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尼采公开地主张两种道德观的对立，使他对各种传统的道德理论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把它们统统地划归为奴性道德之列。他敌视基督教道德的仁慈主义（Humanitarianism），以及西方传统的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认为它们严重地束缚了西方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理想主义道德导致了“德国文化”的平庸和沦丧。他攻击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嘲弄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一点为后来的萨特所发挥），甚至诅咒卢梭的民主思想和伦理学，指责他的道德理论是道德颓废派中的典型。他说：“我恨卢梭，还因为革命。革命结果变成了流血的丑剧，革命当中‘道德荡然’；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恨的是卢梭的道德，所谓革命的‘真理’。革命用这些‘真理’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人心，还在吸引一些凡夫俗子。”〔68〕显而易见，尼采对所有的传统道德都是不屑一顾的，而他否定传统道德的目的却是力图树立一种全新的英雄道德，这种道德的理想人格化，便是所谓“超人”。

1.3.5　超人

“超人”（übermensch，英译superman）的出现，是尼采英雄主义道德观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最高的道德理想人格。依尼采所见，两种道德的根本对立，也就是高贵与卑下、进步与保守、意志和理性的对立。它体现出一种真正的人与非人的对立。因此，只有主人道德才有真正的人类意义；而它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超人”，也就是其理想人格的象征了。

在尼采看来，正如必须要重新创造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以挽救人类道德的堕落一样，也必须要创造一种“超人”以挽救人类自身可悲的退化。“超人”是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创造的最高价值的人格代表，对人类一切行为的评价都应该根据“超人”的行为来评价。他说，人类应当为“超人”而奋斗、而献身，为“超人”降临大地创造一切条件，这就是人类最高的道德义务（如果说人类确实负有道德义务的话）。人类本身无关紧要，唯“超人”才是最重要的；即是说，“目标并不是‘人类’，而是‘超人’！”〔69〕

人类有高低贵贱之分，上等的人是“非人”和“超人”；下等的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70〕。下等人是介乎于“超人”和动物之间的存在，它是人类自身的一种“羞耻”；这种存在物因循守旧、生性胆怯软弱；他们在道德上满足于可怜的物欲与低下的性欲；缺乏雄心壮志、趋于同情怜悯、残弱相聚，不求进取。这种人只能是人类退化的产物，代表着生命意志的软化和堕落。“超人”的出现，正是为了遏制人类自身退化的败水，“超人”把现存的整个人类视为一种必须超越的对象。

因此，依尼采所见，“超人”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超人是人类生物进化的顶点，是人类物种中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雄踞于整个人类之上，而不能混同于平庸的群体；换句话说：“超人”就是人类、社会或民族不平等的见证。其二，超人即是英雄、天才。他们“最有力、最雄厚、最独立、最有胆量”；具有“坚强的心和矫健的步伐”。尼采认为，历史上曾经显现过这种“超人”的雏形，如恺撒大帝、耶稣、拿破仑等人，就具有超人的气派和风度。其三，“超人”即是最勇敢的战士。他们充满着征服异己、占有异地、夺取最高支配权力的意志力量，而毫无胆怯、懦弱的性格。由此，尼采赞赏战争，把战争视为产生“超人”的最佳摇篮。其四，“超人”也是一种至上的道德理想，“超人”本身就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在尼采眼里，“超人”是一种高度凝聚的“强力意志”，是一切旧价值的破坏者和一切新价值的创造者；他超于善恶之外，又能自我立法行事。对于“超人”来说，首要的道德标准和原则就是“我能做”（I can do）；而不存在什么“我应当做”（I ought to do）的东西。其五，“超人”是绝对自由、自足而又自私的，他如同天马行空，无视一切，独来独往，驰骋逍遥。其六，“超人”是最能忍受痛苦的折磨，又能从痛苦中崛起的坚强勇士，他忍受着最炽烈的痛苦和煎熬，也拥有最强劲的意志力。最痛苦的天才也就是最有超越力量的英雄。因此，尼采借扎拉图士特拉之口向人类大声疾呼：“超人是地球的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定是地球的意义！”〔71〕

“超人”是人类世界的最高价值目标，那么，如何创造“超人”呢？尼采认为，这需要适宜的环境。所谓适宜，并不是顺利之意，相反，它是指超人成长所需的险恶环境。环境越恶劣，超人的出现就越有可能。“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尼采说：“仔细审查一下最优秀、最有成效者的生平，然后反躬自问：一棵参天大树如果昂首于天宇之间，能没有恶劣的气候和暴风雨之助吗？外部的不善和对抗、某种仇恨嫉妒、顽梗疑惑、严酷贪婪和暴戾，是否不算顺利环境之因素呢？没有这种顺利的环境，甚至连德性上的巨大长进也不可能。”〔72〕由此，尼采毫不掩饰地给人们提出一条充满血腥气味和恐怖气氛的超人之途：“我教你们超人的道路，人类是应该超过的东西。”〔73〕不要顾左及右，也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与不安，撇开良心的嘈杂之嚷和价值规范的缠绕吧，顺从强力意志一往无前吧，哪管它浮尸遍野、血流滔天。“剥削人和虐待人吧！——历史对妒忌欲、仇恨欲和竞争欲如此说——要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山穷水尽；要煽动人跟人作对、民族跟民族作对，而且要永远这样做。那时，以这种方式点燃起来的精力之火所爆发出来的火星，也许突然之间大放天才之光；发了野的意志，犹如骏马在骑士的马刺踢刺下，突然脱缰而去，驰入另一个境域。”〔74〕不难看出，尼采的“超人”理论确实带有英雄主义道德观的极端性，它不仅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传统背道而驰，而且与传统人道主义的道德思想也是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苟同苏联学者把尼采的超人视为“把被奴役的人类系在文化战车后拖着走的满身鲜血的胜利者”〔75〕这一过激估价，但是，尼采超人理论本身所隐含的反传统人道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的倾向却是无可怀疑的。

