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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或者别的负责人……”


保尔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说:


“不想干活可不行。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上不了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霎时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冬妮亚·图马诺娃。


冬妮亚好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是柯察金。眼前的保尔身上穿着破衣烂衫,脚上穿着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扎着脏毛巾,脸好久没洗了。只有那一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是他的眼睛。正是这个衣衫褴褛、像个流浪汉的人,不久以前却是她所爱的。一切变得多快啊。


冬妮亚最近结了婚,现在随同丈夫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她遇见了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同柯察金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么想呢?柯察金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难过。显然这个火夫一直没有转机,只能来挖土。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满脸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坏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无礼。他把铁锨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


“走吧,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5】,我瞧着就生气。”


保尔读过《朱塞佩·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漏网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冷冰冰地对她说:“图马诺娃同志,拿上铁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筒皮靴,冷笑了一下,又随口添了一句:


“我劝你们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刚刚光顾过。”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小队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起了作用。


冬妮亚说服他一起去铲雪了。


傍晚收工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车厢里去占位子。冬妮亚站住脚,让工人们先过去。走在最后的是保尔。他拄着铁锨已经疲乏不堪。冬妮亚等他过来,和他并排走着,说:


“你好,保夫卢沙!坦白地说,看到你这种样子,我感到很意外。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弄个比挖土好些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相当于委员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利呀……”


保尔站住,用惊奇的目光瞧了瞧冬妮亚。


“我也觉得很意外,竟会看到你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总算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铁锨往肩上一扛,迈步向前走。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


“图马诺娃同志,坦率地说,我的粗鲁比您的彬彬有礼好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跟工人握手还不感到害羞。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樟脑丸的味儿。说心里话,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了。”


保尔收到阿尔乔姆的来信。哥哥说他快要结婚了,让弟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朝上飞。保尔不可能去参加婚礼,现在怎么能离开工地?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超过了他们小队的进度,他们推进的速度简直让人惊呆了。这个码头装卸工在拼命争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着,不断鼓动来自码头的伙伴们拼命地干活。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顽强地埋头苦干的筑路工人。他惊异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样的人?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天气再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到老懂得还太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见过托卡列夫后,在工地上找到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精制的瑞典毛皮短大衣,拍拍那富有弹性的黄色皮面,说:


“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咳!小伙子,你可真傻呀?是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带来的,怕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大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柯察金捎去吧。阿基姆曾对她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中干活。奥利申斯基微微撇了撇嘴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捎一件军大衣去嘛。’可丽塔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讶地拿着这件珍贵的短大衣,犹犹豫豫地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才一会儿,柔软的毛皮就使他的双肩和前胸都感到暖烘烘的。


丽塔在日记里写道:


十二月二十日


暴风雪刮个不停。今天仍是风雪交加。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目的地,不料由于遇到严寒和暴风雪而受阻了。他们陷在雪中了。挖掘冻土是很难的。总共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工地没有人来参加。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处,匪徒弄翻了一列运粮火车。遵照粮食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工地送回城里。奥库涅夫也在其中。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都不供暖。可恶的暴风雪!它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昨夜奥尔利克匪帮倾巢而出,袭击博亚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伤,胸部被打穿,今天将把他送回来。弗朗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组长。是他发现匪徒,鸣枪报警的。他一边往回跑,一边还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来得及跑到旧校舍,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负伤。现在工地上驻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


潘克拉托夫现在担任工程队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砍死了。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等火车来,就顺着铁路线步行离去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被送回,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人已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筑路工地的来电:“为了回击匪徒,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和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万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久盼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特别缓慢,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这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好几天了,今天觉得热度比以往更高。


使工程队大量减员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块儿去上工。他有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又穿着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也帮不上他了。


每走一步,胸部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一下。他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模糊,只觉得树木围着他团团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看去,站台旁边停着一列跟站台一样长的平板列车,上面装着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同来的人们正在往下卸。他又向前走了几步,便失去了平衡。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脑袋撞在地上,积雪贴着灼热的面颊,很舒服。


几小时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他,把他抬进板棚。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点五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不值一提,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保尔回家乡。


多亏柯察金小队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昏迷不醒的保尔及阿廖沙硬塞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车上的人怕传染上斑疹伤寒,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还威胁说,车开动后,就要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掏出手枪,指着那些人的鼻子怒喊:


“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通通撵下车,也得让他走!自私自利的家伙,你们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碰他一指头,就把你们全撵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手枪。谁敢碰他,你就对准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镇住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空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米佳伊,只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担子都得由咱俩挑起来。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搞肃反工作的朋友打电话,反复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抬下车。直到每个同志都答应绝对办到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了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已经死亡,只得叫人把尸体抬到收容站的停尸房里去。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工地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柯察金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躺倒了。


以下是丽塔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在坐下提笔以前我就哭了。谁能想到丽塔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悲痛难忍。怎么会悲从中来呢?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开完祝捷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突然涌上心头呢?确实胜利了,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明白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珍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不知道哪天才会写下一篇。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