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近代超克论与世界史论中，“中国”不再成为论述的主题，这显然不同于此前的亚洲主义论述。亚洲主义者通常都有着很强的“中国意识”，但在近代超克论中，强烈主导日本知识分子观念的是“日本—西方”或“日本—世界”的二元认知框架。

在这些论述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中国”在两个层面上被认为得到了“超克”。在精神层面上，这种超克体现为日本以“东洋思想”的代表自居；在现实层面上，则体现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试图成为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在日本的精神底色中存在着一种世界主义，尽管这种世界主义还只是得到了极为偏狭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这个“近代超克”的构想再次与日本的中国认识发生了关联。毕竟，对于日本而言，历史上的中国既是一种基于儒学的普遍主义的世界原理，又是一种基于现实力量安排的东亚世界秩序的主导性核心。日本通过超克近代的方式，试图一举超克中国，但日本自身的体量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整全的世界主义叙述，因为支撑世界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只能是一种大规模甚至是超大规模的文明。

这样，日本此时面临的难题就水落石出了：近代超克论虽然形式上不再以“中国”为对象，但触发这种论述的根本机制，却依然存在于近代日本帝国精神世界的内部。

对于日本此时面临的难题，竹内好曾经做过总结。针对1942年“近代超克”座谈会的精神症候，竹内好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近代的超克》一文中写道：

“近代的超克”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以这些传统的基轴展开的对抗关系在进入总体战争的阶段后，在面对如何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的思想课题时，“近代的超克”的问题突然一举爆发出来。因此，这一时刻提出问题，在时机上是正确的，也正因此得到了知识界的关注。[22]

“时机上是正确的”，这是竹内好对此次座谈会罕见的赞语。不过，如果据此认为近代超克论“正因此得到了知识界的关注”，则回避了问题的症结。如我在上文指出的，帝国知识分子在1942年展现的思想是日本精神史上的必然事件。因此，与“时机”相比，竹内好指出的“难关”（aporia）才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那么，这个“难关”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在现实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竹内好对“难关”的表述还只是一种事后表述，它在日本精神史上的独特作用有待进一步论述。

人们倾向于认为“文明冲突”是一种消极的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冲突”的克服，正是文明得以传播和升级的一种自然路径。人类文明的进步，正表现于在“冲突”的进程中展开文明教化以及对野蛮进行规训的意图和实践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难关”实际上是走向文明的进程。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帝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正是在寻求突破“难关”的过程中，制定了国家建设的内外战略，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近代日本用各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建构了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这种现实必然包含内在的张力，对立的双方试图相互克服与转化，因此对这种张力的驾驭，构成日本走向现代、走向文明的动力。当然，这个过程同样伴随着危险，内部的张力可能会粉碎自身。

事实上，相互对立的二元观念的任何一方，都有着双重的属性和功能。一方面，它们都是一种对经验现实的摹写和反映，都自认有着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们都指向一种全新事实的建构，建构一种反映自身认知和理念的现实。但二者的功能无法凭空发生，而是要借助对对方的吸收和转化才能实现。因此，是否具有建构二元乃至多元观念的精神能力，将最终决定一个民族在世界史和文明史上的位置。

这种“难关”的双重性，是近代日本面对世界与自我时的真实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对立的双方均试图实现自身。如果说对立的双方在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正当性，那么问题再次出现：何以两种关于世界的原理，即东洋与西洋，在近代日本会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近代日本引以为荣的东洋文明的角度看，近代西洋文明有着不义的属性。在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眼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既是这种世界认识的结果，也为日本克服这种世界认识提供了机会。竹内好论述道：

大东亚战争是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但同时也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虽然事实上一体化在一起，但在逻辑上必须进行区分。日本没有侵略美国或者英国的意图。日本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但没有意图去侵略荷兰。帝国主义无法打倒帝国主义，同样帝国主义也无法对帝国主义进行审判。为了进行审判，需要某种普遍标准（比如东京审判中使用的自由、正义、人道主义）……[23]

我在这里之所以引述这则说法，是因为它代表了战后日本主流的历史认识。这就是所谓的“二重战争史观”，人们迄今对此依然争论不休。我们这里要关注的问题是，在历史的具体处境当中，竹内好所言的普遍标准，诸如自由、正义与人道主义，究竟如何才能将自身确立为普遍的标准？

此时又出现了更高维度上的“难关”，即正义的普遍标准和历史标准的矛盾。对这种难关的不同理解，甚至是不理解，成为战后日本历史认识内部分裂的根源。从1963年开始，文艺评论家林房雄在《中央公论》上连续发表对近代日本的重新解释，并在随后以《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名结集出版。林房雄的核心认知是，“大东亚战争”的本质是殖民地解放战争，从而彻底否定了战争侵略性的说法。[24]这种观点代表了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一极，被称为“修正主义历史观”，与美国主导、经由东京审判而确立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形成了对立。后者强调的正是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外政策的侵略性。[25]

