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被视为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同当时多数活动家一样，北一辉的身上有着明治维新时期典型的“草莽志士”精神，富有革命激情，积极参与大陆事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对日本历史的实际进程与世界认识产生的影响而言，北一辉可谓无出其右者。在战后，他一直被视为右翼思想家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制者。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北一辉是如何在众多亚洲主义者中“脱颖”而出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为什么他的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其根源在哪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成长历程。

北一辉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少年时代跟随一位叫圆山溟北的儒者学习汉学；溟北向他讲述了王阳明对幕末勤王志士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1905年，他离开故乡，来到东京。9月5日，日本民众对日俄两国签署的战后和约不满，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进行抗议活动，随即发生了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的暴乱。不满的民众袭击了警察局和官方新闻机构，日本政府宣布戒严。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他开始撰写《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并在1906年5月自费出版了这本书。

这部作品出版后，据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很快被当局列为禁书。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自由党创始人板垣退助（1837—1919）以及社会主义者福田德三、片山潜等都表达了赞赏之意。板垣退助说：“如果这部著作能早二十年出版，我们自由党的运动就会走向别的方向。”福田德三则说，这部作品“虽然比不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比其他平凡者流足足高出了一头”。[11]从此时起，北一辉开始进入时代精神生产的核心现场。

同年，他开始参与宫崎滔天的革命评论社，并和“中国革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宋教仁（1882—1913）建立了“刎颈之交”。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他作为当时著名右翼团体“黑龙会”的视察员前往上海。从此时起到1920年回国为止，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大潮中。日本思想史学者荒川几男评论道，他参与中国革命的热情，正是“他自己试图在‘中原劫火’的深处摸索他所构想的‘纯正社会主义’的实现方法”这种激情的写照。[12]

受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抵抗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日关系由此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1919年，他在上海进一步目睹了五四运动的蓬勃展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紧张，使得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震动：曾经和他一同浴血奋战的革命同志，为何如今站在了抵抗日本的第一线？于是，他将革命的目光由中国转向了日本国内。他要在国内发动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面的的矛盾。这是他在此期间撰写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精神史背景。1923年，这部著作在日本正式出版，书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我们马上会看到，这本书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内外政策。[13]

我在这里再次呈现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寻找这部作品诞生的精神源泉。显然，除了他个体的心智结构所蕴育的激情外，东亚大陆此时风云激荡的革命烈火，无疑让他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这种源于东亚世界史变迁的革命能量，开始在日本寻找爆发的时机，而北一辉正是这种能量传输的管道。

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了一套激进的国家学说，倡导一种自下而上改造日本的方案。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本革命论，包含发动天皇大权、停止宪法、限制天皇和一般国民私有财产和土地、消灭政党政治以及解散财阀、建立东亚大帝国等主张。北一辉俨然成为右翼思想的领军人物。1926年12月25日，昭和天皇即位，日本开始进入动荡不安的昭和时代（1926—1989）。而在这样的时代，时势、观念和事件往往是相互造就的关系，结果，各路“志士”共同在“昭和维新”这一逐渐结晶化的口号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东奔西走，呈现了欲与“明治维新”比肩的气势。北一辉逐渐成为时代风暴的中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变“二·二六事件”爆发。陆军“皇道派”二十一名青年将校打着“坚决推行昭和维新”的口号，率领1483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官邸等十余处场所。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九人惨遭杀害，冈田启介首相侥幸生还。叛军占领东京市中心四天，在昭和天皇坚持镇压的形势下缴械投降。在随后的军事法庭上，十九名事件“魁首”被判处死刑。表面上与政变并无直接关联的北一辉，也遭到了起诉，罪名是教唆政变的思想犯罪。翌年8月19日，在事实关系极其可疑的情况下，北一辉被执行了死刑。[14]

当然，如同很多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指出的，北一辉被处以极刑，完全是政治判决，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审判。但反过来说，在当时日本政府看来，叛军要求“维新”的理论基础就是北一辉的学说，这一点倒是很少有人质疑。不仅如此，昭和前期的一系列“事件”，诸如1931年“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五·一五事件”，都被认为受到了北一辉日本革命论的影响。

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此后的道路却有着强烈的北一辉印记。日本政府为缓解来自军队的压力，开始实行战时体制，军部进一步得势。据记载，在临刑前，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将校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但北一辉却拒绝了；他反复诵读的，是已经诵读了二十年的《法华经》。我们可以由此窥察到他精神世界的某种规模。

