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察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冷淡戒备的目光打量客人。

保尔对阿尔宾娜耐心地叙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家里的情况，也顺便问问她家的情况。

廖利娅二十二岁。这个淳厚的女子一头褐色短发，大脸盘，心里想些什么，仿佛都写在脸上。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的秘事也主动地和盘托出。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儿在家里专横暴虐，不给家人丝毫的自主和自由。他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吹毛求疵，使家里始终笼罩着惶恐不安的气氛。因此，两个女儿对他厌恶透顶，老婆更是恨得要命，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里争吵不断，气氛恶劣。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天天如此。

这家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据廖利娅说，他是地道的浪荡公子，自以为了不起，爱吹牛，吃要考究，穿要阔气，还爱喝酒。他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中学毕业后，就开口向母亲要钱，说要到首都去。

“我去上大学。让廖利娅卖掉戒指，你也卖些东西。我需要钱，你们上哪儿弄钱，我才不管呢。”

乔治深知母亲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弱点。他对两姐妹态度傲慢，居高临下，认定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变着法儿跟老头子要钱，再加上塔娅挣的工钱，一次次地全寄给儿子。可他呢，入学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榜上无名，便寄居在叔叔家里，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连连拍来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塔娅，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塔娅，来客人了。她腼腆地跟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粗大的、起茧的手。

塔娅十八岁了。她算不上漂亮，但是，栗色的大眼睛、像蒙古画上画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线条分明的鲜丽嘴唇，使得她挺有魅力。干活穿的条纹上衣紧箍着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着两个小房间。塔娅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小铁床和一个五斗橱，五斗橱上放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还竖着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多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菊花。薄纱窗帘用浅蓝色带子拢在一旁。

“塔娅从来不让男的进她的房间。可您瞧，她为您破了例。”廖利娅拿妹妹开玩笑。

第二天晚上，大家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塔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听他们交谈。老头儿全神贯注地搅着茶杯里的白糖，不时从眼镜上方恶狠狠地瞧瞧坐在对面的客人。［31］

“如今，婚姻方面的新规矩，我实在看不惯。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了。他缓过劲儿，指着廖利娅说：

“这就是一个。也不问问，就跟那浑蛋结婚；也不商量，又离了。这下苦了我，得养活她，还拖着个野种。简直不像话！”

廖利娅难堪得涨红了脸，扭过头去，不让保尔看见她满眼泪水。

“那么，照您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一块儿过下去？”保尔问，两道迸射火星的目光紧盯着他。

“应该看看清楚再嫁人。”

阿尔宾娜插嘴了。她强压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老头子呀，听我说。你干吗当着外人讲这些呢？可以聊聊别的嘛。”

老头子猛地朝她转过身来：

“我知道该说什么！从啥时候开始，竟敢对我指手画脚了？”［32］

当夜，保尔久久地思索着屈察姆一家的事情。他偶然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进了家庭的悲剧。他琢磨着，怎样帮助她们母女挣脱这种束缚。他自己的生活进程突然停顿下来，面前是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现在要采取果断行动，比任何时候都难。

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儿。然而，这件事并非轻而易举。他要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也力不从心。过几天他就要离去，而且也许就再也碰不到这些人了。那么一切听其自然，不必在这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掀起一点细浪微波吗？可老头儿令人憎恶的模样使他无法平静。他设想了几个方案，又觉得都行不通。［33］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外面回来，见塔娅独自在家，其他人都走亲戚去了。保尔踏进她的房间，他挺累，就坐到椅子上。

“你怎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

保尔想起夜里设计的几个方案，决定试一试。

为了不受别人干扰，他说得很快，而且开门见山。

“塔娅，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何必再讲虚礼客套呢？我就要走了。咱们见面，不巧是我处境尴尬的时候。要不然，咱们能够扭转局面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同离开这儿。你和廖利娅都有一双勤劳的手，工作肯定找得到！应该跟老头儿一刀两断，他是说不通的。可现在，我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会怎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无能为力。那么如今怎么办？我要争取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状况，天知道那些医生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的。我写信给母亲，商量一下。咱们瞧瞧，怎样来结束这种复杂混乱的局面。反正我决不会扔下你们不管。不过，塔尤莎，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彻底改变。你有这样的愿望和力量吗？”

