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我们可以将品格划分为个体的与社会的两大类，但从内容上则可具体地划分出多种品格类型。这就是弗罗姆的品格类型图式理论。

弗罗姆将品格划分为“生产性定向”（the productive orientation）和“非生产性定向”（the 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两大类。“非生产性定向”又包括“接受型定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剥削型定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贮藏型定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和“市场型定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四种，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道德意味。

具有接受型品格定向的人以为，所有善的来源都是外在的，他的物质、情感、爱、知识和快乐都从身外接受而来。他的爱不过是一种消极地被爱，而不是主动地去爱；他的思维只是一种被动地接受，而不是创造；他崇尚身外的救世主和施舍者。只知说“是”，从不能说“不”。因此，他惯于顺从、害怕孤独，怯于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品格定向的人往往有其特有的情态，他总“双唇常开，仿佛处于持续地等待进食的状态”〔444〕。总之，他缺乏进取精神，偏执依赖心理，向往仁慈主义道德的恩泽和施舍。

对于剥削型品格定向的人来说则有所不同。他认为，一切善的来源都是外在的，但他不接受馈赠，而想用其力量和计谋去巧取豪夺。在爱情上他则惯于强夺，中意于有魅力的对象，而不喜欢温顺依附者；他虽没有独立的思维和理性，却善于剽窃他人的成果，不论是抄袭照搬，还是拾人牙慧，他的座右铭是“偷来的果子最甜”。这种人的情态特征是“紧咬双唇”；其道德信念是与人为恶、怀疑、犬儒主义、忌妒和占有，即损人利己。

具有贮藏型品格定向的人却不求于外，只重安全和积蓄。他爱好闭关自守，厌恶新鲜事物；多愁善感而沉湎往昔。他的情态往往是双手紧握；他的生活箴言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人的感情心态是崇尚迂腐和清规戒律，在心理上常患有“洁癖”。而他的道德观念则是一种“特别的正义感”——“我的即是我的，而你的即是你的”，人人间毫不相干。他们最高的价值追求就是不思变动只求宁静的“秩序与安全”。

市场型品格定向是现代人的基本特征，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产物。现代商品经济的结构和机制导致了人格、价值观念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弗罗姆定义：“市场的价值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它导致了类似的关于人尤其是关于人自己的价值概念。我把以作为商品的人自身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人的价值经验为基础的品格定向称为市场型定向。”〔445〕这种品格定向的表现形式是“人格市场”或“人格商品”。在人格市场上，人的“价值原则”与商品市场上的货物估价原则并无二致。人格市场上出卖的是人格，人格的价值只是它的交换价值，而非其使用价值。因而人格出卖的情况如何，虽与人格因素（品格、才能、意志、理智等等）有关，但最主要的是这些人格因素能否适应人格市场上的需要。一位颇有才能的秘书也会因其人格因素不合时宜而无人问津。反之，一位时髦但并无才干的工程师也许会卖得出去。显然，人格的价值并不在于人格主体本身的造就，而在于市场上他方的需求，在于其人格具有的可接受的“吸引力”。正由于此，现代人才拼命追逐时髦。电影明星成了理想的人格模式，代表着最具魅力、最时髦的人格类型。他们使妙龄少女趋之若鹜，青春少年竞相模仿。于是，他们便慢慢失去了自我判断和评价的能力，丧失了自尊和独立。他们的自我感不再是“我即是我所是”，而是“我即是你所欲求的我”。换言之，人的自我同一感仅仅由其“所能扮演的全部角色所构成”〔446〕，如同易卜生戏剧中人物皮尔·盖恩特（一译“比尔·金特”）那样，让名声、地位、成功等东西淹没了自己的真实自我，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洋葱头，当人们一层层将其剥开时竟找不到它的内核。在弗罗姆看来，具有市场型品格定向的人不仅缺乏真实的自我感，而且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成了非人性的。他们把人人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商品市场上的价格交换关系，表面上的平等不过是“可相互交换”的同义语。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也为市场行情所支配，思想蜕化成一种讲究人格出卖技能的“理智”或“人格术”，甚至“知识本身已成为一种商品”。人格在市场上似乎绝对自由，但实质上却只是一种外在角色、外在特性的伪装而已。

总之，四种非生产型的品格定向代表着人的品格的否定方面。它们虽互有差异，但实际上常混淆在一起。一般而论，若某一品格定向占支配性地位，则代表着人的整体品格的本质方面，而这种占支配性地位的品格定向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经验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特殊作用。也就是说，从人的品格定向中我们同样可以窥测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特性。从接受型品格定向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那种懒惰文化精神的特征；从以“我取我需”为至理的剥削型品格定向中，我们又不难找到19世纪那些强盗式贵族文化和掠夺性文化的特性；而在市场型品格定向中，我们就容易发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了。

与非生产性品格定向相反，生产性品格定向则具有如下特征：（1）“人格的充分发展既是人发展的目的，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447〕所谓生产性也就是创造性。〔448〕（2）生产性是人人具有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活动。（3）它往往与人的自发性和理性相联系，而非生产性品格定向则往往与屈从性和非理性相联系。（4）它与真诚的爱相联系（待后详述）。

