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哲学到现代外国哲学

——王树人先生哲学话题纵横谈注559

在《思辨哲学新探》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准备再版时，记者访问了该书作者王树人(老树)先生，漫谈了黑格尔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下是记者的提问和老树的答问，以及质疑和讨论。

记者：黑格尔哲学多年前曾经相当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不时就要提到黑格尔。那时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和著述颇多，为其他外国哲学研究的著述所不能比。请问王老，现在哲学界怎样看待过去那种黑格尔热？黑格尔哲学当下处境如何？或者说，黑格尔哲学对于今天的哲学界还有没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树：确实，在上世纪，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外国哲学界，黑格尔哲学沾马克思主义的光，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所以曾经非常受宠。它几乎是当时外国哲学中研究最多和最受重视的哲学，有人甚至说那时黑格尔哲学几乎处于一花独放的境地。现在看来，这种黑格尔哲学热有适应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并不正常。为什么说不正常？第一，当时中国的外国哲学界主要根据列宁的观点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后的外国哲学的诸流派，全部归结到为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服务，一律斥为反动哲学。这样，自叔本华、尼采以降的西方哲学，其发展和贡献就被一笔抹杀了。似乎哲学不谈物质第一性、不谈对立统一、不谈存在决定意识，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第二，由于学术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即使研究学术也存在风险。1957年被划成右派者中间，不少就是因为研究唯心主义哲学，探索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贡献而落难。为规避风险，研究跟马克思主义沾光的黑格尔哲学比较保险。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门生。第三，所谓热不过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论说作注脚，而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原著出发作独立研究，或者说那种黑格尔哲学热远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记者：谈到这里， 我想先插问一个涉及您的研究的问题。您的大作《思辨哲学新探》在1985年出版，可谓“文革”后的新研究。请问您现在怎样评价这部著作？它与您上面所揭示的并非真正学术研究的黑格尔研究有哪些区别？

老树：这部书出版快三十年了。如果从最早研究和写作算起，则已经超过三十年。今天因为被列入“人文大系”丛书，我不能不认真校阅一遍。所谓认真，就是不能读得快，得细细品味。我的第一感受是，读自己的作品，如见故人。虽然今天看起来，觉得她的面貌还可以改观。但是，作为那时曾经推动哲学解放而受读者欢迎之书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保持其原貌供后来者作历史评估更好。因为，当时作者的思维框架与今天作者的思维框架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西方哲学，从修养上看，作者都比那时丰富和深刻了。不过应当说，这部书那时确实有所突破，即开始真正把原著作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借以揭示黑格尔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这种研究贯穿全书的关注重点，乃是揭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这种以不断提出问题加以讨论而系统揭示黑格尔体系合理内核的书，确实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收获。当然不可否认，这部书也有当时作者的眼界和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还有我上面所谈的某些旧式研究的痕迹。如有的论述，还在唯物唯心或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小圈子里跳舞，缺少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厚重的比照分析。

记者：王老，您说您这部书“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收获”，这是指出版当时？还是包括今天？这个问题也涉及黑格尔哲学今昔价值和意义如何评价的问题。或者说，现在的读者读黑格尔著作和您的黑格尔研究著作，还能有所收获么？

老树：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两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都创造了无比丰富的人类精神财富。他们的哲学反映和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他们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特别是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虽说总体上会随时代变迁而为新的时代精神所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并非是对以往时代精神完全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或扬弃。就是说，后来的时代精神总是扬弃地包含前代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哲学发展也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我这里对时代精神和哲学发展所谈的历史主义观点，就是以往研读黑格尔哲学的收获。现在，人们经常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等等，可以说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黑格尔的教导。黑格尔说过：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如这里所谓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等等，虽然不少人都挂在嘴上，但稍微细究一下，就不知所以然了。何谓以及如何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这样一问，就知道问题并不简单。例如，经验上的面面俱到，就是全面看问题了吗？显然，不可能。对此黑格尔的极其深刻的观点，或者说辩证法的观点，就在于他对世界一切存在物包括物质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精神的等等，有一个本质的看法，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处于矛盾状态。所谓问题，本质上就是种种矛盾。因此，没有矛盾的观点，对于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等问题，就根本摸不到门径。例如，历史的变更或发展怎么会发生？一切统治者都想永远坐江山，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最终都不能不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为什么？推动这种变化或推陈出新的动力来自哪里？对此，也是黑格尔最先用矛盾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答。在黑格尔看来，一切的一切，唯其有矛盾，才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矛盾总有两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进而指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矛盾所包含的否定性。或者说他指出了否定性是矛盾转化的动力。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性在矛盾中具有本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看，统治者是肯定方面，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资源和财富，他们总认为自己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以至于经常贪得无厌为所欲为。但殊不知，他们这种为所欲为，就是不断激发否定方面——被统治者的否定力量。历史上专制统治者一个接一个被推翻，这种历史运动变化发展，都证明黑格尔关于矛盾及其转化学说这种合理内核的真理。还可以举一个人们身边的例子，人从出生到死，也是一个矛盾运动转化的过程，而且否定性是其根本推动力。从婴幼到童年的成长，是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成。同样，从童年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再从壮年到老年直至死亡，也都是后者不断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推动。揭示矛盾，特别是揭示矛盾的否定性是一切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尽管黑格尔是以唯心主义形式揭示的，但脱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衣，这个真理仍然鲜活灿烂，洞彻古今。