塔娅抬起低垂着的头，低声回答：

“愿望我有，有没有力量——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么不坚决，保尔能够理解。

“没关系，塔尤莎！有了愿望，咱们就能把事情办妥。告诉我，你很留恋这个家吗？”

塔娅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愣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很可怜我母亲，”她终于说。“她一辈子受父亲的欺负，如今乔治又紧紧缠着她。我非常可怜她……虽然她更喜欢乔治……”

这一天他们说了许多话，家里人快要回来的时候，保尔打趣地说：

“奇怪，老头儿怎么没给你找个人，嫁出去？”

塔娅惊慌地摇手。

“我不出嫁。廖利娅的遭遇，我看够了。我绝对不结婚！”

保尔笑了。

“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要是有个小伙子突然向你求婚，盯住不放，而且确实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你又怎么办呢？”

“我不结婚！他们在窗外转来转去的时候，全是挺好的。”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到塔娅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

“行，不结婚也能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待小伙子心肠好硬。幸亏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要不然，我可下不来台了。”

保尔见塔娅满脸羞涩，便用冰凉的手亲切地在她的手上抚摩一下。

“像你这样的人，找对象不会找我们的。我们能帮得上什么呢？”塔娅低声说。

几天以后，保尔乘火车去哈尔科夫。到车站送行的有塔娅、廖利娅、阿尔宾娜，还有阿尔宾娜的妹妹萝莎。临别，阿尔宾娜从他的嘴里得到保证，决不会忘记廖利娅姐妹俩，要帮助她们挣脱牢笼。她们送他，完全跟送亲人一样。塔娅眼里泪水盈盈。保尔久久地从窗口望着廖利娅挥动的白手帕和塔娅的条纹上衣。

在哈尔科夫，保尔不愿意打扰多拉，所以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落脚。休息了一下，就乘车前往中央委员会。他见着了阿基姆，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就要求马上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

“保尔，不行哪！我们这儿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写的是：‘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便他们怎么写！我求你了，给我工作机会吧！跑这家医院，转那家医院，没什么用的。”

阿基姆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夫卢沙，你要理解，这样对你比较好。”

但是，保尔激动万分，反复坚决要求，弄得阿基姆也顶不住，最后只得答应。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精力就能恢复。可是上班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不吃，因为没有力气走下三楼，到隔壁的食堂里去吃饭。经常是忽而这只手，忽而那只脚，感到麻木。有时候，全身动弹不得，还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浑身无力，起不了床。第一阵发作过后，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迟了整整一个小时。由于经常迟到，他终于挨了批评。保尔心里明白，自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离队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动工作。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不可避免的事情依旧发生：他病倒在床。这时候，保尔记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便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赶来了。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一个最重要的情况：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情况好得不得了，已经根本用不着治了。”他想说句笑话，但双方都笑不出来。

保尔刚恢复一点体力，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不肯让步了。他态度坚决，要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绝对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从权威人士那儿听来的。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休，领抚恤金。然而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不让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靠着残废证过完一辈子，明知毫无用处还东跑西颠地求医。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工作——适合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里干，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只是别让我当个只管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能使我心里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明白，这个不久前还像一团烈火似的年轻人，此刻满腹汹涌着怎样的感情。他理解保尔的痛苦。他懂得，保尔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要他脱离斗争，隐退到遥远的后方，那是太可怕了。因此，阿基姆决定尽力为他争取。

“好吧，保尔，不要焦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一定竭尽全力。”

保尔费劲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认为生活能把我逼进死角，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使劲儿拉过阿基姆的手，按到自己胸口，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心还在跳动，就别想使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把我拉出战斗的行列。你记住这一点吧，老大哥。”

阿基姆默默无言。他知道，这不是漂亮话，这是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在呐喊。他明白，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另一种感受，说另一种话。

两天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职务可以让他去担任，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具备在文学战线工作的能力。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位女同志，老地下工作者，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出几个问题：

“同志，请问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上过党校或政治学校吗？”

“没有。”

“哦，没关系，通过实践常常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您的情况，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用不着到这儿来，就在家里做。总之，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方便。不过，做这项工作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不妙。半小时的交谈显露出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女同志用红笔划出了三十多处语病及不少拼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