弗罗姆进一步指出，无论何种类型的品格都在一定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反映人们间的人格关系。其主要形式有三：即爱、共生关系和退缩的毁灭性关系。〔449〕生产性品格定向表现着人人间的爱，反映出人们在创造性活动中结成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亲密性关系。非生产性品格定向则表现出共生的关系和退缩的毁灭性关系。共生性关系主要体现在接受型和剥削型两种非生产性品格定向中，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被动的共生性关系，受虐狂即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形式，它的实质是“企图通过使自身依附于另一个人来消灭人的个体自我、逃避自由和寻求安全”〔450〕。接受型品格以消极依赖达到这种目的；剥削型品格则以否定性和主动的依赖（即剥削他人）来达到这种目的。二是主动形式的共生性关系，它主要表现在虐待狂的行动中，其本质是“完全支配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它愈是与人的毁灭性混杂一起，就表现得愈残忍。〔451〕非生产性品格表现出来的第二种关系形式是“一种距离性的、退缩的和毁灭的关系”〔452〕。贮藏型与市场型品格定向是其具体表现，距离性或退缩性是其被动形式，它通过对他人的冷漠感来补偿自我膨胀的感情需要；毁灭性是其主动形式，它是“产生于畏惧被他人消灭的一种消灭他人的冲动”〔453〕。这种冲动的目的比虐待狂更危险、更残忍，因为它是以毁灭生命能量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我生命丧失的反证。概而论之，各种定向及其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可陈列如次〔454〕：

若对非生产型品格定向的四种类型作具体的心理学描述，又可得下述图式〔455〕：

从上述图式中，弗罗姆进而分析指出：（1）不仅各非生产性定向内部相互混杂，而且也存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品格定向之间的混杂。（2）“每一个人的品格结构中的生产型定向或非生产型定向各自的分量，改变和决定着各种非生产型定向的性质。”〔456〕（3）个人品格结构的性质由占支配性地位的品格定向类型所决定。（4）各非生产型品格定向都有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每个人的品格定向不可能是单一的、独立的，非生产型也是人们品格定向中的正常现象。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要生存发展，就不单要自我生产、创造，也需要接受、索取、变换和保存。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这些生活方式和关系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本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很显然，弗罗姆的品格学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心理—伦理综合系统，它占据着弗罗姆整个学说（包括其伦理学）的中心和枢纽地位。通过品格学，弗罗姆为其人道主义伦理学构造了一个缜密而具体的基座。它从自由人性观出发，进一步从“人自关系”和“人格心理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中，揭示了人的品格形成、结构、类型、功能及其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视角描述了人的品格所蕴涵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意义，从而为其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设计和展示。诚然，弗罗姆的品格学在方法上有着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影响痕迹（如关于品格形成的自然生理和心理机制及家庭关系作用的见解等等）；他对各品格定向的具体描述图式也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德性描述图式的痕迹，具有某种形式化和程式化色彩。但是，弗罗姆的方法是独特的，其陈述形式也是创造性的。他以其对社会文化之于个人心理品格的巨大作用以及两者互动作用的辩证分析而超于弗洛伊德的狭隘性本能主义，其间不乏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有益吸收（如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个人品格心理之发展的客观制约）。同时，也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而显示出他的理论力量和学术责任感。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品格性质的剖析，显示了他作为一名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虽然这种批判更多的是伦理的、道德的，但他关于改变人的品格必须同时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结论无疑具有社会批判性质。而他对品格类型的具体描述图式也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三分图式（即过与不及和中庸三分）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运用精神分析和文化观照所获得的人格心理类型分析图，对于如何认识和分析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心理、性格和道德品质的形成与特征等，都极有启发价值。无论其科学性和真实性程度如何，都是值得重视的。

12.3.4　人道主义伦理学与权力主义伦理学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伦理思想家都在考察和分析历史上不同类型的道德和伦理学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类型学和对伦理学理论类型的选择。众所周知，西方古典伦理学中历来有所谓“义务论”和“目的论”（价值论）伦理学之分。迨至现代，法国生命伦理学家居友曾提出“生命生殖伦理学”与“义务制裁伦理学”之分，柏格森也提出过两类道德和两类社会（即开放的与封闭的）之分。德国唯意志论者尼采更彻底地提出过所谓“主人道德”或“英雄道德”与“奴隶道德”或“群氓道德”的对峙。稍后，“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也把人类已有的道德区分为义务型和价值型两类，由此将历史上的伦理学理论划分为“义务论伦理学”和“自我实现伦理学”；此外，新黑格尔主义伦理学派也有过类似的思想。〔457〕这一思路也延续到了弗罗姆这里，他从其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Humanistic Ethics）与“权力主义伦理学”（Authoritarian Ethics）〔458〕两种类型的区分和对立，并从两者的对比中，确证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