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弗雷德丽卡记得托马斯·普尔，他是亚历山大和她父亲在布莱斯福德·赖德学校共事时的同事，“他跟你剧中那个斯潘塞一样好。”但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两人都记得托马斯·普尔和美丽的安西娅·沃伯顿的一段情事。安西娅·沃伯顿那时候和弗雷德丽卡一样，都是女学生，安西娅·沃伯顿却落得未婚先孕、堕胎的惨淡下场。但以“惨淡”而言，就弗雷德丽卡来看，托马斯似乎比安西娅更加惨淡，不过，表象却可能是极具欺骗性的——这件事，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谁也没当面说出来。

“如果你想兼职的话，教书的确是个可以考虑的选项。”艾伦·梅尔维尔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可以马上帮你找到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里兼任几小时课的工作。现在艺术系学生要攻读学士学位，除了艺术本身，还得学一些其他的课程，所以我们也教文学，相当有意思呢。”

“我也可以问问鲁珀特·帕罗特，看他有没有一些读稿、校对和审稿之类的工作提供给你。”休说，“工作很烦琐、细碎，但可以不用上班，在家完成。某种程度上，出版行业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别忘了，还有威尔基的电视游戏节目啊，”托尼说，“你可以做做节目评论什么的。那不是很简单，但我觉得你能行……”

“工作!”弗雷德丽卡说，“我一定得工作!”

“没错，接下来……”托尼补充说，“我们就该考虑一下别的事情，比如长期范围里，你得做些什么。”

“是的。”弗雷德丽卡应道。

亚历山大、弗雷德丽卡和利奥来到托马斯的公寓。这是一栋坐落在布卢姆茨伯里，宽敞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宅第式公寓，托马斯的单位位于这栋大楼的第六层。亚历山大和托马斯曾在此共居一室，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亚历山大在创作一出叫作《黄椅子》的戏剧。托马斯·普尔的妻子埃莉诺，在1961年突然弃家而去，跟了一个叫作保罗·格里纳韦的男演员。《卖花女》在纽约重演时，保罗·格里纳韦演出过其中的角色。普尔的四个孩子：克里斯、乔纳森、莉齐和西蒙，那时候分别是十四岁、十二岁、九岁和五岁，此刻则分别是十七岁、十五岁、十二岁和八岁。年纪较大的两个男孩眼下在布莱斯福德·赖德学校念书，就是在亚历山大和托马斯作为教师相遇的那所学校，也是弗雷德丽卡的父亲曾经任职的学校。在亚历山大的印象中，克里斯、乔纳森都还是小男孩儿，但克里斯已经在忙于大学入学考试了。他问起了克里斯和乔纳森，普尔则边回答边带亚历山大和弗雷德丽卡参观客厅——当亚历山大还住在这儿的时候，那曾经是亚历山大的卧室。这个房间有一扇很大的八角窗，透过窗看出去，是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大火箭。窗的两边，一边是满目的唱盘和餐具，一边是塔楼和天线——从新建的邮电大楼的圆柱那一端蹿了出来。

在利奥面前商谈弗雷德丽卡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但看起来，把利奥暂时带离弗雷德丽卡的身边，却是可能的。利奥和弗雷德丽卡坐在长靠背沙发上，利奥的手捻在弗雷德丽卡的衬衣褶皱中。一位年轻的奥地利姑娘这时候出现了，她的名字叫瓦尔特劳德·罗泽，棕色的卷发，甜美的花瓣形的脸庞，骨架小得像鸟一般。她的笑容又自信又害羞。她告诉众人说莉齐正在游泳，西蒙则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还对利奥说她正在准备茶和巧克力果酱饼。“果酱饼？”利奥以为自己没吃过。“也就是水果奶油蛋糕，”瓦尔特劳德解释道，“是我亲手做的，很好吃。”

弗雷德丽卡把眼神从瓦尔特劳德身上转移到这个房间四壁。墙被隔成了书架，摆满了书，她不禁轻叹。托马斯说起并问候她父亲，弗雷德丽卡说自己有一阵没有父亲的消息，亚历山大说他和弗雷德丽卡的父亲保持着联络，因为他们同在那个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他现在怡然而居，”亚历山大说，“他陪着自己的外孙，他们住在旷野上，他还在晚上教课。我们一度为他担心，担心他退休之后无以度日，但他的确过得很好。”

