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文化设计包括三种不同层次的价值，因而文化设计者本身的价值观对整个文化设计将产生直接影响。若设计者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则他将把自我的个人利益作为文化设计的“终极价值”；如果他能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他就会以他人和社会价值为文化设计的核心；如果他所关心的主要是文化本身的利益，则他会着重考虑整个文化的生存发展，更强调文化之整体价值的核心地位。

其次，文化的延续有赖于其成员的知识和行为。斯金纳认为，一种文化的维护与发展需要多种条件，它不仅需要那些“能维持富有成效的劳动的经济性相倚联系”，有赖于生产手段和自然资源的开放利用；而且也直接依赖于其成员的行为和科学知识，它们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之源。另一方面，文化要赢得其成员的拥护，就必须尽量满足他们为追求和实现自己幸福所需的充分条件。否则，就会遭到拒斥和背叛。斯金纳这样写道：“文化需要其成员的支持，如果它要杜绝其成员的不满和背叛，则必须为他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幸福提供条件。”〔97〕

再次，文化的发展需要稳定，也需要变革，但不是“超速的文化”。斯金纳指出，人类文化必须世代更替，这种延续需要稳定，过急的改变会造成文化的紊乱；另一方面又需要创造和革新，特别是其成员不断地反思其习俗行为，勇于尝试新的行为，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力量和手段。任何文化要保持健康，都必须避免对传统的过分迷恋和对新事物的恐惧，在创造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斯金纳正确地说：“文化必须保持适当的稳定，但它又必须有所改变。如果一种文化一方面能避免对传统的过分尊重和对新奇事物的惧怕，另一方面又能避免超速变化，那么，它可能成为最强盛的文化。最后，如果它能鼓励其成员认真反思自己的习俗行为，并勇于试验新的行为，那么它将拥有一种能特别有效地维护自身之生存的手段。”〔98〕这种对传统的理智反省和批判、适度的创新和尝试，是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基本方式。“向新文化的过渡是通过与过去文化的某种形式的决裂来实现的”〔99〕。决裂意味着创造和新的尝试，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失败并不总是错误，它可能是人们在一定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好努力。真正的错误是停止尝试”〔100〕。

复次，文化设计必须注意到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之相互制衡机制，以求健全而稳定的文化进步。既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相倚联系或社会环境，它对人的行为有着外在控制力，那么，“对文化的有意识设计意味着对行为的控制”〔101〕。另一方面，文化的改进和设计又是由人来完成的，文化的设计者可以对文化有不同性质的利用和操作。因之，在文化的整体设计中就需要有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作用机制。斯金纳认为，文化中的控制与反控制或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的，这种相互控制是一切科学的特征，如同在科学研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样。培根曾经谈到，人只有服从自然、认识自然，方能利用自然、支配自然，这就是科学所包含的人自之间相互控制的关系。在文化设计中，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控制之关系的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对文化的设计者、控制者实施“有效的反控制”。斯金纳认为：“如果安排有效的反控制，从而使一些重要的后果对控制者的行为施加影响，这乃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102〕这一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建立有效的反控制系统，使设计者和控制者与被控制者都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的社会性相倚联系之中。第二，使设计者和控制者本身成为其所控制的群体中的一员，以避免他们享有超于被控制之群体以外的特权而逃避被控制，甚至滥用控制。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相互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人人既是控制者，也是被控制者。

所以，斯金纳认为，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与其说是人人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不如说是群体文化对个人行为的控制。这种文化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常常被人视为违反道德伦理的。因为，文化要求人们放弃或牺牲现实的利益，使他们置于长远利益或整体利益考虑的控制之下。然而，斯金纳强调，这种控制的实质并不是反道德的，它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存价值，只不过是要求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求得群体或文化整体更大、更长远的生存性价值，而使他们置于更大的环境控制之下罢了，因而，它是使个人行为获得长远之社会伦理价值的必要途径。他说：“没有任何帮助，个人很难在自然性或社会性相倚联系的作用下自发获得道德或伦理行为。群体用法典或法规来阐明其风俗习惯，它们告知个人应当如何行为；此外，群体还借助于补充性相倚联系来推行这些法律。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能促使个人做出良好行为的相倚联系。格言、谚语和其他形式的民俗智慧为人们提供了遵守法规的理由。政府和宗教明白无误地制定出它们力图维系的相倚联系；而教育则向人们传授这样的法规，遵循这些法规，受教育者不用直接承受自然的或社会的相倚联系的作用便能自觉地满足它们的要求。”〔103〕斯金纳把这些法规及其灌输和要求称为“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全部内容”，并认为它们有助于弥补行为的心理控制和道德控制的严重不足。在他看来，科学的心理控制只限于个人行为，道德控制也只能在较小的群体范围内或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效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则必须建立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文化控制。文化控制的完善是行为科学在更广阔社会层面上的实际运用，而文化设计的理想模式就是行为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图式。

