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水户学”

现在，让我们进入江户儒学的巅峰“水户学”创造的精神世界。翻开有关幕末时期的历史著作，我们会很容易看到对“水户学”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介绍。对于“水户学”，很多读者可能会感到高深难测，这其实源于对精神事物的疏离。[30]

“水户学”又称“水户儒学”，具体指德川幕府治下水户藩独自发展出来的儒学学派及其观念。“水户学”能在幕末走上历史的大舞台，与水户藩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关。江户幕府的权力核心是德川家系，由三个拥有领地的直系“御三家”和居住在江户城中不拥有领地但有特权的三个支系“御三卿”组成。我们要说的水户藩，就是德川“御三家”之一，但它在规模上不及尾张的德川家与纪伊的德川家。

水户藩虽然是一个小藩，但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变路径上，它却处于枢纽的位置。除了因前面提到的它与权力核心的血缘关系外，还有着独立的精神史上的背景。这种精神的起源，得益于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1）的修史事业。1657年，他开始组织学者编纂《大日本史》，到1906年完成为止，《大日本史》共编纂了397卷，用时近二百五十年。在这一修史事业中，水户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和政治意识。

不过，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谈论精神的作用。如同我一再强调的，不存在独立于时代的精神。水户藩在幕末一跃而走上日本政治变革的舞台中心，与西洋势力的到来有直接的关系。自沙皇俄国的使节拉克斯曼于1792年首次访问日本，俄国在其后十余年间先后派使节要求通商，并对桦太[31]、择捉、虾夷等日本列岛及其周边多次武装攻击。1808年，英国军舰进入长崎湾，掠夺燃料和食物。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虽然震撼了幕府，但强烈的危机意识却首先形成于水户藩。[32]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与水户藩紧邻江户、海岸狭长的地理位置有关，但其更深层的原因只能从江户时代主流的观念体系，即儒学中去寻找。

“尊王攘夷”的重新发现

从根本上说，“危机”有着强烈的主观认知的一面，而儒学特有的家国天下的政治观念与文明意识，则是这种危机意识的放大器。

水户藩的儒学传统与发达的儒学教育，为新时代提供了“内忧”（藩内的经济萧条）与“外患”（西方的冲击）的危机话语体系。西洋势力被表述为“外患”，正是以和平主义著称的儒学的危机意识对现实的投射。而水户藩的《大日本史》编纂事业，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发生与成长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土壤与现实的生产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源于儒家经典《春秋》的“尊王攘夷”思想的重新发现与论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尊王攘夷”中的“王”是指日本天皇，而“夷”或“夷狄”则完全是儒学文明论的范畴。日本最早的史书之一，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中就有“天皇诏曰：远方夷狄，不奉正朔”的字样。不同于日本另一部史书《古事记》（712年成书）偏重于神话的叙述，这部史书模仿《史记》等中国史书编撰而成，有着特定的“中国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个“夷”的观念，还得到了政治制度上的支持：在794年征讨部落“虾夷”的战争中，当时的桓武天皇任命大伴弟麻吕为“征夷大将军”。[33]从镰仓时代（1185—1333）天皇大权旁落、武将篡权开始，一直到江户时代结束，“征夷大将军”一直是将军所能获得的最高职称。它在政治哲学上的含义是，天皇是日本最高的权威，幕府体制的正当性最终源于天皇的授权。

我们前面之所以说“水户学”是江户儒学的“巅峰时刻”，正是因为它与“天皇”重新登上日本历史舞台有着直接关联。水户藩最终提炼出来的“尊王攘夷”观念，旋即激活了日本统治阶层的政治潜能，强力推动了日本历史的进程。

水户藩修史事业的主导原则，即儒学的“尊王”思想，首先体现在历史叙述方式上。《大日本史》采用了与司马迁《史记》一样的本纪、列传、志、表的结构，并用古典汉文撰写。在编纂过程中，因反清复明而流亡日本的明朝遗臣、著名学者朱舜水（1600—1682）发挥了巨大影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自己的修史事业比作孔子作《春秋》，所以《史记》的精神就是儒家精神。水户藩通过修史事业，自然将儒家精神内化于它的自我意识中。

但在实际的历史叙述中，这种源于中国的儒学历史观很快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水户学的儒者们要具体面对中国的“易姓革命”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传统的内在紧张；另一方面，他们要面对儒学“尊王”思想与幕府将军实际统治的矛盾。虽然随着江户时代中后期“国学”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发展，以天皇为主君的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性与意义得到重新发现与建构，但事实上，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水户藩修史事业的历史观与政治意识，与德川幕府的统治原理相悖。

“水户学”这种绵延不断的“尊王”思想脉络，在后期水户学的创始人物藤田幽谷（1774—1826）那里完成了理论上的关键一跃。藤田幽谷用古典汉文撰写了一部名作《正名论》。在这部作品中，幽谷对天皇进行了重新定位，自此天皇被正式置于儒家祭祀上天的郊祀之礼与祭祀祖先的宗庙之礼的位置上。这样，天皇获得了全新的政治地位。