瓦尔特劳德回到这个房间里时，手上端着茶具，再回来时，端出她说的巧克力果酱饼。巧克力果酱饼把八岁的西蒙·普尔从房间中引了出来——这个腿又细又长的小男生，脖子也很纤弱，眉上垂散着闪亮的整齐的棕色头发。他有点腼腆，但很有礼貌，进房间时问候了所有人。瓦尔特劳德告诉利奥说，西蒙想要让他看看自己的火车玩具。利奥轻声低语地客气答应了。瓦尔特劳德的口音有点不标准，但显然她的英语能力并不差，至少富于机智，她告诉利奥西蒙的火车有三段分隔的轨道，一个转车台、两个站点和一节卧铺车车厢。西蒙说：“我正在制作一个铁道转辙器。”可能是因为瓦尔特劳德和西蒙都温和可亲，也可能是因为连日来紧紧攥着妈妈攥得太累，又可能是因为蛋糕上的巧克力纾解了他的精神紧绷，利奥终于愿意放开自己，随他们一起走开了。弗雷德丽卡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哆嗦。她极快地告知她的两位朋友，她在利奥面前不能明说一些事情，还说她以后不想回到利奥的父亲身边，还有，她想工作，她想重新展开自己的人生，但她想不到以后利奥会怎么样。“我不可能回去，我也不可能保有利奥，我却不能把他送回去，我无法为他打算什么。”弗雷德丽卡对托马斯和亚历山大陈诉着，两个男人看着她，既关心也同情。

托马斯的提议正如亚历山大所设想的——弗雷德丽卡这期间应该住在这里。因为两个大男孩现在正读书，不在家住，所以这里有空出来的房间给他们母子住。而且他们三人：托马斯、瓦尔特劳德、弗雷德丽卡可以一起照看莉齐、西蒙和利奥，同时也各做各的工作。实际上，托马斯至少可以让弗雷德丽卡在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里教一节晚上的课，碰巧学院里有一位教员孕期极其不适，已经被劝请在家休息。那节课刚上到“小说形式的发展”或相似的题目。“因为我对你了解足够透彻，所以我知道你能胜任这堂课。”托马斯·普尔说。他又极不合时宜地赘了一句：“或者说你和你父亲一脉相承，我很相信。”

“我总是说我不会去教书的。”弗雷德丽卡有点固执。

“我们都这么说过。”亚历山大附和。

“这只不过是个建议而已。”托马斯说。

弗雷德丽卡环视着房间里的书。

“不是那样的，”弗雷德丽卡说，“我不是拒绝这份工作。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吃着巧克力果酱饼的西蒙和利奥一样。贪心，十足的贪心，想做得太多。”

但是当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她的脸，却没有贪婪之色。亚历山大看不出来，他心想：至少她连一点那种老式的贪婪表情也没有。

