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回答：

“罗德金娜同志马上会来。今天和今晚我都待在她家里，明天早晨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多拉，因为她常常来看望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前要跟我父亲见见面，没忘记吧？您的病情，我已经详细告诉他了。我想让他为您检查一下。今晚就可以去。”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作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带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专家用拉丁语讲了好长一段话，回答女儿的问题。巴扎诺娃听了以后，顿时脸色惨白。这是保尔不可能不察觉的。保尔望着教授谢了顶的大脑袋，竭力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个究竟。然而，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教授客气地和他告别，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让女儿转告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陈设雅致，品味不俗。保尔靠在长沙发上，等着她开口。但女医生不知该怎样启齿，该说些什么。她感到非常为难。父亲对她说，柯察金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加以遏止。教授反对再做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力量阻止。”

巴扎诺娃作为医生和朋友，觉得不宜如实说出一切。她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会使您的身体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

她这样说着，却忘了对方锐利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或者确切些说，从您没有说出口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千万要对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不着隐瞒什么，我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的。不过我真想知道，自己往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笑着，把话题引开。

当晚，保尔始终没有了解到实情，不知道明天究竟会怎样。临别，巴扎诺娃轻声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对您的友谊。您的生活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建议，您就来信。我会竭尽全力的。”

她从窗口望着保尔高大的背影，目送身穿皮上衣的保尔费劲地拄着手杖，离开大门口，走向一辆出租轻便马车。

又来到叶夫帕托里亚。南方天气酷热。人们戴着绣金的小圆帽，晒得黑黝黝，说话大嗓门。旅客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幢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刚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持有哪个单位的疗养证？”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站住，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安排您住这儿，跟埃布纳同志一起。他是德国人，要求给他找个俄罗斯人同住，”医生解释说，并上前敲门。

房间里传出一句不地道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只见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子，两只漂亮的蓝眼睛炯炯有神，富于表情。他面对保尔，露出和善的笑容。

“古腾莫根，格诺塞【21】。对不起，我是想说：你好，”他纠正说，并且把手伸给保尔。他的手没有血色，指头长长的。

几分钟以后，保尔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那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兴致勃勃地交谈着，此时词语只起次要作用，主要靠似懂非懂的语句加上猜测、手势和面部表情，总之是用上了约定俗成的世界语中的一切手段。

保尔已经知道，埃布纳是个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他大腿中了子弹。这回是旧伤复发，迫使他卧床。尽管很痛苦，他却保持着昂扬的情绪。这一点，马上博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住的病友这么好，保尔喜出望外。这种人不会从早到晚，唉声叹气，诉说病痛。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

“美中不足的是，我一点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想。

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在每天治疗之后，就到这儿来度过一整天。病友们称他们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埃布纳半躺半坐在轮椅上；保尔也坐着轮椅，因为他被禁止步行。其余三个人，一个是身体沉重的魏曼，爱沙尼亚人，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个是深棕色眼睛的年轻妇女玛尔塔·劳琳，拉脱维亚人，看上去像十八岁的少女；还有一个是膀大腰圆的列杰民奥夫，西伯利亚人，两鬓斑白了。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懂德语，埃布纳让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纳是同室病友；玛尔塔、魏曼和埃布纳由于语言相通而亲近，列杰民奥夫和保尔则是通过下国际象棋而熟悉的。

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民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才从魏曼那儿夺得这个称号。魏曼吃了败仗，这个平时蔫呼呼的爱沙尼亚人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保尔赢了他，他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没多久，院里来了个魁梧的老头儿，五十开外，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对弈。保尔没有戒备，平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民奥夫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身为“冠军”，必须迎战每一个新来的棋手。观棋的人照例很多。走到第九步，保尔已经发觉，对方的小卒在稳步推进，咄咄逼人。保尔心里明白：遇上了强敌，他不该对这场比赛这样漫不经心。

