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洪峰在90年代中国新潮小说复兴大典中再度登场时，他面目全非的小说形象多少有点令人不知所措。那个曾经无动于衷的“超人”洪峰现在也浪漫地感伤起来了；那个沉迷于技术操作和形式游戏的洪峰居然也开始思索和重建具有世俗意味的小说主题了；那个一度佶屈聱牙的洪峰，竟然也能平易近人了……对比于《极地之侧》时代，洪峰的如此“蜕变”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在《东八时区》中，洪峰的大相径庭的小说方式还具有朦胧色彩无法确定的话，那么当其第二部长篇小说《和平年代》在1993年第4期《花城》上面世时，这种蜕变就昭然若揭了。然而，我不同意把新潮作家从极端化的形式实验领域撤退视为先锋性的丧失，我认为新潮作家从纯技术主义的小说泥淖中抽身而出正是他们艺术成熟的表现。我承认新潮小说内部四分五裂的分化已经无法挽回（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事实上也在为这种分化推波助澜），但这种分化并不预示新潮小说的灯残油尽，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以永远的探索为特征的先锋精神的发扬光大。它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是新潮小说多元化艺术格局的完成和多种艺术可能性的诞生。它试图确立的是矗立于反叛的小说态度和固定的形式探索之外的真正先锋性，最终颠覆的是长期以来对于新潮小说的含混理解和暧昧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和平年代》无疑以其主人公的故事和命运，以其关于“终结”和“开端”的神话，对新潮小说的命运进行了寓言式展示。也正是借助于整个新潮小说的理论背景，我们对《和平年代》的解读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一、遗弃者与被遗弃者：永远无法改写的人生境遇

《和平年代》的故事开始于一场遥远的遗弃。战地记者段方在朝鲜战场上被生命抛弃，而他的饮弹自尽创造了两个被遗弃者：没有父亲的儿子段援朝（段和平）和失去丈夫的妻子秦朗月。一个生命终结了，一个生命又开始了，这就是小说所呈示的最初的人生情境也是最终的人生情境，因为在小说的终局我们将看到：段和平的儿子段忘降生了，段和平却死了。这种生命的循环和悖论虽然令人心酸，却是无法逃避的人生真实。因此，遗弃与被遗弃可以说是贯穿《和平年代》的基本主题，它决定了小说人生的凄凉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故事所叙述的正是被遗弃者的心灵史和精神蒙难史。洪峰一方面继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对于生命的关注与热情，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对于人物精神生长痛苦的理解与同情。这使小说不仅贴近具体的历史真实，而且有了很强的世俗关怀的意味。就故事来说，小说主体是被遗弃者段和平的成长史和秦朗月的生命挣扎，但在主人公梦魇般的生存境遇里扑面而来的却是世俗化的历史和现实风景以及这些景象在心理记忆中的梦态呈现。显然，遗弃和被遗弃共同完成的是一种创伤性的人生遭遇和人生处境，置身于这种生命境遇中的人生是绝望和痛苦的，而突围而出的希望也终将是渺茫的。《和平年代》正是沿着两条线索来勾画段和平和秦朗月在悲剧性生存境遇中左冲右突的人生形象的。

其一，家庭。洪峰说：“在我的历史和道德观念中，家庭始终是左右世界变化的重要因素。我一直以为一个时代或者一种历史都能通过家庭的生活得到最具象的展示，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描述能力的作家总是些最特殊的人。”在《和平年代》中洪峰正是把主人公置于“家庭”这个特殊社会历史细胞内来表现的，“家庭”在小说中成了主人公生存的一种背景，而其支离破碎的残缺特征又在特定意义上成为主人公生存境遇的直接象征。对于由秦朗月和段援朝组成的这个两人家庭来说，父亲（丈夫）的缺席是一道浓重的阴影。寡妇门前是非多的伦理现实使母子二人都变得谨小慎微。在段援朝的童年意识里家庭意味着母爱的温暖，意味着一种生存庇护和慰藉，而在秦朗月那里，家庭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回忆和一种幻想。她努力保持着家庭的温馨色彩，并把对段方的怀念和爱全部倾注在段援朝身上。事实上真正属于秦朗月自己的生命只有53天，她本真的生命早已跟随段方漂流而去了。她此后的生命本质上说已经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恒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由一个少女通向老年的漫长人生之途中她不动声色地把一个少女的欲望压抑得了无痕迹，并平静如水地接受历史和命运的坎坷。一方面，她苦心经营着关于段方的英雄神话，拒绝一切男人对这个神圣家庭的介入；另一方面她又以自己坚韧不拔的生存态度掩饰了生活的虚幻性，从而培养了段援朝的生活信念。在她的努力下段方作为一个英雄神话不仅仅是虚设，更具有直接的现实力量，秦朗月和她的家庭小舟能平静地驶过历史的急流险滩，如果离开了段方的神庇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秦朗月虽然言语冒犯了“苏联老大哥”，但她也只是被补划为“右倾”，更重要的是她还能带着自己的完整家庭流放东北。这种待遇，她的好朋友曲亚眠就可望而不可即了。丈夫柳志国被专政，自己不堪羞辱跳崖弃世，孤零零的柳盼盼只能投奔千里之外的秦朗月。她唤起的只是秦朗月心底对于一个充满生机的活泼的家庭的七零八落的记忆。显然，当一个人被社会抛弃时，同时被绑赴刑场的还有一个家庭——一个生命的组合体。这也使得存在于人与社会之间的遗弃及被遗弃的灾难有了扩散性，一个人的悲剧由此演变成了一群人的悲剧。这样，小说也正借助于家庭对于时代和个体生命的双重意义，借助于家庭自身结构的风云变幻隐喻般地凸现了历史。