1.3.6　对尼采伦理学的评价

对尼采伦理学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其所以如此，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尼采整个思想的独特性，要求人们不能用一种常规的历史尺度或理论眼光来看待它的价值。尼采是一位处在世纪转折点上的重要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西方哲学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演变流程中一位划时代人物。因此，单纯从现代的或从传统的西方哲学史发展阶段来评价他的思想显然是不够的。其二，由于尼采死后著作的真伪无法确辨，也使人们难以全面评价其思想的整体价值。其三，由于法西斯时代尼采思想所受的特殊待遇，特别是希特勒对其过分推崇，在客观上左右了人们对尼采思想的观察视角。甚至常常为某种感情因素所累，使理性的、公正的历史评价的可能性大大减弱。现有的大部分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如苏联的奥杜也夫、我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些见解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想从下述几个方面谈谈尼采的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得失。

（1）关于尼采的反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态度。

尼采的反传统、反道德精神是最引人深思的，究竟尼采的这种反叛精神是否合理？人们的看法普遍是否定性的。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发展状况来加以考察。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哲学和希伯莱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哲学和道德的两大基本来源之一。这种文化渊源构成了西方文化和道德的主体，也形成了它鲜明的理性认知主义和宗教信仰主义两种相互矛盾的文化特征。而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道德文化也基本上是沿袭着这一线索而发展的。因此，浓厚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的混合便成为西方古典文化的一大传统特色。而从道德方面来说，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似乎更大。因此，以理想主义和基督教宗教道德为主体的两大道德传统便成为现代西方所面临选择的价值系统。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选择。文化选择既是一种否定，也是一种肯定。事实表明，从叔本华开始的现代思想家们对西方传统的道德文化采取了否定性的选择，这也是它作为与西方古典哲学区别开来的事实标志。

尼采所采取的选择，无疑比叔本华走得更远，因而对西方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的否定也来得更彻底、更坚决。我们看到，叔本华虽然走向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反面，但他多少还残留着某些康德的成分，更没有动摇宗教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基础。而尼采却不同，他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洞察远比叔本华深刻。他不仅看到了理性主义和基督教道德在西方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中的消极影响，而且剖析了它们在理论上的抽象性和虚伪性，特别是基督教道德所特有的保守性。无疑，尼采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长时间以来，人们总习惯于把基督教道德或作为这种道德之经典的《圣经》看成充满人情、宽容和慈爱的文化表征，却很少从人性的独立发展这一角度来审察它的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消极因素。〔76〕即令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者们，也只是满足于把神学从绝对统治的地位上拉下马来，而并没有彻底地清算基督教千百年来的历史作用和它与人类自身发展的逆反因素。尼采正是基于对这一状况的充分意识，提出其反基督教道德理论的。因此，我们认为，尼采的反传统文化和反道德主义的核心，是对基督教道德文化的否定。

前述表明，尼采以最彻底的反叛精神，用生命意志根本取代了上帝意志，用以生命意志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主人道德取代了传统的颓废道德。他宣布上帝已死，警告人们忠实于大地，重新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新世界树立人类的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的反宗教立场是西方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它克服了叔本华伦理学的柔弱和悲观，摈弃了一切用理性或人道来抗拒上帝而又无法抵御上帝侵蚀的软弱做法，直接用强健的生命之力去埋藏上帝和所有宗教的幽灵。这种彻底的无神论精神和人本主义，显然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和人性价值，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正是由于这种彻底的否定前提，才使得尼采有可能（1）使以人为本位的伦理学第一次上升到哲学本体化的理论层次；从而（2）使人类道德的研究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人的科学；（3）开创完备的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使一种新的人类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有了充分的可能性。这就是尼采反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道德的基本意义所在。

但与此同时，由于尼采对历史传统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因而也拒绝了人类文化和道德发展的历史连续性。这种断然割裂人类道德文化历史性的极端做法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态度，它使我们在获得文化创造自由的同时，失去了文化传统的依托和借鉴，使道德与文化观念的更新成了一种离开土壤的“空中种植”。值得注意的是，尼采的这一反历史主义原则，曾与其非理性主义方法一起，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伦理学所沿袭的基本方法。因此，它决不是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中的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