激战了三个小时，保尔虽然竭尽全力，但还是不得不认输。他在所有观棋的人之前看出自己败局已定。保尔瞧瞧对手。列杰民奥夫慈祥和蔼地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必败无疑。魏曼难以掩饰地盼望保尔吃败仗，他紧张地观战，不过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总是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卒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民奥夫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当中，保尔同列杰民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七负二胜一和。

魏曼眉飞色舞地说：

“哦，列杰民奥夫同志，谢谢啦！您到底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他这是活该！我们这帮老棋手全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可他终究栽在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

“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转而挖苦败在他人手下的保尔。

保尔失去了“冠军”称号。但他在失去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结识了列杰民奥夫。后来列杰民奥夫成了他的挚友和尊敬的人。保尔棋赛失利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象棋战术仅仅略知皮毛而已，遇到精通棋艺的行家，自然非败不可。

保尔和列杰民奥夫之间有一个巧合：保尔出生和列杰民奥夫入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年青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搞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拥有火热的青春，虽然只有八年的战斗历程，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这一老一少两个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是一身伤残。

晚上，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每天晚上，十一号病房里热热闹闹。魏曼老想讲个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兴趣很大。不过，现在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击。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讽刺堵住他的嘴；如果这还不奏效，保尔就出面干涉。

“魏曼，你总该先问问——也许你的‘俏皮话’一点也不合我们的口味……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同志怎么会说出……”保尔用不满意的口吻开始说道。

魏曼撅起厚嘴唇，眯缝着两只小眼睛，嘲弄似的扫视一下大家的脸。

“应该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玛尔塔我倒还能理解，女同志是当然的反对派嘛；但是柯察金想装成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好像是个共青团里的乖宝宝……何况，我就是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经过这样一场涉及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高度来讨论了。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大好，我和保夫卢沙观点一致，”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退却。他尽量用开玩笑来掩饰，后来再也不讲那种笑话了。

保尔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看看模样，保尔估计她只有十九岁。有一次，保尔和她交谈，结果大感意外。没想到她已经三十一岁，一九一七年就入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她已经被白匪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将她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交换回来。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念完了大学。保尔没留意，他们是怎样开始接近起来的。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布纳的、娇小的拉脱维亚女子，确已成了“五人小组”不可缺少的一员。

地下工作者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他嬉皮笑脸地逗玛尔塔：

“玛尔托奇卡，你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日子？这样可不行！”

每天早晨在起床铃响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能听到响亮的鸡啼声。埃布纳学鸡叫的本领真是绝了。院里的工作人员找这只不知道怎么钻进来的公鸡，怎么也找不到。这使埃布纳得意非凡。

到月底，保尔病情恶化。医生让他全天卧床。这使埃布纳心里很难过。埃布纳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乐观开朗，从不愁眉苦脸；他充满朝气，却又这样过早地丧失健康。玛尔塔告诉埃布纳，说医生预料保尔的未来很不幸，埃布纳听了异常焦急。

此后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也没允许保尔下床走动。

保尔能够对周围的人们隐瞒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看到他脸色苍白得异乎寻常，有所察觉。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在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不可能让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跟朱赫来学拳术，经受住第一拳一样。那时候，他也倒下了，但是立刻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老人家说，她有一个十五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名叫阿尔宾娜·屈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所以，母亲要儿子一定到那儿去看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埃布纳像对亲弟弟一样，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玛尔塔却没有露面，保尔没跟她告别就离去。

第二天早晨，敞篷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来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屋跟前。保尔让陪送他的人去问问，这儿是不是住着屈察姆一家。

屈察姆家有五口人。母亲阿尔宾娜·屈察姆已过中年，胖胖的，黑眼睛，目光凝滞而抑郁，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风韵。两个女儿名叫廖利娅和塔娅；还有廖利娅年幼的儿子；再就是胖得像猪的糟老头儿屈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里工作。小女儿塔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利娅早先是打字员，前不久和既是醉鬼又是流氓的丈夫离了婚，眼下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带孩子，帮母亲做做家务。

除了这两个女儿，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目前在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