记者：听王老讲黑格尔揭示矛盾及其否定性作为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联系实际举例说明，感到具体生动。虽然属于间接领会，不是自己阅读研习所得，但仍确实有斩获感。不过，据我所知，中国现在的西方哲学界，不用说年轻学者，就是以往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老学者，都纷纷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尤其是重视海德格尔哲学。相比之下，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当年相当热的黑格尔哲学，显得冷清。不知王老怎么看这种冷清和蜂拥转向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情形？

老树：中国哲学界，自1949年以降，很长时间都紧跟政治形势，缺乏自主独立研究的条件。那一时期中国哲学成为政治附庸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压力有所减弱，但是经济压力随之而来。据我所知，有一段时间，大学哲学系甚至要有一位副主任专管创收，如办各种形式的班，以增加收入，改善在职教职工的生活。教师虽然没有像演员那样走穴，但不少人也到处游走讲课，如同“星期日工程师”那样。因为收入太低。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比起世界许多地区、国家，工资仍然相当低。当然，由于官本位也流入学校，有个别掌权者利用权势名望和关系，也有腰缠亿万贯者，但毕竟属于个别。真是不幸，两极分化也出现在学校之中。经济压力带给学校的影响，主要是教学与研究的不稳定、不踏实、浮躁，甚至堕落到管理者贪污腐败以及有的学者抄袭造假等。

如果你到欧洲去走一圈，发现那里就不存在研究中出现某哲学家过热和过冷的变化。在我们这里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之时，如在海德格尔哲学一度成为显学、所谓“万流归海”之时，首先在海德格尔的故乡，德国的学者们就觉得奇怪。德国一些学者对海氏在纳粹时期的不佳表现，没有放弃批评。另外，如“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也一度比较热，在其产地德国不仅不热，而且只有少部分人关注。至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有国际学术组织，却从未被冷清过。在中国，前面说过，黑格尔哲学“一花独放”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黑格尔还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如果反正，则应当祛除过热，而回到正常的深入研究才是。但是，中国的两极思维往往不能使事情回到正常。如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重要的康德、黑格尔讨论会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却发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呐喊。自那以后，还真见出效果了。康德研究的文章著作多起来。黑格尔的文章著作逐渐减少了。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黑格尔过热时确实压抑了康德研究。但忽视康德哲学，主要也是政治因素干扰。其一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因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等唯心主义观点而将其打入“反动哲学”；其二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指示，如果替康德说话，其风险可想而知。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回到对康德的正常研究很有必要。但是，与此同时却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却非明智之举。

记者：王老，说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这种现象应当如何正确评价？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现代外国哲学流派很多，它们是否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协调？如果从时代精神高度看，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有何不同，应当如何评价？

老树：所谓“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首先是说，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如前面所说，曾经有相当长时间，在中国大陆错误地把现代外国哲学一律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实际上，这是非学术地对待学术问题。在中国大陆，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哲学界，也表现在人文各学科，其结果乃是回避了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真正学术研究，以政治极左的姿态掩盖了自己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无知。只是在批判极左之后，才发现了现代外国哲学的合理价值和积极意义。在知识层面上，这种“蜂拥”具有补课性质，要改变无知状态。从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看，现代西方哲学也并非完全消极，而具有合理的价值和意义。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一直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后来法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等等，虽然各有可批评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在对于西方现实社会并不是漠不关心或逢迎。相反，它们在实质上却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尤其体现在打破了德国古典哲学鼎盛时复辟唯心主义的僵化和使辩证法公式化的僵化。这种僵化，在黑格尔“正反合”以及“无人身主体”等论述模式中已见其端倪。西方现代哲学，就其以德法为主要代表的欧洲大陆现代哲学而言，比起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进步，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力图从外向的还原论回归到人本身，回到关怀在现代化中被异化的人类。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绝对化，所谓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已经导致理性迷信和科学迷信，甚至在许多方面使之变成改变了形式的神学专制。例如，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专制，就是这种类似中世纪西方严酷的神学专制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