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尼采的两种道德观。

我们说过，尼采反传统反道德的目的决不是树立道德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在旧文化和旧道德的废墟上建立新文化和新道德。换言之，“重新估价一切”只是为了“重新建立一切”、“创造一切”。因此，尼采提出了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并把两者尖锐地对立起来，以后者压倒前者。在这里，我们依旧不难发现，尼采的所谓奴隶道德与前面所谈到的基督教颓废道德是相通的，因而他提出两种对立道德的目的，仍然是进一步贯彻他重估一切、以新文化道德取代旧传统道德的基本意图。如果我们剔除尼采在论述两种道德的过程中的过激成分，就可以看出，他的两种道德的对立，实际上也就是道德文化中传统与革新、保守与进取、抽象理想主义与个人本体现实主义之间的对抗和选择，尼采的做法是绝对的两者择一、非此即彼的极端方法。

应该承认，尼采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带来了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对传统道德和保守性道德的彻底拒斥，使尼采的道德观获得了一种进取和创造性的绝对个人主体性意义，它改变了人们在道德本性上的一种古老观念——道德即是维系和调和生活现状的手段，而不是人性的一种自由展现和创造。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规定的，道德是“一种规范”。但尼采的做法启发了人们，道德不仅具有规范性，更重要的具有进取性特征。人的道德必须是与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尼采对奴隶道德的否定实质上是对传统规范性道德的否定，其目的是确立一种进取性、创造性道德。就此而言，与其把他视作一个反道德主义者加以鄙弃，不如把他作为一个新道德的鼓吹者而给予应有的谅解和重视。

然则，尼采的失误在于，他仅仅依据强力意志的法则设置了一种主人道德，而人为地把人类本身划分为群氓与英雄，并明目张胆地鼓吹人类不平等观念和剥削观念。这不仅散发着浓厚的道德英雄主义气息，而且沾染着他固有的狭隘而又狂妄的贵族等级意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尼采的两种道德观不仅与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相悖，而且暴露了它的反人性、反人道主义倾向，使道德从人性的极端化走向了普遍的反人道化。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尼采视为反人道主义者。

正是由于上述失误，促成了尼采英雄主义和贵族心理的恶性勃发，创造出一种“半神、半人、半兽”式的“超人”人格模式，并在“超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种紧张的对峙和等差，甚至宣扬一种超人对人的支配、奴役、压迫和剥削。这样一来，尼采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即在撤除上帝对人类的统治的同时，又给人类重新安放了一个新的上帝（超人），即便尼采并没有把“超人”归诸某一个人的特权，但“超人”的出现，无疑埋藏了人类共同主体性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反道德主义的做法。

顺便提及一下，尼采的两种道德理论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稍后的法国生命伦理学、新黑格尔主义乃至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柏格森的“开放道德”与“封闭道德”；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自我实现伦理学”与“自我限制伦理学”；萨特的绝对自由价值伦理学理论，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尼采的道德理论有着历史的亲缘关系或相似性。

（3）关于尼采的伦理学与法西斯主义。

应该说，尼采的哲学和伦理学是共为一体的，两者间很难有断然的界限。既然如此，我们在分析其伦理学时，也就不能不回答它与法西斯主义的真实关系问题。历史地看，尼采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希特勒当道之时，尼采已长眠墓地了。但历史的理论与历史的逻辑之间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联系。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尼采的思想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弃之不顾，但我们必须解释它为法西斯所利用这一客观历史事实的原因。我以为，下述两个方面的解释可以回答这一难题：第一，尼采的伦理学和整个哲学的内在矛盾潜伏了它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如前所论，尼采是一个罕见的极端型思想家，在传统价值与文化道德革命、理性与意志之间，他从不关注于相互性关系的研究，而是绝对地抑此扬彼，这导致了他的伦理学乃至整个思想中的绝对反历史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同时，他过分地强调两种道德的对立、公开，主张英雄道德或贵族道德，宣扬“超人”理想的做法，不仅使他的伦理学充盈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情绪，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反民主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化伦理倾向。对此，罗素曾有过深刻的见解，他说：“尼采和马基雅维利都特有一种讲权力、存心反基督教的伦理观，固然在这方面尼采更为坦率。拿破仑对于尼采来说，就相当于恺撒、鲍吉亚对于马基雅维利：一个让藐小的敌人击败的伟人。”〔77〕尼采伦理思想中的反历史主义、反理性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及强力意志的政治化伦理观，无疑在客观上适合了尔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需要。对于以力量和意志来对待一切的法西斯来说，历史传统、理性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观点，显然是一堆有碍力量强化和意志统治的垃圾。