如同北一辉未必是“二·二六事件”的主谋，将他的学说完全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多少存在逻辑上的跳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何以他的学说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关键就在于“革命”二字。北一辉的论述最初就指向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变革意志，这使得他与同时代强调文明——文化观念的京都学派的理论家们区别开来。在他最初的作品《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他对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其中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一文中，北一辉将贫困与犯罪问题深重的日本社会直接描述为“农奴与奴隶的日本”，对现行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种诉诸人们日常生活感受的分析与批判，使得他要求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重组的变革目标获得了正当性。

值得留意的是，他对“万世一系”的日本官方“国家学与历史哲学”的根本谬误也进行了批判。他这样写道：“因为某些特殊的政治形式，就认为只有日本的国体未像其他诸民族一样经历过历史进化，这其实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国家观，依然以尊王攘夷的口吻解释整个宪法……”[15]在此，北一辉的理论展现了彻底的批判性格。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北一辉还最终描述了未来的世界秩序的形成机制与图景：

吾人虽然同时尊重提倡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与提倡社会进化论的马克思，然而作为比他们更为进化的现代人，吾人并非他们教条的信仰者。吾人承认阶级竞争的同时，承认国家事实上的竞争。阶级是横断的社会，国家则是纵断的社会。但随着同化作用的进行，阶级的隔绝将逐渐得到消除。小国家间的对立将随着历史的进化而消失，亦即随着作为个体竞争单位的阶级的进化，竞争的内容也将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论主张，随着这一竞争单位向世界单位的进化，国家竞争的内容也将进化为由联邦议会所决定。[16]

显然，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有关个体、社会、国家与世界的相关概念和理念，北一辉的理论呈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特有的世界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核心就是对历史主体的呼唤。在上述引文中，北一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引入“国家间竞争”来说明世界秩序的演化原理。由于他用“阶级竞争”替换了“阶级斗争”，他的“国家间竞争”实际上就是国家间的斗争。正如阶级斗争预设的是平等社会的到来，北一辉的“国家间竞争”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

上述引文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一种世界革命的构想。而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这种构想以更激越的口吻表达了出来。他这样论述道：

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球的大地主。日本的国境线就像零散的米粒一样的岛屿，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地位。那么，以正义的名义开战，从它们的独占中夺取土地，日本就没有这种权利吗？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斗争，唯独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争视为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这种思想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日本为确保日本海、朝鲜、支那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日俄战争的目的，必须将远东西伯利亚据为己有，因此必须建立针对俄国的强大的陆军。援助印度的独立，确保支那的保全，以及日本取得南方领土，这是事关日本命运的三大国是。由于这三大国是与英国绝对不可两立，所以日本实际上必须迅速建立强大的海军。如果这次大战有西乡隆盛、明治大帝在的话，与德国陆军东西呼应就会一举使俄国屈服；海军分为东西两部分，将英国舰队分割为本国与印度澳洲防备两部分，那么日本就具有充分的优势将它们各个击破。构筑起北到俄国南到澳洲的大帝国，应该早已指日可待。[17]

至此，北一辉完成了世界革命的全部构想。虽说这是北一辉的狂妄的军国主义想象，但在日本，这种想象却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最终变成了国家和民族共有的意志。这已经不能简单说它只是想象了，因为实际上改变历史道路的，正是这些文字所明确表达的意志和力量。

如同“近代超克”的高远理想并不能掩饰军国主义者思想的贫乏和手段的野蛮，北一辉的世界革命构想最终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也因此被日本战后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视为“昭和法西斯主义先驱”、日本右翼的理论代表以及昭和国家主义的理论家。这当然没错，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北一辉的理论只是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一个特定阶段的象征，他无法独自承担昭和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因为作为个体，他显然不具有那样的能量。

当然，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过程中，北一辉的确“独树一帜”。后世的评论家一般都会注意到北一辉作为右翼理论家的面孔，但从他思想的来源以及最终的指向来看，你也可以说他是最激进的左翼理论家。

因此，北一辉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这种简单的归类会导致我们无法认识其理论的特殊性。北一辉革命学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理论，他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认识。在世界史进入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这种世界认识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历史进程。正因如此，北一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