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概念源出于拉丁语“existentia”一词，原词为“存在”（being）、“生存”（subsisting）、“实存”（existence）之意，依词义可直译为“实存主义”。严格地说，“存在主义这一名词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殊哲学系统”〔196〕。用考夫曼的话说，甚至“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它标志着反传统哲学的种种逆流，而这些逆流本身又殊为分歧”〔197〕。但它确乎又像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汇集了20世纪阵营最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大批哲学家、文学家、神学家……都簇拥着它大声疾呼，组成了20世纪最强劲的文化之音，沉重地撞击着时代的回音壁。在这面旗帜下我们可以轻易列出一串响亮的名字：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加缪、卡夫卡、波伏娃、布伯、蒂利希、怀尔德……，他们都是镶缀在20世纪存在主义天幕上的群星座，正是他们以各自灼炽多彩的智慧之光，组成了存在主义群星灿烂的银河。但在此之前，至少还曾有过三颗业已在20世纪的曙光绽露前夕陨落了的启明星：克尔恺郭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而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看，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思潮，也从叔本华、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生命意志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方法论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养分。鉴于本书前所备述，我们在此仅限于克尔恺郭尔这位公认的存在主义先驱的伦理思想，以窥视存在主义伦理学先期的理论雏形。

11.1.1　克尔恺郭尔：存在主义之父

索伦·阿贝·克尔恺郭尔（Sö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是公认的存在主义鼻祖。雅斯贝尔斯曾经谈到：“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198〕法国存在主义者让·华尔也谈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和了解存在哲学的这些早期预示，正是因为有过一位克尔恺郭尔的缘故。”〔199〕事实上，尽管克尔恺郭尔本人生前也许并未意识到他将会对后世产生划时代的历史影响，但他的思路确实预制了20世纪最强劲的哲学伦理学一脉。

克尔恺郭尔于1813年5月5日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之家。其家族姓氏的由来本身说明了这种宗教虔诚。据说，他的祖先原贫窘不堪，曾借教会牧师的住宅栖身，为报此圣恩，家祖便以教会为姓。在丹麦语中，“Kierke”的本义就是“教会”，而“gaard”则意为“庭院”、“家园”，两字组合即为克尔恺郭尔家姓（Kierkegaard）。据传，一些偶然的机遇曾使克尔恺郭尔一家成为暴发巨富。这种命运的偶然，使其父心慌失措，全家也因之恍惚不安。加之克尔恺郭尔本人天生体弱多病、初恋失意，因而铸造了他自己忧郁寡欢、性情脆弱的心理。克尔恺郭尔曾回忆道：“我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一个不幸的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和一个又一个痛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直到濒于疯狂的边缘。”

克尔恺郭尔5岁上学，184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0月赴德国柏林深造，但仅四个月后就返回哥本哈根，开始大量写作。1843年他曾用笔名发表《非此即彼》（二卷本，一译《或者或者》）。同年又出版《反复》和《畏惧与颤栗》。随后几年里，他先后发表《恐惧的概念》（1844）、《哲学残篇》（1844）、《人生道路诸阶段》（1845）、《关于人生中的严酷境遇之思考》（1845）、《总结性的非科学性跋》（1846）、《现时代》（1846）、《致死的痼疾》（1849）、《基督教的磨砺》（1850）、《日记》（1850—1854）等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随意自由、包含广泛，其中含有丰富的伦理学材料。1855年11月11日，克尔恺郭尔病逝家中。

克尔恺郭尔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的内忧外患时代。他深切地体验到了19世纪初丹麦与英国间爆发的“哥本哈根民族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民族失败的痛苦，又为当时风靡欧洲的工人民主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震荡所困惑，更为当时各种各样哲学文化观念所忧虑。他反对当时的一些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哲学思想，蔑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哲学。这一切注定了他必须承受一个动荡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强加于他的痛苦、困惑，又不幸地忍受着自身生活孤寂失意和疾病所带来的灵肉折磨。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决定他终生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他对人生、价值和道德的看法。

11.1.2　孤独个体——黑格尔的颠倒

在伦理学上，克尔恺郭尔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样一些遗产：首先，他猛烈抨击了黑格尔哲学，开创了反理性主义和反整体主义的理论先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以主体个人的存在取代客观精神或观念的绝对至上地位。他认为：“由热情而来的结论是唯一可靠的结论”，而“我们的时代所缺乏的不是反省力，而是热情”〔200〕。黑格尔的荒谬恰恰在于他过于依赖于“纯粹的理性思维”，把真实的主体个人遗失在客观观念的黑洞内无以自救。真实的只有“孤独个体”的主体性存在，黑格尔的绝对客观观念只能是“向一个饥饿的人朗读烹饪书”式的知识游戏，根本无补于人生实际。因此，克尔恺郭尔自诩“主体性的思想家”，认定“主体问题并不是关于客观结果的问题，而就是主体性本身。因为议论中的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决定，而一切决定都属于主体性。所以，重要的是必须把一个客观结果的所有痕迹都消灭掉”〔201〕。另一方面，由这种反客观、反理性的哲学立场出发，克尔恺郭尔进而否定了黑格尔社会总体主义或国家极权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建筑了绝对观念之完美宫殿而自己却栖居于茅棚的伟大而渺小的哲学家，他醉心于社会整体（国家），忘却了活生生的个人；偏于群众，漠视单个个体。可是，“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幻的，因为它使个人完全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把个人降为零”〔202〕。真理在于：正像人的主体性是决定一切选择的关键一样，孤独的个体自我构成了存在的核心，是一切事物关联的枢纽。

