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4]

 。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号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会死的。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很难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是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5]

 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

“省下那些火药，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温文尔雅地说，“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

四天后，病人死了，被白色颗粒状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却没有再发现一起新病例。没过多久，《商业日报》刊登消息说，在本城的不同地方，两名儿童死于霍乱。经证实，其中一名得的是普通痢疾，而另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看上去的确是霍乱的牺牲品。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也感染了霍乱，但很快就康复了。危险过去后，一家人回了家。三个月内，又发现了十一例病例。第五个月时，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心的爆发。但快到一年时，大家普遍认为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严格的医疗措施创造了奇迹，效果比他的宣传还要切实有力。从那时起，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霍乱仍然是本城，而且几乎是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并没有再度发展成瘟疫。对霍乱的惊恐使得当局更加严肃地听取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在医学院，霍乱和黄热病被规定为必修课；并且，大家明白了填堵污水沟、把市场建到远离垃圾堆的地方去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热衷于宣告他的胜利，也没有精神百倍地去坚持他的社会使命——如今的他成了折翼的天使，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地击中了。

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十八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请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入老城的宝地——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且几乎全是黑人——他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得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却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珍禽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三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振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拴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立刻又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中。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娅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等候传禀，以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加拉·普拉西迪娅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