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在孤独“纪实”的背景上展开，它以现实的“纪实”作依凭，最终只是把现实中的线索经想象系统化、实体化了。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纪实”中被压抑的各种人生欲望的释放和实现，它是对“残缺”的修补和完善，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纪实”。因此，“虚构”总是联系着对人生残缺的一次次“发现”。

在“我”的生命中最大的残缺和遗憾莫过于祖先的迷失了，没有一个血脉相因的庞大家族历史以及没有一个祖先的神话传说，使“我”时常处于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无依无靠的孤独痛苦中。母亲所讲的现代新型童话虽然极富教育意义，却始终不能弥补没有家庭传说的遗憾以及由此带给“我”的巨大苦恼。甚至在“我”们眼中家族神话还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和神性的宗教意味，“现代童话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方式告诉人们，这世界是一个后天的充满选择性的世界，使人摒除崇高的观念。而家族传说超越了人们的认识，它将世界置于‘知’之上的渺茫境界之中，使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家族神话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我”是如此崇拜家族神话，以至把人生获救的希望都寄托在它上面，偏激地认为：“将无论哪个阶段的家族神话挽留了一点记忆，这样的家庭是了不起的家庭，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也证明他们的家族神话灿烂辉煌。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起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至于陷入彻底的迷茫。”但人仍然无法抗拒家族神话最后堕落的命运，这种堕落和变异也是种反讽式的“纪实”，它隐喻般地昭示了一种存在和一种文化的腐蚀力量与扭曲力量，“家族”神话在此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意味，好像滑稽戏一样。“祖先脱去了神圣的外衣……他们的骚扰总是以惩恶扬善为名，具有劝世的现实含义。他们失去了家族神话原来的崇高的精神领袖的作用，而总是介入具体的实事。这种家族神话的演化其实带有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它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文化面貌的转变。”另一方面，现实中“人无定居”的频繁迁址和搬家，不仅使人生具有“流浪的性质”，从而处于永恒的孤独与漂泊之中，而且它也加快了家族神话堕落的步伐，正如小说中所指出的“迁址切断了人和鬼的家族联系，使人和鬼彼此成了陌生人。迁址造成了一大批流动的鬼，他们无家可归，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拘束委屈地走动。我想，这正是家族神话最后消散的情景”。也正由于没有了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栖栖惶惶，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只是在那黑暗当中尚有一线光明，那便是母亲的姓氏，这也许是作者寻根溯源，去编写和“虚构”“我”们家族神话的唯一线索了。不幸的是，“在上海这城市，姓的家族背景已经彻底消散，姓只是个人的标记，我们丧失了它的原义，只记住了它的表面形式，一种代号的作用，表明了我们身后的那个亲情集团与我们的解散”，这事实上也正是“我”追根溯源的真正困难，它注定了“我”精神漫游的遥遥无期和追寻途程的一无止境。然而，唯有寻找，唯有孜孜不倦地寻找，唯有在寻找过程中义无反顾地“虚构”与重建，我们才有可能面对希望的彼岸，从生存的盲目中返回澄明之境，从非本真的生存返回本真的生存。也正由此才有可能将过去还原给过去，将未来召唤到现在，在另一种“真”维度上展开一种新的生存，并重建人与神的联系，恢复人的本真，引导人们走出世界之夜，共同归“家”。