林房雄的历史解释之所以成为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一种类型，原因正在于“难关”并未因日本的战败而消失。这种观点虽然被视为日本右翼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认识，但根源可追溯至日本幕末时期的“尊王攘夷”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超克”并未完全退出现代日本的精神空间。事实上，“近代超克”也无法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的精神底色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是一种未完的事业。

这种说法并不是理论上的推演。在战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认知当中，1949年革命成功的中国，事实上继续了近代日本的“超克”事业，并且取得了成功。竹内好就注意到了中国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持续“抵抗”。通过颂扬这种“抵抗”精神，竹内好延续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超克”的精神史。换言之，竹内好将自身的超克论投射到了中国的“抵抗”行动当中，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才是真正的“近代超克”。与此相对，他认为日本因为在事实上放弃了对西洋的“抵抗”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让我们看一段竹内好的原话：

中国革命包含了挫折与成功，破坏与建设的全过程，可以视为是对欧洲文明的挑战。所谓的近代化论即使可以说明日本的近代化，却难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假如说日本的近代史是没有抵抗而脱离亚洲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化则是通过抵抗实现了亚洲化。[26]

这是一种出色的日本视角下的中国革命论。“亚洲”“欧洲”“文明”“革命”“近代化”等，这些曾经激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热情，但又让他们感到苦恼和分裂的观念，最终被竹内好编织成一种和谐、完美的历史叙事。这虽然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但它给日本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毕竟，在竹内好等战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认知中，“亚洲”依然是他们的热情所在。中国革命的成功，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这是战后日本“中国先进论”得以形成的精神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对战前“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的逆转。[27]

在20世纪30年代的近代超克论中，日本自认已经卓有成效地“超克”了中华世界，既然如此，那么眼下的西洋世界同样将因其内在的缺陷而被再次超越，日本将成为一个世界。近代日本的这种世界主义意识，在文明冲突的机制中得到了激发，但遗憾的是，日本知识分子虽然从各个角度触及了问题，但无法也无力对此做出更深刻的理论阐述。

在上文，我曾用“世界主义”概括“近代超克”的世界意识。当然，这是一种深层意识，并不容易被包括亚洲主义者在内的日本帝国的知识精英清晰地感知和认知。更何况，当时强烈的危机意识、民族主义激情以及对天皇的盲目信仰，更是覆盖在“世界主义”之上，愈发阻碍了近代日本精神的健康展开。不过，世界主义就仿佛散落于大地的种子一样，我们总会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看到它破土而出的形态。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事例。

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推动文明与正义秩序在全人类的实现的世界使命已经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的身上。这是内藤湖南“文明中心转移论”所要揭示的现实。[28]它继承了江户儒学的“日本型中华主义”的文明意识，将“文明”的推广规定为国家民族的使命，并借助“转移”的认知模式，在事实上成了“近代超克”的先驱版——自认为自己在文明上已经领先中国，自认为自己已经克服了中国。

在内藤湖南的论述中，一种真正的世界文明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命运。早在1893年，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文明论述。他写道：“印度以其神秘的特性、支那以其礼仪的特性、日本以其趣味的特性，来补足西欧贫乏因而无法理解之处，进而达成世界开化的大成，这或许正是昭昭天命之所在。”[29]如同我在前面指出的，明确的使命意识是普遍文明自身的意识，是近代帝国自我正当化的基本话语。日本并不例外。

这个使命意识体现在对非文明以及文明缺陷加以教化的冲动。在这个文明教化的过程中，日本自认为有其特殊性。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处于将东西学术荟萃折中、别开学术生面的位置，而这一位置是创造世界文明的最佳位置。189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日本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使命：

日本的天职在于日本自身，而非借助西洋文明，向支那传播，向东洋推广。日本的天职不在于保存支那旧物，向西洋出售。我们要将日本文明、日本趣味风靡于天下，让地球受其光芒的泽被。我们身处东洋之国，东洋诸国以支那为最大，所以我们的天职必须以其为主要对象。[30]

我们再次看到，日本将其文明教化的意识首先投向了清朝中国。文明作为当时世界认知的主要范畴，同样被用于界定日本帝国与中国的战争。因此，当中日两种文明——被视为新旧两种文明——在1894—1895年进行决战后，内藤湖南对此迅速予以理论化：“文明的中心必然随时移动。移动后的中心，必然源于此前的中心，通过损益，前者的特色会消耗，将成为后者的特色与重新展开的基础，从而各得其宜。通过这种方式，人道与文明得以相传于万世。”在他看来，东洋文明的中心已经移动到日本，日本成为东洋世界的领袖。日本对“支那古文化”与“西洋新文化”兼收并蓄，正在创造日本文化。因此，待到完成之际，日本将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成为“以东亚全体为中心的世界领域内”的中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