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知识分子只是表达了精神化的意志，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化的真实力量，那就是王权的发动。在1945年8月9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做出“圣断”，决定投降，近代以来的“攘夷”运动至此告一段落。从表面上说，这是“攘夷”运动的失败，但“尊王”观念却由此再次升华。天皇“王权”的发动既是日本近代历史的终结，又是现代历史的开端。

如果说近代日本从国家制度到个体精神秩序的原点在于天皇，那么，天皇在战争结束时的政治行动，同样是其后规定日本政治与个体精神秩序的强大要素。进一步说，天皇在终结旧制度、创造新秩序时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此后日本民主主义制度的命运。日本在战后几年间进行的国家改造，如同主要当事者、从1948年到1954年连续担任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承认的，是一场完全的“不流血的革命”。[14]吉田茂将这一革命的成功归因于日本国民诚实、乐观、好学等品性，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天皇为革命秩序提供了权威以及意义上的担保。

简言之，战败后日本这种不流血的低成本革命之所以可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天皇王权的直接发动。

我这么说的根据，并不是仅仅凭借《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权力，而是因为，最终赋予法律条文生命的是民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人们尊崇的不是法律上的天皇，而是天皇在它们内心深处所唤起的一种信念与意义。作为明治日本政治制度的天皇制虽然终结了，但“天皇”——它的本质是国王代表的“王权”——自身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刻意蕴与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依然是有待深入揭示与解释的对象。

现在，我们具体看一下天皇在这一决定日本命运时刻的政治行动。天皇政治行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他发布的两篇诏书。

第一篇是著名的《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以广播的形式向国民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这个广播播送的是裕仁天皇的诏书录音，在前一日深夜秘密录制而成，史称“玉音放送”。这是日本国民第一次听到天皇的真实声音。从政治和法律上而言，这份诏书终结了一个时代，但也因此强化了天皇对日本国民精神的影响。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每年到了8月15日这一天，广播、电视等媒体都会播送一段“玉音放送”，天皇的声音可以一再唤起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抄录原文如下：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饬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共同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朕之拳拳不忘者。此间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亦实出于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宁之故也。至若排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已历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所能。然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人开始使用残虐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何以陈谢于皇祖皇宗神灵之前。此所以朕饬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故也。

对始终与帝国协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不得不深表遗憾之意；念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身负战伤、蒙受灾祸、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亦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兹得以护持国体，信靠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与尔等臣民永在。至若激情泛滥而滋事端，或同胞相互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乃朕之所忌讳者。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落后于世界之进运。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15]

在这份至关重要的历史文件中，天皇事实上以极其精炼的语言表明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由与精神历程，那就是谋求“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宁”。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它们正是“尊王攘夷”这一帝国精神的自我表达与现实要求。只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并且敌人使用“残虐炸弹”，为“保全亿兆赤子”，现在天皇要求日本帝国接受投降条件。这些说法，再次将近代日本的自我与世界认识呈现了出来。

日本认为，在当时殖民帝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当中，日本发动的战争具有双重的性格：针对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的行为是侵略战争；针对英美等西方列强，日本发动的战争属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本身不涉及正义性的问题。这是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主流。

这份诏书自身并未直接表明上述两种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因而一直为左翼学者所批评。比如，诏书仅仅宣称“宣战于英美二国”，却完全无视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6]这种历史认识造成的历史后果延续至今。事实上，在现代日本的一部分历史学者的认知当中，“日中战争是近代日本对外战争中持续最久的战争，在广义上的牺牲者数量超过了日美战争……然而，与日美战争相比，日中战争已经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远去”；明治以来日本未能与中国建立安定的关系，“这种状况至今依旧”。[17]

我这里指出《终战诏书》的这种历史认识性格的目的，首先是要说明它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所谓“玉音放送”这种形式，即天皇通过广播亲自宣读诏书的形式本身。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大立法者在革命时刻诉诸和面向人民的演讲形式，是东亚王权的本能反应。当然，这是一次被迫的、从上而下的“革命”。正因为这种革命的特殊性，天皇的出场使得日本平稳地迎来了和平，而与这个和平同时到来的正是“战后民主主义”。诏书事实上是在无形中召唤人民的出场，尽管在诏书中被表述为“臣民”。