第二，尼采思想本身从侧面反映了19世纪末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意志状态，因而使它有可能满足德国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需要。众所周知，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资产阶级日渐强壮起来。1870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不仅使德意志民族获得了空前的统一，而且大大强化了其经济政治力量和民族心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收回及所获的大量战争赔款，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现存的局势使后来居上的德国资产阶级非常恼火；各种资源和殖民地已被英、法、西班牙等国瓜分完毕，世界商品市场也大多为英、法等国所控制。在此形势下，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受到严重的限制。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就必须重新审视一切。而要获得这种支配权力，除了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外，还需要在精神心理上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这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精神支撑。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强力意志”等理论观点，与这种客观历史状态和需要不期而合，因此也就难免成为希特勒所格外垂青的精神产品了。这种历史的巧合，一方面说明了历史与逻辑的深刻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简单地看待历史理论与历史本身的联系，或无视这种联系的片面性都不可能是科学的。

〔40〕　《尼采诗选》，钱春绮译，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

〔41〕　［德］尼采著：《瞧！这个人》，109页等，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

〔42〕　同上书，107、110页。

〔43〕　［德］尼采著：《人性的、太人性的》，H. 齐默恩（H. Zimmern）英译本，46页，伦敦。

〔44〕　［德］尼采著：《善恶的彼岸》，H. 齐默恩英译本，114页，纽约。

〔45〕　［德］尼采著：《瞧！这个人》，107、110页。

〔46〕　［德］尼采著：《瞧！这个人》，17页。

〔47〕　尼采曾把西方艺术的力量归结为两个来源：一是太阳神阿波罗；一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前者是梦，表征着理性、观念或理想；后者是醉，表征着人的潜在力量、意志的爆发。西方学者也把前者作为人类理性、真理和智慧的象征，把后者作为感性、意志与力量的象征，并以此作为西方两类道德文化传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或感性主义）的史前标志。尼采歌颂酒神的狂醉精神，实际上是贬抑理性，高扬意志、力量和现实。

〔48〕　《尼采散文集》，英文版，第10卷，102页。

〔49〕　转引自［美］B. F. 波特（Burton F. Porter）编：《善的生活——伦理学中的抉择》，英文版，220～221页，纽约，1980。

〔50〕　［德］尼采著：《朝霞》，2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1〕　［德］尼采著：《反基督教徒》，H. L. 门肯（H. L. Mencken）英译本，120页，纽约。

〔52〕　参见［英］B. 罗素著：《西方哲学史》，3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3〕　［德］尼采著：《强力意志》，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4〕　“Die Wille zur Macht”的德文原意是“强力的意志”，“zur”相当于英文中的“for”，有“为……”之意；“Macht”相当于英文中的“power”，有“力量”、“权力”、“潜力”等意志。原惯译为“权力意志”，近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权力”一词在中文中意义比较易于模糊，使人们与政治上的权力等同视之，故改译为“强力意志”，或“潜力意志”，我们取前一种译法。参见周国平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5〕　［德］尼采著：《善恶的彼岸》，见R. J. 赫林德尔编：《尼采》，英文版，93页，1973。

〔56〕　［德］尼采著：《强力意志》，第696条，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2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译文略有变动。

〔57〕　［德］尼采著：《善恶的彼岸》，H. 齐默恩英译本，14～15页。

〔58〕　［德］尼采著：《强力意志》，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7页。

〔59〕　［德］尼采著：《善恶的彼岸》，见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8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译文略有变动。

〔60〕　［德］尼采著：《瞧！这个人》，94页。

〔61〕　［德］尼采著：《强力意志》，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22页。

〔62〕　［德］尼采著：《论道德谱系》，B. 贺拉士与M. A. 萨缪尔（B. Horace and M. A. Samuel）英译本，35页，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32。

〔63〕　［德］尼采著：《善恶的彼岸》，见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879页。

〔64〕　参见［德］尼采著：《论道德谱系》，B. 贺拉士和M. A. 萨缪尔英译本，22～23页。

〔65〕　［德］尼采著：《善恶的彼岸》，见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878页。

〔66〕　参见上书，876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