在日本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这种“尊王”理论的确立意义非凡，因为自12世纪镰仓时代武士阶层兴起以来，天皇大权旁落，将军幕府才是政治权力所在。在《正名论》中，天皇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首次得到了理论上的确认与建构：

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地，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广，兆民之众，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岂不伟哉。[34]

在《正名论》的开端处，幽谷实际上为日本确立了全新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借助儒学有关政治秩序（君臣名分）的话语体系，他赋予了日本君主以统治的正当性与权威性。在幕府统治的末期，德川政权试图通过提倡尊崇皇室的方式，形成诸侯对幕府的尊崇，以维持已经开始动荡的秩序意识。但在幽谷这里，君主却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天位”，天皇亲政的观念已经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幽谷将天皇统治的“天命”直接置于神话体系中，这种做法上接江户时代“国学”的观念传统，下开近代日本神学政治建构的帷幕。这种神学与儒学政治理论的结合，最终以天皇统治的“神国体制”形式进入近代日本的精神空间。

“水户学”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藤田幽谷的门人会泽正志斋（1781—1863），1825年，他以汉文撰写政治策论《新论》一文，为“尊王”思想的确立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因为与“尊王”同时进入人们观念世界的，正是“攘夷”思想。

这部《新论》其实是一种革命纲领。在论述中，会泽强烈呼吁强化国家统治能力以应对西方势力带来的危机。这种论述的前提就是日本自“神代”以来延绵万世的“皇统”的优越性。该文在幕府末期广为流传，被誉为维新志士的“圣经”。借助维新志士这一主体，“攘夷”这一撼动德川幕府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登上了日本精神史的时代舞台。我们要注意的是会泽的文明意识，这是“攘夷”论得以正当化的前提。在他的笔下，“西方蛮夷—日本神国”的世界认知框架，得到了明确建构与呈现：

神州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既无有远弥矣。而今西荒蛮夷，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蹂躏诸国，眇视跛履，敢欲凌驾上国，何其骄也……苟自非有豪杰奋起以竟天功，则天地亦将为胡羯腥膻所诬惘然已矣。[35]

天保年间（1830—1843），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因面临藩内的财政压力，开始进行藩政改革。思想与精神终于进入了自我实现的政治轨道。1841年，德川齐昭建立了藩校“弘道馆”，并撰写《弘道馆记》，将此前话语空间中流传的“尊王”与“攘夷”结合在了一起，正式提出“尊王攘夷”的政略与教育思想，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与历史观得以正式确立：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经，而生民不可须臾离者也。弘道之馆，何为而设也？恭惟上古神圣，立极垂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所以照临六合，统御宇内者，未尝不由斯道也。宝祚以之无穷，国体以之尊严，苍生以之安宁，蛮夷戎狄以之率服。而圣子神孙尚不肯自足，乐取于人以为善。于是斯道愈大愈明而无复尚焉。中世以降，异端邪说，诬民惑世；俗儒曲学，舍此从彼。皇化陵夷，祸乱相踵，大道之不明于世也盖亦久矣。我东照宫拨乱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开太平之基……敬神崇儒，无有偏党。集众思，宣群力，以报国家无穷之恩……

藤田幽谷的儿子藤田东湖（1806—1855）进一步撰文阐述了弘道馆主旨，编纂成《弘道馆记述义》一书，得到了维新志士的广泛阅读，同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经”。如下文所见，藤田再次对“尊王攘夷”这一政治口号做了详细的阐述：

神州，天日之嗣世奉神器，君临万方，上下内外之分，尤天地之不可易焉。然则尊王攘夷者，实志士仁人尽忠报国之大义也。臣尝读史……战国抢扰之间，外夷觊觎，乘我政教驰废，乃敢布其妖教。丰臣氏尝禁之，至于东照宫更大设宪令，搜索天下，悉毁其寺，戮其徒，后嗣继述不懈。于是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为宪法第一义。其果决明断攘除夷狄者又盖如此。今恭观其遗训，于仁政武备之要，尤深垂戒，其所以虑内忧防外患者，不一而足。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膺……[36]

这些论述所建构的“尊王攘夷”论，并不是简单的排外思想，因为它的主旨是要确立一种至高的权力，进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今天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它的“排外主义”和“抵抗外部军事政治压力”等现象层面的含义，而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本质精神。[37]其实，在这一政治口号中，流淌着的正是时代的精神。它对“尊王”的论述就是对王权的呼唤，目的是回应时代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原理，要求对内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对外确立独立的、排他性的主权。

所以，“尊王攘夷”并不仅仅是武士阶层维新的口号，它所蕴含的政治意识，在指向幕府体制变革实践的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呈现。从而，水户学确立的“尊王攘夷”的观念细流，最终汇聚成时代的精神洪流，决定了日本乃至东亚世界的历史走向。非但如此，由于这些论述皆由汉文（东亚世界的古典语言）撰写而成，它们所呈现的精神具有了普遍主义的维度。换言之，“尊王攘夷”所确立的王权根植于东亚的传统政治理论，进而指向了世界，是一种东亚的王权形式。[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