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是体系的灵魂，而方法论总是为一定世界观所决定的。因此，方法论同世界观是一致的。黑格尔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发展观研究哲学和哲学史，从而把哲学和哲学史规定为自身发展的体系。黑格尔的哲学史方法论，就是以阐述这种发展的体系为其中心内容。正如他所指出的：“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注404黑格尔在这方面所作的阐明，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黑格尔在否定把哲学史当作分歧意见罗列和堆积的同时，认为哲学史作为“发展中的系统”，是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他指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的、为理念所规定的。”注405。黑格尔这里阐述的思想表明，就哲学史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而言，他看到了一个事实，即哲学史这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是为对立统一法则支配的，因而哲学史的发展并非杂乱无章，而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既正确而又深刻的思想，是对哲学史认识的一种飞跃。但是，黑格尔只看到了思想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并把哲学史作为一种思想史的发展绝对化了。他不仅把“理念”作为决定哲学史发展的基础，而且把哲学史的发展看作向“理念”“回复”。这就把哲学史的发展规律神秘化了。

(二)黑格尔在进一步阐述哲学史作为“发展中的系统”时，揭示了哲学史乃是诸多环节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他指出：“每一个哲学系统即是一个范畴，但它并不因此就与别的范畴互相排斥(或译‘互相外在’——译者)。这些范畴有不可逃避的命运，这就是它们必然要被结合在一起，并被降为一个整体中的诸环节。”注406这样，黑格尔就克服了把哲学史看成各种哲学体系相互简单重复或完全抛弃的形而上学观点。在黑格尔看来各种哲学体系，不仅在它们产生时有其必然性，而且在哲学史这个发展中的有机统一体里，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有其必然性。正是基于这种辩证法观点，黑格尔指出：“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注407黑格尔这一思想的合理和深刻之处表现在，他不仅看到了否定在哲学史发展中乃至任何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看到了否定并不是单纯和任意的否定，不是单纯的抛弃。在哲学史中，对于各种哲学所要否定的东西，乃是各种哲学体系所持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这种观点和方法，的确包含着深刻的合理因素。显然，如果把哲学史或任何其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任何过渡环节绝对化，变成“究竟至上”的东西，那么，这在理论上是对真实发展过程的歪曲和取消，而在实践上则必然导致真正发展过程的停顿或中断。因此，黑格尔坚决反对那种单纯抛弃的形而上学否定。他所主张的否定，乃是作为发展的环节或桥梁的否定，是包含肯定成分在内的否定，实质上是否定与肯定的对立统一。这一点，他以树的发展过程为例，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树的发展就是种子的否定，花的发展就是叶的否定，即由于它们都不是树的最高和最真的存在。最后花又被果实所否定。但如果没有一切较早的先行的阶段，就没有一个阶段可以得到真实存在。”注408

(三)黑格尔在阐述哲学史作为“发展中的系统”时，还以歪曲颠倒的形式揭示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他说：“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注409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个思想在哲学史上也是一项杰出的重要发现。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各学科的发展史，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特定逻辑范畴反映其本质和规律。这种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规律性，不仅使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逻辑范畴来认识和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也可以依照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形来研究和认识逻辑范畴的发展。可见，正确理解和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不仅对于哲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各门科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在黑格尔那里，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同样被歪曲和颠倒了。他不是从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抽出逻辑，不是使逻辑范畴符合于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相反，却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他的逻辑理念推演次序的“摹本”，甚至不惜颠倒哲学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适应他的逻辑推演次序。这就把正确的原则引向了荒谬。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逻辑范畴及其推演次序，本来是人类通过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能动反映。这种反映，是同人类实践活动向客观世界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从而使认识也随之丰富和深刻相一致的。然而，黑格尔却把这种反映同人类实践活动，同作为其本原的客观世界割裂开来，然后又像宗教神学虚构上帝存在一样，把它们(作为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性反映的逻辑范畴)“异化”为永恒的客观存在。这就把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神秘化了。因此，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在黑格尔特有的形式下，同样是不适用的。