前文已经说过，母亲是“纪实”和“虚构”的纽结，小说对母亲生存心态和孤独历史的敞开正是“纪实”和“虚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纪实和虚构》中“虚构”的起点也正建立在对母亲的“纪实”的基础上。一方面，母亲的“茹”姓是“我”和祖先相隔遥遥的唯一维系；另一方面，正是母亲点滴往事片断的回忆和人际关系的“纪实”为“我”提供了想象与“虚构”的依据。此外，资料的考证、典籍史册的查询、历史古迹的寻访也都是一种“纪实”，而正是这种“纪实”推进了“虚构”的进程，拓宽了“虚构”的线索渠道，从而建立了一种纵向的人生关系。而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家族神话，看到了一个家族从无到有、从盛到衰的生生不息的完整生命过程。如果说小说中“纪实”与“虚构”世界是两个互为因果的对等人生域境的话，那么“虚构”世界则无疑更具有系统性、体系性和完整性。这里有辽阔草原和沙漠风光，也有金戈铁马的战争；有忍辱负重的逃亡，也有血腥的残杀和背叛；有攻城略地的豪迈，也有亡国灭种的悲哀；有生命降生的愉悦，也有死亡来临的恐惧，甚至还有苍色狼和白色鹿的美丽传说和动人景观……这些都构成了属于《纪实和虚构》的一个独立的小说世界，也可以说是“小说”中的“小说”。而在这部“虚构”的小说中，作者以浪漫的激情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具有生命强力的祖先英雄，展示了一种具有生命光彩和神性力量的人生状态，以此对应于“纪实”小说中疲软、孤独的生命景观。而且尽管在祖先奋斗不止的家族神话中，“孤独”仍是时常袭击英雄们的人生情绪，但这种孤独更具有了人生超越力量，并在根本上刺激和成就了祖先们的辉煌业绩，它其实正是对“纪实”状态中“我”的人生孤独的升华。“虚构”中的孤独唤起的已不是对个体存在的感伤和悲悼，而是对现实存在的拒绝以及超越生存的勇气。显然，“虚构”的神话集中表达了“我”的生存理想，而神话的寻找的过程也正是“我”的自我确证与实现的过程，是“我”的家园梦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通过祖先们绵绵不绝的努力，“我”终于获得了本质意义上的“存在之家”。如果说“纪实”代表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的话，那么，“虚构”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生态度，而“虚构”世界和神话家园的最终建立则是这两种人生态度不断转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我”追寻家族神话的方式，一是实际的考证和类比推理，一是冥想。而作者“虚构”和编写家族历史的主要手段还是冥想。“我祖先艰苦卓绝惨淡经营的时候，我在熟睡……现在我醒着，祖先们沉睡了，我与他们永远阻隔，千山万水，万载千年。我想，我和祖先的相会是在无知无觉的骨血里。我的冥想就是我骨血的记忆，这是祖先们留给我的一个纪念。”“我的祖先们在我的冥想中复苏，就像我的生命在他的骨血中复苏，我们其实是唇齿相依，不可分离。”在确立了“我”的家族衍生神话后，“我”的具有主题先行意味的历史“虚构”就开始转向对“家”和故乡的寻找。“离开祖先们生存的地方是多么悲伤，离乡背井一去不还是多么伤怀，中原再好也不是我的家，血肉相连的故乡变成子孙们人生地疏的地方。他们定是一步三回头，肝肠寸断。我想我母亲流浪的历史其实是从这时开始的，我们再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这是我们家永远的绝望。”这时，“我”的思想就好像是一艘船，引渡“我”母亲的祖先，而“我”的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豪迈的英雄气概已经沦落为一种悲凉之感，重建家园已是“我”祖先们的现实使命了。无家的焦灼窒息着祖先，也窒息着后代的“我”。在这里“纪实”和“虚构”又一次遥相呼应。这时候，在“我”祖先们中间，曾外祖母的形象凸现了出来，并对“我”们家族之“家”的建设起着决定作用。当“我”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茫然地走来走去，像吞食空气一样吞食着我的孤独，想着人多么像无根的浮萍时，曾外祖母对于“茹家楼”的精神执着就会浮上“我”的心头：“我感到我曾外祖母的精神与我的汇合起来了。我与她老人家跨越了两代人：我的甘愿做了孤魂野鬼的外公和我那以吃饭为准则的母亲，他们是两代快乐的流浪汉，他们一个只要寻欢作乐，另一个只要有饭吃，他们根本想不到回家。而我和我曾外祖母却不同，她老人家是离家不久的漂泊者，而我在整整两代漂泊之后，已经漂泊得累了。”尽管关于茹家的传说于今相隔有半个世纪，曾外祖母已化为泥土烟尘，而“我”终于在一个春雨连绵的日子时“于茫然无知”中还了乡，开始了对充满歧义的“茹家楼”的寻找。“我”们家族的历史和传说也在这次寻找中露出了一连串的破绽，这“使我的寻找进入了一个有趣的境界。好像我所寻找的其实并不存在，但人们为了安慰我，都认真地帮我找。这使我们的寻找还带有一股荒诞的意味，但这荒诞不象征虚无，而是象征了最善良与最善解的同情”，“我”虽然最后到了茹家楼，“接近了我的河流，可却是条断头河”。“当我母亲家族确凿无疑之后，我对这家族所有的严密推理却变成了一场空：迁移不存在了，状元也不复存在了。”到这里，“我”“虚构”的一切重新陷入了一种解构的危机中，追根溯源的结果“我”又不得不再面对伤心的失落，曾外祖父和外公不仅具有“篡改历史”的意味，还根本上颠覆了“我”魂牵梦绕的“家”，“我曾外祖父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我外公则是一个自由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是我们家历史的主流，它挥霍了现实主义的积累，注定我们家破产的命运”。曾外祖父的一把天火烧毁了“我”家的一切，而外公则以一个出走的形象结束了我们家族的全部故事，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浪漫的行为。显然，对于神话和家园的“虚构”至此已无法回避地滑向对于灾难的“纪实”，升腾于“纪实”之上的反抗孤独的绝望“虚构”最终仍一无遏止地回返和重温那孤独的“纪实”心态，这只能说是一个生存的悖论。

三、纪实和虚构：小说与人生的二律背反

对于《纪实和虚构》的阅读过程在我的印象中也就是感受解构与重建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纪实”以彻底敞开生存状态的方式消解了生存的意义，解散了现实的“生存之家”；“虚构”则以对祖先和神话的寻找试图创造“世界”、重建“家园”，但最终也因历史的歧义和祖先的逃遁而陷于虚妄。一切都在消亡，一切都无法挽留，这可以说是“纪实”和“虚构”传达的共同的生存伤痛。显然，作者对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就是一个对存在的一切予以不断拆解的过程，她拆解了故事，拆解了人生，拆解了时间，拆解了空间，也拆解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纵横”关系。表面上看，“纪实”和“虚构”具有因果关系，“纪实”是“虚构”的背景，“虚构”是对“纪实”的解构。而其实“纪实”本身（史书查证、实地考证等）就是“虚构”的一种方式，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具有虚构性的，以“语言”的方式来确证自身存在、记录世界的真实，只能在假想的意义上实现，“语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另一方面，“虚构”也是一种“纪实”，是对于欲望的“纪实”，是对当时“我”作家角色的“纪实”。因此，事实上，“纪实”对于“虚构”也具有同样的解构作用，二者的联系是辩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