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法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创作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而且可以说是更加巍然耸立的丰碑。雨果作为世界杰出小说家的声誉从此稳固确立了。说它较之《巴黎圣母院》更为重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巴黎圣母院》以中世纪末期为故事背景，通过曲折的手法反映当时的法国社会，而《悲惨世界》则直接描绘了十九世纪初期，即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国社会，因此更具有现实感；《巴黎圣母院》集中描绘流浪者、乞丐、孤儿等下层人民，而《悲惨世界》则把视角从穷人扩展到社会渣滓和共和派，视野远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意蕴厚实得多。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相隔了三十多年，《悲惨世界》写作时间很长，毕竟是雨果呕心沥血之作！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为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一八二七年参观了比塞特尔的监狱，一八三四年参观了布列斯特的苦役监，一八三九年参观了土伦的趸船。在这种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指导下，雨果写出了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小说：用自叙体写成的《死囚末日记》（1829）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1834）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五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拆开，并无端禁闭了他二十四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故事简洁而动人。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一八二八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一八〇六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的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品行端正，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三十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一八四一年一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写下了记载这一场面的散文。当时有位作家于勒·雅南写过一篇风俗研究《她零售自身》（1832），记述一个女子为穷困所迫，出卖自己的头发和一颗牙齿。这个故事雨果有可能知道。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四个主要人物：米里埃尔主教、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在构思和写作小说《贫困》。一八四八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十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付梓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从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他花了七个月，“对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整部作品反复思考，融会贯通，使十二年前写的一部分和今后将写出的另一部分完全一致。”从一八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六一年五月，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作《悲惨世界》，直至精疲力竭。于是他到比利时旅行，从五月二十二日起，到滑铁卢战场凭吊，随即写作关于这场战役的篇章。六月三十日，他写完了全书。九月，他回到盖纳西岛以后，复看手稿，从十二月至次年五月，补写了第五部。小说在一八六二年上半年陆续出版。《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它被看作雨果的小说代表作，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小说出版时，虽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却不为评论家所充分了解。拉马丁认为“这部小说是危险的”，就是一例。另外有人认为，倘若《悲惨世界》早问世二十年，也许会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同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相媲美。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人。《悲惨世界》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巴黎的秘密》当初人人争睹为快，排队等候刊载这部小说的报纸出售那种轰动一时的情形。雨果并不稀罕这种一时的成功，因为他不愿《悲惨世界》以报纸连载的形式问世，认为这有损于艺术品：“轻快而肤浅的剧作只能取得十二个月的成功；深刻的剧作会获得十二年的成功。”雨果的断言是正确的。《悲惨世界》在二十世纪受到长盛不衰的欢迎，流传于世界各国，它的读者远远超过了《巴黎的秘密》的读者。

《悲惨世界》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首先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为生存而挣扎、受凌辱受欺侮、受迫害受压迫的穷苦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在文明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依仗法律和习俗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沉沦，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制，换言之，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让·瓦尔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七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五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十九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他连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只有米里埃尔主教款待了他，但他反而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他被抓住扭送到主教家里，不料主教说这套银器是送给他的，而且多送给他一对银烛台。他深受主教的感化，力求做好事。命运给了他机会，让他在制造黑玻璃小工艺品上有所发明而发达起来。他改了名字，办起了企业，为滨海蒙特勒伊城和穷人花了一百多万，创办托儿所，创设工人救济金，开设免费药房，等等，最后当了市长。出门时他往往衣袋装满了钱，回来时却囊空如洗，钱都散发给了穷人。他确已改恶从善，可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曾经是罪犯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在得知一个叫尚马蒂厄的流浪汉长得像他而蒙受冤屈时，他挺身而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再次从狱中逃出后，他继续行善，又一次引起警方注意。他只得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就是刑罚过量的苦海中。让·瓦尔让因偷了一只面包而判了那么重的刑罚，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监牢，一点点过错就成为累犯，要判终身监禁，真是秋荼密网啊。社会对于让·瓦尔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发指。可悲的是，当让·瓦尔让向马里于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里于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让·瓦尔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诚然是出自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让·瓦尔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么，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柯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让·瓦尔让）解雇了她，从此开始了她悲惨的经历。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用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不了自己和寄养在泰纳迪埃那里的女儿。十法郎卖掉了一头秀发，四十法郎出售了两颗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为社会的奴隶。曾几何时，一个活泼泼的年轻少女，变得形容枯槁，病入膏肓了。社会对她这种人还加以歧视，她受到恶少把雪团塞进衣衫的捉弄，反而要被警察监禁。她看到自己的恩人让·瓦尔让遭到沙威逮捕，惊吓而死。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同让·瓦尔让相比，就显出妇女比男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妇女是弱者中的弱者，更容易受到摧折。雨果描绘芳汀的笔墨不多，但却非常真实。芳汀与生活中的原型相差不大，这就说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女子何止千万，小说家无需作大量的加工，便能再现一个受损害受侮辱者。在处理这个人物的结局时，雨果同样归咎于社会压迫：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让·瓦尔让；既有心毒手狠的泰纳迪埃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让·瓦尔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柯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泰纳迪埃家受到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小小年纪便要干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东西。让·瓦尔让去寻找她的时候，正是圣诞节之夜，而柯赛特却要提心吊胆地到树林的泉边去打水。

柯赛特又瘦又苍白；她将近八岁，看上去只有六岁。她的大眼睛由于哭泣，深陷下去一圈。她的嘴角因为经常恐惧，耷拉下来，在犯人和绝望的病人身上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她的手就像她的母亲所猜测的那样，“给冻疮毁了”。这时，照亮了她的火光使她显得瘦骨嶙峋，明显地十分吓人。由于她始终瑟瑟发抖，习惯了并紧双膝。她穿着破衣烂衫，夏天令人怜悯，冬天令人吃惊。她身上的衣服尽是窟窿；与毛料无缘。可以看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表明泰纳迪埃的女人拧过的地方。她的光腿红通通，十分细弱。锁骨凹下去，令人伤心。这个孩子整个人，她的举止，她的姿势，她的声音，她说话的不连贯，她的目光，她的沉默，她细小的动作，都反映和表达一种想法：恐惧。

童年的柯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她无亲无故，干的粗活不是孩子所能胜任的，更不用说挨打受骂，缺吃少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柯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雨果并没有杜撰柯赛特的故事，他举出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类五岁童工的事例。勾画出童年的柯赛特的可怜形象，《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苦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