知般的超越地位，而叙述语言就具有了一种预言性，像“卢小兵一直熟悉那种气味，1989年初夏卢小兵再一次从自己的呼吸中嗅到了十二年前的那种气味，卢小兵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在降临人世的瞬间就已经被规定，她应该对命运表现出尊重”，“后来，副区长毁在邓婕婕手上”，“王家姐妹、除了小妹王路敏，其他三个都领导了自己的婚姻革命。从九十年代的角度看问题，王路遥的革命最浪漫和艰苦卓绝”，“如果不是在1983年春节突然见到卢小杉、朱力真以为自己的思想中不再有20岁前的记忆”这类叙述语式可以说镶嵌在小说的各种情节故事的转捩处，从而以语言的方式控制着小说时空的切换。同时，由于小说叙述人的幕后性质，他就具备了自由出入主人公的内外和故事内外的艺术能力，可以对小说中众多主人公作视角归附，因而小说就提供了众多主人公赤裸裸的灵魂和精神状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会把卢小兵误解为小说的叙述人，小说从她的出生写起，又是在关于她的不幸命运中结束，祖父的故事也似乎是她所寻访出的，但“爷爷和奶奶，对她说来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她没办法把时间和两个老人联系起来，她甚至从来不曾被他们的故事真正激动过，就如同看一幕失声的电影，一切都有点荒诞不经，一切都可以随你的心意去解释”，“历史对她说来总有点含含糊糊，时间在她短促的记忆中无法与半个多世纪前的人物和事件结合起来。卢小兵经常在最需要想象和虚构的地方陷入困境，文学中的真实二字搞得未来的小说家对已经占有的材料没有信心”。因此，她其实终究也只能发出她自己的“声音”，她对于别人的故事并没有发言权。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这部小说具有一种多声部的合唱性质：各种生命和性爱形态彼此没有价值上的评判关系，而只有平等的对比性的对话互补关系。各个主人公正是以各自独立的“思想”“声音”和“态度”与作者、叙述者进行着自由的对话，并进而交织成一曲关于生命存在的大合奏。

其次，《东八时区》的“复调”特征也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上。这部小说无论人物关系、故事线索，还是情节演进都遵循一种“对位”原则，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对话精神的复式结构。家族是一个重要的结构要素。正如前文我曾说过的，家族的框架正是小说中众多性爱形态和生命故事的展开背景，而两个家族在小说中也处于一种对比关系之中，当王路遥和卢景林结婚后，两个家族的对话关系不仅彻底完成了，而且事实上已经合二为一了。此外，家族在小说中也具有象征意义，家族的历史正是整个中华民族一段历史的见证和象征，家族隐喻般地存在于小说的时空中，成为小说具体人生形态之上的一股笼罩性的精神氛围。象征是一座桥梁，借助于它小说完成了家族与家族，家族与时代、家族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并从而使各个分散的小说单元和意义群落有了结构性的关系。而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要素则是时间。作家在《东八时区》中对时间的兴趣浓烈得近乎反常，以至于读者对小说中的每一个关于时间的细节都不敢不深长思之。小说标题“东八时区”无疑是一种提醒，它对于中国这个文化国度的特殊象征意义要通过时间的敏感来体现，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作家放弃传统的意象性象征方式正是为了制造小说总体上的时间氛围。而在小说展开过程中，像“1957年初秋，卢景林和王路遥开始帮助王路玲筹措婚事”，“1948年冬天，王路琴19岁”，“卢小兵的爷爷死于1947年冬天”，“1991年夏天，卢小兵和那个男人经过一番从精神到肉体的较量”这样直接的纪实性的时间记载方式可以说比比皆是，作家通过时间的纪实作为联结三代人不同时间段内的生命故事的结构枢纽，一个个的具体时间跳跃在小说中串联起众多人物和故事，使得《东八时区》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互相交织，并以共时态的方式自由呈现在小说的叙述空间中，从而有了电影蒙太奇的闪回效果。这样，家族线索和时间线索互相推进并互相对话，共同完成了《东八时区》复杂的结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