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奥古斯丁爵士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也论述了对“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看法。他说，《淫秽出版物法》的出台，是为了杜绝淫秽作品。所谓淫秽作品，是那些下流肮脏老男人用来手淫的恶心素材，是顺着娼寮屋顶檐沟排放出的腥臭黏液，是对于受虐和受辱毫无怜悯的讥笑狎侮。“女士们、先生们，真相是，作者和出版者和你们一样，对淫秽作品憎厌，却依然散布这些作品。但是要注意的是，《淫秽出版物法》禁的不是文学作品，不是那些对现实社会弊端、对腐朽社会和性失控、对引发淫秽作品所述现象在真实生活中泛滥发生的事物、对琐屑空洞和虚耗人心、已经溃乱失陷和即将溃乱失陷的社会秩序，进行正面迎击的无畏作品。不仅如此，《淫秽出版物法》还有别的用途，它要使得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够自由地发行，要确保那些正直的文学作品不必担心被污蔑为淫词艳曲。”赫弗逊-布拉夫说，“因此，辩方将极力邀集大力支持《乱言塔》的专家级证人，就这本书的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价值举证。”他还说：“正如我博学多识的友人奥古斯丁爵士所说的，坏书伤害的是好人，但好人的善行和大作，必将摧毁坏书!”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最后引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禁毁一本好书，如同杀死一个好人一般；杀死一个好人，抹杀的只是一个理性生物，破坏了上帝的影像；但禁一本好书，扼杀的是理性本身，毁灭了你我眼中上帝的圣像。”

弗雷德丽卡疑惑，这一段引用是否过度？她望向陪审团，观察有多少人会对《论出版自由》里的这段话产生情绪波动。她看到：一个男人因听懂了这段话，开始眉头深锁；一个女人脸上扬起赞同而欣悦的微笑，并频频点头；而其他大多数人，呆滞、疑惑、淡漠地注视着某处，眼神里尽是虚空。

轮到王室法律顾问塞缪尔·奥利芬特发言，他代表的是裘德·梅森。奥利芬特说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位艺术工作者，他挣扎在贫困线上只为实践艺术。奥利芬特对《乱言塔》的观感是，它是一本复杂的艺术作品，其主题是探讨性解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压抑和暴行之间的关系。《乱言塔》继承了欧洲嘲讽文学和讽刺艺术的伟大传统，以道德败坏的笔触书写败坏的道德。奥利芬特引证了一些先例案件，指出一本文学作品在被指控为淫秽出版物的情况下，作者和出版者的真正意图对判断一本书究竟是否淫秽的陪审团来说，大多是无关紧要或不构成判断因素的；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淫秽与否则被导向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审视，因此，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图能够被重视，甚至必须被探讨。奥利芬特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D.H.劳伦斯的创作目的无可避免并自始至终被视为重要证据，在法庭上被争论。在许多辩方证人看来，劳伦斯本人无疑带有清教徒气质。他直率地写出了一本关于性爱的书，但他的意图是主张克制，反对纵欲。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我的当事人与劳伦斯思想一致，这两位作者的创作意图可相类而视。在我当事人的书中，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部讲述恣肆和惩罚故事的整本书中，唯一对人对事抱有完全的同情态度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参孙·奥里金，他总是说教，总是宣扬节制，宣扬戒绝和避免参与所有活动，宣扬实施禁欲主义。读时你也许会觉得神奇，在一本毫不避讳地描述性行为，甚至是将群交行为都纤细无遗地描绘的书中，能感到的再强烈不过的精神氛围竟然是禁欲主义和节制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刻意设置的幽默和反语，在梅森先生的书中，这种对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参孙·奥里金体现。但误读或错过这种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当你戴着追索堕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镜时，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郑重地提请各位注意：这高明的幽默和反语，是《乱言塔》这个哀伤故事里不可错判的精彩之处。梅森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东西，而他的写作手法是冷酷无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画这一切。这是和时间一样古老的文学艺术，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值得被尊敬的。”

在这一连串演说进行的同时，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从她身后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时不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和咔咔声。长时间聆听的法官终于发话：“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应不应尽快安排陪审团读这本书？”弗雷德丽卡此时转过身，寻找声音来源。她看到面上布满生姜色髭鬓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参与辩方审前会议的“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后，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蓝眼睛一动不动，法庭的动静让他入了迷。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继续问：为让陪审团读《乱言塔》，做了怎样的安排？需要预留多长的阅读时间？在哪里读？

弗雷德丽卡悄声问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录音机录下了法庭上的所有发言？”

“当然啊。”

“这是被准许的吗？”

“我得到了法庭的许可。我没说录音会用于民族方法学研究，我说这是出版社为了记录存档。我疑惑的是法庭为什么不用录音的方法做官方记录，他们让速记员来记录——你看，速记员就在那边，奋笔疾书那位。不过，法庭不介意我录音，他们说这没什么问题。”

弗雷德丽卡听到磁带在卷轴上如蛇行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声，那是录音机对文字的消化。