与传统乌托邦观念不同的是，行为主义的乌托邦既不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求助于社会政治伦理的解决方式，也不像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设想的那样求助于宗教的解决办法；它既不像培根、托马斯·莫尔那样依据于法律，也不像卢梭那样诉诸人的自然美德，亦不像19世纪的思想家们那样诉诸经济的解决办法，而是着手对整个社会的相倚联系进行科学的探讨，凭借现代行为技术学的优势，建立真正严密而科学的“行为乌托邦主义”。尽管行为技术学还不能解决目前人类的全部问题，特别是“终极价值”的判断问题，但在斯金纳看来，它是唯一科学合理的，而且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创造了空前的奇迹，证明它是唯一可能的。我们已可以通过生物遗传工程改变人的遗传基因，达到合理调节和改变人的行为及其目的、方式等目标。行为科学已经且正在不断清除非科学的迷信、神话及其他臆想等人类自我认识的误区，为人类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切都预示着它在未来发展中的光明前景。

最后，斯金纳强调指出，科学的文化设计不是对人类行为的非法干预或对其自由的侵犯。滥用行为技术不是文化设计的本意。相反，它正是基于对人类自身和环境之客观联系的科学解释，来描述人类行为及其实际操作的最佳模式。它强调环境之决定性作用，但不像早期环境论者那样把人当作一台僵死的机器，而是把人视为“一个按规律运行的复杂系统”，他“具有根据强化性相倚联系而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104〕。它强调文化演进和设计对人的行为的客观制约作用，但它同时把这种演进和设计看成是“人的一种规模宏大的自定控制行为。正如个人通过操纵他所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来实行自定控制一样，人类创造了能使其成员在其间最有效地行为的社会环境”〔105〕。所以，行为技术的环境论是一种客观环境决定论与人的自定控制相结合的统一解释，而早期环境论者没有注意到后一方面，进而斯金纳指出，行为科学虽然用“环境决定”取代了传统人文观念中的“自主人”概念，但它并不否定人的特殊性。因为它肯定“个人的个体性是无可置疑的，……甚至在组织最严密的文化中，每一个体的生活史也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没有任何有意设计出的文化可以消除这种个体性”〔106〕。所以，行为技术伦理并不是像一些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取消了人”，如果它确实取消了什么，那就是取消了传统的“内在人”或“自主人”。而与其说这是一种过错，不如说是一种科学的进步。〔107〕

文化既是人类的创造，又是人类命运的界限。它的产生和进步与人类自身的进步同样不可避免，个人正是在种族进化和文化进化这两个不同的进程中生存和行动的。“如果‘控制自己的命运’这种说法还能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可以说人控制着自己的命运，因为人所创造的人乃是人所创设的文化的产物。”〔108〕“是个人而且仅仅是个人在进行行为、在作用环境并为这种活动后果所改变；是个人而且仅仅是个人在维持社会相倚联系，而这些相倚联系正是文化。个人既是人类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109〕这便是行为主义关于人与文化之关系的最终解释：人创造文化，文化改变着人；环境决定着人，而环境又由人创造并可以为他所控制。因此，人及其行为必须且只能在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和运作，并通过其自觉的行为操作和文化设计来改善自身所寄居的文化和环境。行为主义乌托邦把希望寄托于这种科学的创造与控制的严格协调之上。

18.2.6　行为科学的不科学性

从行为技术到行为主义文化设计，贯穿于一条新行为主义伦理学的主线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纯客观方法粉碎传统人文科学，特别是形而上伦理学的“心灵主义”梦想，揭穿长期笼罩在人类心灵上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的主体性幻象，使人及其行为完全纳入严格的科学控制之网，并赋予其复杂的因果决定论的纯科学主义解释。这是斯金纳行为技术伦理的基本目标。

应该说，斯金纳的尝试是大胆的。这种以科学说明价值、以环境规定行为、以经验技术解释道德现象的方式，不啻对西方乃至人类几千年来长期流行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传统（乃至整个人文学传统）的一次严重挑战。无论他对“心灵主义”和“自主人”概念的批判是否真实可信，但他首先如此彻底地对人文学传统提出了全面挑战。这种挑战不只是方法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质内容和原则结论上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人类观念的发展本身曾先后出现过几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哥白尼的“日心说”，首次冲决了近代前夜封建神学的观念樊篱，产生了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宇宙观，并为哲学世界观由神向人的转变开辟了道路。19世纪达尔文等人提出的进化论，再一次引起人类观念的变革。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近代伊始的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成果之新发现导致了神人主仆地位的倒置，使人类第一次享受到至上无比的尊严和独立的价值豪迈的话，那么，达尔文的发现（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则是对人类这种自我价值优越感的第一次“打击”；它以可靠的科学事实和证明教会人类懂得了自身存在的位置和局限：人不过是进化中的高级动物而已。20世纪初，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又从人自身内部洞开了人性背后的“非人性”（原欲本能）秘密，揭穿了人类不健康的内在心理痼疾，使人类的自信心再次受挫。而如果说，弗洛伊德从人的微观揭示了人性的内在缺陷，以本能限制了人类自由价值行为的可能，因而披露了人类不自由的内在限制的话，那么，斯金纳则是在彻底贯彻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人的不自由局限，以环境限制了人类自由和价值追求的可能，使人类再一次面对着内与外、主体自我与客观环境、自由选择与因果决定论的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