其二，性爱。性爱总是联系于家庭的，某种程度上说家庭正是以性爱作为结构轴心的，性爱与家庭正是一对具有互文性及逆向阐释性的主题词。洪峰是以其对生命和性爱的特殊敏感区别于其他新潮作家的，而事实上在《和平年代》中性爱也正是家庭之外通向小说主题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在性爱领域，洪峰驾轻就熟地把小说关于遗弃与被遗弃的主题作了生动的演示。占据《和平年代》中心的其实就是两代人的性爱命运。秦朗月的真正性爱生活不足两个月，然后弃妇的命运就降临了。在此后的生命中她与这段性爱的唯一联系就是段援朝，她大部分的生命时光都消耗在对这段性爱的怀想和美化中。可以说正是这种虚幻的性爱回想以及对段援朝“移情式”的爱支撑了她的一生。她时时刻刻都能意识到自己性爱的缺憾，但她时时刻刻都不愿承认这种事实，她其实最终完成的是一个关于永恒爱情的神话。某种程度上，她这种过于执着的性爱心理也给儿子段和平以潜在的影响。虽然在小说中秦朗月的性爱是作为一种背景一种过去的风景而存在的，但当其性爱转变为一种心理氛围时，其力量就远远突破了过去，以至我们在段和平不同的性爱故事背后总能读到秦朗月的声音。大致地说，段和平的性爱历程是以与五个女性的关系为标志的，即与夏小青朦胧的小学之恋，与柳盼盼的热恋，与李丽菲的短暂情恋，与王明英的私情，以及与刘明明的婚姻。除了王明英和刘明明在段和平的性爱生活中的出现具有重叠性之外，应该说段和平的性爱阶段性是很明显的，性爱串联起了他从小学到军旅再到大学以至生命终结的完整一生，并由此决定了他人生的基调和生命的形态。在段和平与性爱以及段和平与女人的关系中最基本的色彩仍然由遗弃的基色决定。段和平最深刻的一次恋爱发生在柳盼盼身上，而他被性爱遗弃的命运也正是由柳盼盼导演和执行的。柳盼盼的被逼发疯几乎彻底摧毁了段和平的生存信念与性爱激情。从此柳盼盼就成为一种梦魇般的黑云流动漂浮在段和平的性爱天空里，并实质上镶嵌在段和平的生存记忆里。正如秦朗月一生生活在对于段方的记忆与复制中一样，段和平的大半生其实也就活在对柳盼盼的回忆中。他不仅年复一年地坚持每周六去疯人院探视柳盼盼，而且在他心中柳盼盼也被神圣化，以至他从来也不愿向刘明明讲起。如果说他和秦朗月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沉浸于过往时光的方式不同：秦朗月为了自己的爱情神话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维持自己的“贞节”形象（她的车祸后匆忙出院在段和平看来就是为了避免闲话，而她的生命的过早终结也正潜隐于这次车祸中），段和平则在失去柳盼盼的爱情之后从心底里剥夺了自己再次获得性爱的权利，以一种虚无甚至放荡的态度缅怀过去的神圣。他甚至不顾刘明明晕倒在地，梦游般地坐上了王明英的摩托车，在疯狂的性发泄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刘明明身边。然而，即使与王明英做爱产生的也不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与留念。在他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希望在那种时刻死在王明英的身上，一种最具生命性的行为，其目的却在于生命的毁灭，这只能说明这段性爱激情在本质上仍然是虚假的。可以说，性爱构成了段和平人生的最大痛苦与悲剧，作为一个被性爱抛弃的人，他几乎全部生活在一种虚幻飘忽的想象世界里，生活在对生活的恐惧当中。他被性爱抛离了生命的轨道，而同时他又以自暴自弃造成了对别人生命的伤害。刘明明的性爱欢乐其实正是被段和平扼杀了。在这里，段和平作为一个被性爱遗弃者又完成了对性爱的遗弃，他以自己的悲剧完成了别人的悲剧。他曾经保证不让刘明明重复秦朗月的命运，然而当他终于从柳盼盼的阴影中渐渐走出，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对妻子的责任时，王明英又来宣告了他的死亡。他终于没能抗拒天意，在一个螺母的打击下命归黄泉，使刘明明和段忘作为被遗弃者的命运变成了现实。小说在它的终点又走向了它的起点，以人生的循环完成了小说的循环，以人生的悖论完成了小说的悖论。

我们发现，在《和平年代》中家庭和性爱各自以其悲剧性的景象展示了无激情生命的泥泞状态，在无法逃避的遗弃与被遗弃的宿命中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空内的压抑、萎缩，以及这种梦魇般存在的非本真性、虚拟性、假象性，从而引导小说之舟向人的精神世界远航。而在这个时刻小说的另一重主题降临了。

二、战争与政治：背离神话的历史宿命

当我们把《和平年代》关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一页掀开之后，一个横亘于小说世界内部深藏在人物精神宇宙中心的和平神话就展露在我们面前了。虽然对于人生来说，段和平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正是生活在思想中，通过思想获得了对梦魇状态的超越，也通过思想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激情。这样说来，他的人生遭遇既是他的不幸又是他的幸运。正是由于被父亲遗弃，以及家庭被社会遗弃，他获得了一种“多余人”的生存地位，由这种局外的生存，他失去的只是生命的自由，得到的却是思想的自由。因此，在段和平的成长史中，在他悲剧性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所感受到的其实只是他精神的变迁和成长，他的命运和生存体验全部外化为一种思想一种心理内容在小说中流淌。他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变化无定的时代和历史全部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他以自己单薄的生命承担着他其实难以承担的思想之重，这也许正是段和平的真正悲剧所在。然而，即使如此，他思想和精神的火光、他关注人类命运的真诚仍然照亮了小说中的人生泥泞之途，并赋予小说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