(四)黑格尔还揭示出哲学史作为“发展中的系统”，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在历史上，那些最先出现的哲学“只是一种萌芽”，同后来的哲学相比，不能不是“最贫乏最抽象的哲学”。从哲学史作为发展中的系统来看，每一种后起的哲学，在其先前哲学的基础上都有“更进一步的规定”，都是通过“扬弃”的方式丰富和发展了先前的哲学。因此，黑格尔认为：“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注410从哲学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黑格尔的这个思想，同样是一个极其杰出的发现。他在这里揭示的人类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乃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这条规律已为各门科学史所证实，也已为每个人的智力发展过程所证实。黑格尔依据这条规律，有力地批判了把古代哲学现代化和复兴古代哲学的错误倾向。

黑格尔首先指出，把现代哲学思想加到古代哲学上面，从而使古代哲学现代化，是很容易犯的错误。他感慨地说：“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注411所以，大多数哲学史著作在这一点上都犯了错误。黑格尔对这种错误的分析批判，主要是揭示了造成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在他看来，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把古代哲学原则与可能由此原则推论和发挥出来的东西混为一谈造成的。因此，必须把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某些范畴是很正确地自某一原则推出的，但是这些范畴是否已经很明白地发挥出来，乃完全是另一问题”注412。黑格尔由此总结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推论方法把一种古代哲学造成一些与原来不同的东西。”注413这一点无疑是很正确的，而且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同时，黑格尔对于所谓复兴古代哲学的错误也作了无情的嘲弄和鞭挞。在他看来，这种复古倒退的举动“是极愚蠢的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他辛辣地指出，这种举动“就好像一个成年人费尽气力要想退回到青年，青年要想回复到童年或婴儿时期一样，虽说成人、青年、孩童是那同一的个人”注414。因此，历史上所谓复兴古代哲学的举动是不能持久的，它最多也只不过是作为向下一阶段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罢了。

我们看到，黑格尔这里批判论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要求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来分析研究哲学史。他不仅要求在各种哲学体系的“分歧”和对立中把握它们的统一和联系，在它们“相互推翻”的否定中把握其肯定的方面，而且要求在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中把握其本质的区别。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整个哲学史作为“发展中的系统”，绝不是哲学体系之间的简单重复和单纯抛弃，而是在对立统一的斗争过程中，按照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发展形式，从比较抽象的思想体系发展到越来越具体的思想体系。不难理解，黑格尔揭示的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对于摆脱哲学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方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史研究，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必须指出，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方法，从本质上看仍然是抽象的。例如，他在批判复兴古代哲学和把古代哲学现代化的错误倾向时，只限于分析它们的认识论根源，而不知道它们的阶级根源和更深刻的物质根源。这一点固然反映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但同时也说明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五)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导原则”，就是说，“世界观内的各种形态”，都是由其“主导原则”加以说明的。因此，在分析每一个具体哲学体系时，必须抓住它的“主导原则”。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它的“主导原则”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即它的合理性只适用于一定的领域、一定的阶段，否则就丧失其合理性。“例如空疏的‘单一’(即原子——引者)这范畴便不能表达出精神的深度。譬如，笛卡尔的原则就只能很好地适用于解释机械性，而不适宜于解释别的东西。他对于别的界域的看法(譬如，对于植物性和动物性的解释)，就很不充分，因此也就没有趣味。”注415此外，黑格尔还指出，虽然有些抽象的哲学体系所包含的深刻洞见并不是由其主导原则发挥出来的，但却不能因此而抹杀它。可以看出，在黑格尔的这些分析中同样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显然，要把握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体系的本质，首先要求抓住它的“主导原则”，这符合抓主要矛盾的辩证原则。同时，哲学史既是发展中的各种哲学体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统一体，那么，要求把一个具体的哲学体系看成相对的、过渡的，这也符合辩证法。

从上述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要点来看，他所着重反对的是那种不考虑也不知道事物如何发展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有区别的多样性面前张皇失措，找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但不理解多样性是发展的表现，而且在不能理解和把握其统一性时竟然反对多样性，以致要用干枯的单一性把丰富多彩的发展扼杀。同样，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对立事物之间只看到斗争及其外在的结果，一个推翻一个，却不理解对立事物的统一；不理解斗争是达到发展——从事物一种统一到一种新统一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绝不能因为斗争性是绝对的，就误认为斗争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