由此我们可以说，《终战诏书》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使得两个时代实现了无缝对接。诏书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正得益于它所体现的权力，即“王权”。这种王权有着东亚王权的普遍主义性格，因为它时刻诉诸“东洋”的道义属性，并指向理想的普遍世界的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的这种王权性格，同时是近代日本精神的一种凝缩。根据历史记载，诏书由时任内阁书记迫水久常和汉学家川田瑞穗起草，随后由阳明学者、大东亚省顾问安冈正笃加以润色而成。这位安冈正笃另外为人所知的身份就是昭和时代右翼团体“犹存社”会员以及“金鸡社”的创始人。

安冈正笃修改的主要是“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这一句前后的两句话。他在这句话前面加入了“义命之所存”一句，在后面加入了“为万世开太平”一句。前一句取自《春秋·左传》中“以信行义，以义成命”一语，后一句取自北宋著名儒学家张载《张子语录》中的著名说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过，在随后的讨论中，由于内阁成员不理解“义命”二字的含义，并且以辞典未收录这一词语为由，未采用安冈的说法，而是改为“时运之所趋”。据说，安冈得知修改后，怒斥当事阁僚“无识”，感叹“此乃千岁之恨事”。[18]

这种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在安冈看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义命之所存”还是“时运之所趋”涉及本质的认知问题。“义命”由儒学的核心观念“义”与“命”组成，意思是“正道、天命”，是儒学的古典语汇。将接受公告的理由解释为“义命之所存”，是把日本的行为置于东亚古典文明的传统中，其宣布结束战争，乃是道义使然，是主体选择行为；与此相对，后者则有被迫、无可奈何的含义。

因此，围绕诏书文字上的这些修改不仅仅是修辞问题，文字体现的正是此前日本帝国的精神世界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水户学开创的近代日本“尊王攘夷”的精神品性，在这一诏书中为日本留下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遗产：“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东亚传统儒学普遍和平主义的最高表达。

在这篇诏书中，“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宋朝新儒家特有的气魄无疑极大提升了“尊王攘夷”精神的视野和格局。如果说“尊王攘夷”还有其历史的、排外主义的局限，那么“为万世开太平”则是纯正的普遍主义精神了。战后日本国民坚定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当然不能简化为诏书的影响，但二者在精神上呈现出的某种同型性，却也透露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真相。

关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人们多持“外来”说，即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占领军无疑以它所依据的法律和政治权力，主导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过，如果过于强调这种外来的因素，我们就看不到内在于日本精神史与政治实践中的因素的影响。比如，上面提到的《终战诏书》中“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政治意志，就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辞藻，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与社会进程，进一步转化为《日本国宪法》中“和平主义”思想的根源。

这里关注的焦点虽然是政治权力，但当事者自身的品格也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方向。据记载，初到日本的麦克阿瑟看到战败的日本人修理支离破碎的机械、重建房屋、工厂和船坞时，很赞赏日本人忍受失败时的“自尊”，认为“日本人拥有耶稣登山训众的精神”。[19]同样，在裕仁天皇的身上，麦克阿瑟也看到了同样的精神。

1945年9月27日上午10点，裕仁天皇来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这是麦克阿瑟精心安排的一次会面。在会晤中谈及天皇为何没有阻止战争时，天皇坦然承认：“我不清楚我们的事业是非正义的。即使现在我也不确定未来的史家会如何分配战争责任。”当麦克阿瑟对此感到震惊时，天皇继续做出了如下表述：“麦克阿瑟将军，我来到这里，是把我自己提交给你所代表的权力进行审判，对于我的人民做出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决定，对于在战争行为中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唯一负有责任的就是我一人。”[20]据说，麦克阿瑟瞬间被感动了，因为天皇承认责任，意味着他自己可能走上绞刑架。天皇的这一“罪己诏”深深影响了麦克阿瑟。在随后的政治进程中，他抵抗住了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的各种压力，成功地使天皇免除了起诉。

我们要看的第二份诏书发布于1946年1月1日，是这一年的《新年诏书》。这份诏书更为人所知的是另外一个名称，它被广泛称为“人间宣言”（或“非神宣言”）。在这篇诏书中，天皇公开否定自己作为“现人神”的“神格”属性，从而为将权力转移给国民创造了最后的精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