讼务律师和法官商量着《乱言塔》的阅读事宜。塞缪尔·奥利芬特说可以让陪审员把书带回家，在安静的家居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阅读。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审员被安置在“老贝利[1]”特辟的一个房间中进行阅读，而且为陪审员准备了扶手椅。而现在，根据回报，这起讼案的陪审员们，都已退回到旅馆房间中。首席陪审员报告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坐起来很硬，不舒服。正是这句“抱怨”，让法官打定了主意，决定到底要让陪审团在哪里读书。法官反驳首席陪审员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本来便是那么硬，陪审团被召集至此，本就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曾经坐过很硬的椅子，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但我们没有因硬椅子受到什么伤害。比起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恰恰是坐在结实、牢固又坚硬的椅子上，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锐。椅子很硬？不，我倒觉得陪审团休息室里的椅子应该是合适的，也必然是合适的。”

下午2时15分，陪审团被派去休息室阅读了，整个法庭里的人开始等他们。埃尔维特·甘德对阿德尔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说：“法官好像有施虐倾向，而这会导致两种可能——当然，一种是他支持《乱言塔》，另一种是他排斥《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想去跟裘德说说话，但裘德早已不见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贝利”的塔楼。鲁珀特·帕罗特则不断重复着说控方律师太难缠，他的脸如往常一般粉红而发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蓝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缝制细腻的蓝灰色精纺毛料西装。

下午4时15分，法官派人去询问陪审团还需要多久才能把书读完。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三四个陪审员说早已经读完了，首席陪审员——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说自己需要一本词典，厚的大词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他还想要一本法语词典，当然是法英双语的那种。接着，又有另外几名陪审员说就快读完了。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指示陪审团说，每个人都必须严谨、深入地读完这本书，如若不然，将会被撤换。于是所有陪审团成员返回休息室里，坐上坚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钴蓝色三种颜色设计封面的《乱言塔》，继续读了起来。十二个陪审员，有男有女，十二种不同的阅读，有的浏览略读，有的因读不懂而跳着读，有的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页面。有一个女陪审员把书带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读，读到洛绮丝之死时，女陪审员哭得快昏过去，惊醒了她的丈夫——这个小插曲后来才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个女陪审员的丈夫在印刷领域工作，是印刷工会的成员，她丈夫认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乱言塔》的审判结束后，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桩小逸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此案。第一位被辩方传召的证人，说自己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剧作家，最近也成为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正对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进行调研。他在文化类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工作过，也做过教育类电视台的制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剧作被作为普通程度考试的教材使用。媒体形容他：“一位非常俊美的公众人物，出庭做证时身着相当合体的深绿色灯芯绒西装、柠檬黄色衬衫，系一条蓝色底色、印有绿色康乃馨的领带。他一头浓密的银色头发，声音有如男高音般浑厚，总是面露谦和、谨慎与乐于相助的表情，即使身负压力，也不背弃自己的好品质。”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发言持续了三个小时，可说是提供了很实在很中肯的证言，而在表面上，他的神色是冷静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带亚历山大回顾了《乱言塔》中的部分文字，赫弗逊布拉夫专门挑了比较长的段落诵读——多数是与性无关的描写，也没有任何暴力情节的叙述。赫弗逊-布拉夫问亚历山大：是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典型英语散文篇章的文学价值？是否认为人物特征塑造得精巧入微？是否认为这些文段的内容足够严肃？亚历山大回答道：《乱言塔》并非属于需要对人物特征进行精巧入微塑造的文学体裁。赫弗逊-布拉夫请亚历山大为庭上可能存在的“对文学术语毫无认知”的陪审员解释什么是“文学体裁”，并提请亚历山大：“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不要使用太专业的术语。”亚历山大说，关于角色这一点，《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就像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中的角色一样，这些角色不需要深度，他们的行为才是重要的。紧接着，亚历山大被要求解释“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的含义，并被质疑道：“当你指出《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时，不是说这些角色都是俚俗或粗糙的吧？”亚历山大回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亚历山大听到一阵笑声——可能是笑他，也可能是笑赫弗逊-布拉夫，反正是笑两个人里“说了笑话”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把剩下的解答说完：“《乱言塔》里的角色各自代表的是品质。”“好的品质吗？”“不尽然，各种品质，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

对亚历山大的讯问，直接证明了赫弗逊-布拉夫在探讨文学价值时词汇量的匮乏。一开始，亚历山大以为，赫弗逊-布拉夫对于陪审团成员们作为普通读者，或者说“普通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普通人的文学理解程度关心过度，后来才发现，不单是自己，就连其后接受赫弗逊-布拉夫讯问的文学专家，大都有着这样的体会——这简直像从令人窒息的厚羊毛堆里爬出来喘喘气、见见光一样艰辛，来论证文学价值的专家级证人都竭力要组织简明又精准的语句，却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你的语言，你的专业级别语言，不能被作为证言接受，必须请你换一个表述方法。”比如，亚历山大经过缜密思考后，指出《乱言塔》中某一段写得比另外一段成功，因为该段落中仅凭借简单一句，就几乎能以悲剧气氛为整个场面定调，而另一段好是好，但只不过是黑色幽默，像一出大型木偶秀。赫弗逊-布拉夫插嘴：“那么，请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所谓的‘大型木偶秀’是什么意思？请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分享你的想法。”又比如，亚历山大说某一个情节“写得不如别的好”时，赫弗逊-布拉夫立即问：“不如别的好？那么那个情节到底好不好？那个情节到底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请直接地回答：好，或不好。”于是亚历山大只得一遍一遍地重申，“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的确觉得写得好。而《乱言塔》就此在听者耳里被扁平化为一连串“好”的段落，“好”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