所谓孤独个体，在克尔恺郭尔这里即是指唯一具有真实存在的自我体验、自我关切和自由选择的主体性个人，这是他全部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点。它的基本含义有三点：第一，孤独个体是个人自我实存着和真实体验着的主体。在克尔恺郭尔看来，真实存在的既非某种抽象概念，也非具有普遍形式的“公众”（public）或“大众”（mass），而只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公众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203〕唯有个人才是存在的真理。“‘个人’是这样一个范畴……这个时代、一切历史以及整个人类都必须通过它。”〔204〕个人是“心理与肉体的综合”，真实存在着的只有个体（individuum）。他承受着一切，感受着孤独，体验着这种孤独人生所带来的忧郁和绝望，独自决定着自己的行动并选择着世界、人类和历史的一切意义。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认识个体，而不是认识观念和公众的普遍形式。“认识个人也就认识了一切人”（unumnoris omnes，英译为if you know one, you know all）。〔205〕

第二，孤独个人意即主体性的个人自我，他的基本特性就在于其自由存在。“人既是一种心理与肉体的综合，也是一种暂时与永恒的综合。”〔206〕前一综合特性证明个人真实的心理存在，后一综合特性则是个人自由与创造的确证。个人的存在是一种激情和行动，“行动意味着未来”。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人绝望和死亡的宿命，而个人又以其自由选择创造着他生命的无限。克尔恺郭尔说：“什么是我的自我呢？如果人们要求我去定义它，我首先的回答就是：它是所有东西中最抽象同时又是最具体的——它就是自由。”〔207〕从根本上说，孤独个体的存在意义就是“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人”。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个人孤独绝望，又面临着无限开放的可能性。他必须自己选择“成为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恰恰是孤独个体绝对主体性的最高证明。

第三，孤独个体在根本上是一种“伦理的个体”。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特性，决定了他在本质上是作为伦理的个体而存在和行动着的。个人的主体性即是一种精神内在性。内在性构成自我最高的生命存在要求，这即是一种伦理的内在性。因此，孤独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归根结底乃是一种伦理价值存在。克尔恺郭尔如是说：“真正的主体不是认知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存在主体。”〔208〕“伦理学和伦理构成每个存在个体的根本寄托，对每个存在个体都具有一种无法取消的要求。”〔209〕在《非此即彼》一书中，克尔恺郭尔不仅提出了“伦理个体”这一重要概念，而且还把它与“审美个体”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稍后详论）。他认为，“伦理个体”的最大特征是其内在主体性，其基本表述命题是“选择你自己”，“而不是认识你自己”〔210〕。因为，“伦理学关注于特殊的人类（即个体——引者注），并通过他自己而关注每一个人和他们中的每个人。如果说上帝知道一个人头上有多少头发的话，那么，伦理学就知道有多少人类存在着……”〔211〕换言之，伦理关切（ethical concerns）显露着存在个体最深刻的主体内在性，表明着孤独个体之高度激情与深刻痛苦的抉择行为。

显然，克尔恺郭尔的“孤独个体”概念是他反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的首要成果。它的出现标志着对黑格尔国家总体价值观的彻底颠倒。“孤独个体”对“国家总体”的替代，一如“个体存在”对“绝对观念”的替代一样，这不只是一种非理性主体性和个人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与伦理整体主义的理论颠倒，也是一种哲学本体的颠倒。它撕开了近代古典理性主义哲学和伦理学凝重的帷幕，驱散了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王国里整体神圣性和客观至上性的光环，使真实个体凸显于伦理学视域，拉开了非理性个人主体性伦理学的新的一幕。

11.1.3　人生阶段——梦→醒→醉

这是西方伦理学进入现代前夜所发生的历史性一幕：它使西方古典哲学和伦理学摆脱了几千年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和道德观，把个人的存在（“是”）这一人学本体论命题提升到最高主题的地位。这不单使传统哲学的认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颠倒，而且也使传统伦理的规范性认知由“实践理性”的层次超升到实在个体的本体化层次。因此，在克尔恺郭尔这里，“孤独个体”具有着存在、关系和价值的基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