托马斯问亚历山大在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亚历山大说自己正全情投入，其他人在他看起来也一样。他们担忧的是，不知道经过这次大选，政府的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但看来政策改革势在必行，所以这个委员会面临着被解散的可能。亚历山大说他觉得这很有趣，一部分原因是他喜欢看这个组织里的人以组织为名的工作状态：内部的同盟形成了，冲突随之发生，理性和不理解也激起了小旋涡。委员会十分尽责：他个人已经在不少学校进行了调研，接下来还会去更多乡村、市中心、富裕郊区和英格兰东部农业沼泽地带。那里的学校将被调研，其中也包括育婴学校和较年长青少年就读的学校。“你们对于教育和学习有任何想法吗？”亚历山大试图从普尔疑虑的表情和弗雷德丽卡满脸的倦容中寻求认可，他这种提问的方式，来自委员会早期对他的训练，“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以为生活发生在任何地方，绝不会发生在教室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他回忆着、总结着那种曾经被禁锢在教室中的无趣窒闷，那种棕色油毡布窗帘和满是灰尘的窗台，那种踯躅彳亍的钟表行走时，那种在纸上能刮擦出爆裂声的固执笔触，似乎都散发出一种钻心的难闻的气味。在教室里一片棕色气体和灰质倦怠所汇成的海洋中，好不容易等到出现新景象的一刻——一个公式被推导出来了，一句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咏唱结束，哈姆雷特也喊出一句：“词啊，不过就是一堆词啊!”亚历山大说去中等学校调研时，依然能抓到自己在学校时那种感觉。但是一到小学，便感受到小学里弥漫着一股新的气氛——每个人都在讨论“小孩子到底是什么”“小孩子能够做些什么”之类的课题。亚历山大说他常常有这种感受，他觉得自己和同僚们简直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般，在一个明亮的地下世界中巡游，也通过窥镜来看人事物。他看过一片清新的纸页森林，悬挂着诗歌和描了色的鸟儿；他看过硬纸板雕塑成的一座座城塔；他看过目的明确的奔走、建设和试验……他跟委员会里语言和学习心理学的专家们谈过，发现幼儿能够创造出语句构造这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的很多奇迹，成年人只要领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逼迫小孩子、训练小孩子。

“的确是很发人深省也振奋人心，”托马斯说，“但也有很多小孩子是目前正在发酵的一些幼教风气的受害者，比如说，西蒙，我的小儿子西蒙。我认为他是那种喜欢待在角落里的安静小孩儿，他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总会听人说他不愿与其他孩子接触……”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在我看来是这样。”亚历山大措辞谨慎地说。

“我也这么觉得。但也许他有情绪障碍，搞不好程度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但我试图帮他弥补母亲在他生命中的缺失。”

亚历山大的情绪突然失陷。他几乎能确定那个西蒙，西蒙·文森特·普尔，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托马斯·普尔的儿子。西蒙的生母埃莉诺在生西蒙的时候，几乎也是相当确定地并且带着几分愉悦地，向亚历山大解释西蒙是亚历山大的儿子这件事，到底有多么确凿的证据。自那时起，接受并关注西蒙的存在，对亚历山大来说就是头等要事。当西蒙还只是个小婴儿，埃莉诺也还在家里照顾孩子们的时候，亚历山大视自己为一个充满威胁的问题人物，埃莉诺的情感侵袭也颠覆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西蒙的诞生，使得这段关系对亚历山大来说，变得更有诱惑力，也更有讽刺感。亚历山大担心自己和托马斯的友情，因为这份友情对他很重要，所以他尽力维持着。后来，埃莉诺抛夫弃子，亚历山大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道德谜题，思考对西蒙而言这形同虚设的角色——说是父亲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母亲又弃家不顾。但亚历山大没有一丝要去了解西蒙的打算。他并不喜欢太小的孩子。西蒙反正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家庭了，陪伴着他的有他的同胞(应该说是异父同胞)们，还有一个已成定局的人生。亚历山大如果试图要与西蒙父子相认，那是颇荒唐的，因为那是基于一刹那间快感的相认，也是基于一场基因突发意外的相认，如果基因总是意外的根源。所以他避免见西蒙。

最大的问题其实在托马斯身上。对于托马斯是否知情，亚历山大一丁点儿主意也没有，就连托马斯是否曾怀疑他们几个人之间有纠葛的历史，亚历山大也无从了解，但又想不出托马斯凭什么会知道，所以他继续对托马斯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信任感；虽然这么说，但他也不敢保证托马斯如何能不知道，毕竟埃莉诺的情绪每次一发作起来，不是戏弄，就是嘲讽，那是她性情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想，如果托马斯怀疑西蒙是亚历山大的儿子，那么他现在的言行就是洞悉一切后最好的示范，如果能这样保持下去，也很好。所以这两个好朋友之间所有的对话都非常模棱两可，托马斯的表现似是而非，像是针尖对麦芒般，企图用自己对西蒙的问题的偏执论述，以及托马斯凭借自己的、西蒙的爸爸的身份，展现对西蒙所投注的单枪匹马的、义无反顾的关爱，来刺痛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