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诏书否定神格的构想，最初源于GHQ对时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的指示，天皇自己主动加入了《五条誓文》以进一步表明心志。不管起源如何，对于民众而言，对于即将由“臣民”转换为权力主体的“国民”而言，诏书终归是天皇自身的政治行为。因此，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君主—臣民这一旧体制下的关系，获得了在新体制下的一种延长：在民众看来，他们享受的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着来自天皇的恩典。这样，无论是此前的臣民还是此后的公民，日本民众的生活获得了一种超越历史的精神的支持。在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政治与利益关系的古老力量的规范与支持下，日本民主主义政治显现出了它的活力。

与日本国内对这份“人间宣言”的温和反应相比，当时驻日本的外国新闻特派员首先注意到了这一诏书深刻的政治哲学含义；其中有一位记者直接以“日本革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为理解这一“革命”的精神属性，这里抄录这份诏书的部分内容：

兹迎接新年。回顾往昔，明治天皇下赐明治最初国是《五条誓文》。曰：一、广开议会，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破除旧来陋习，以天地公道为基；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睿旨公明正大，复何加焉。朕兹重发此誓文，欲再开国运。故必须遵此誓文宗旨，除去旧来陋习，畅达民意，官民全体致力于和平主义，构筑富有教养之文化，以此谋求民生之向上，建设新日本……我国民此刻直面考验，决意彻底以和平方式追求文明；果能团结一致，不仅为我国，亦将为全世界开创光明之前途。朕对此深信不疑。

夫爱家之心与爱国之心，于我国尤为热烈。有鉴于此，现今正是扩充此心，致力献身于对全体人类之爱之完成……朕与尔等国民常在，常期利害与共，休戚同享。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基于相互信赖与敬爱，并非仅源于神话与传说。以天皇为现人神，且以日本国民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负有支配世界之命运，此乃虚构。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非基于此观念。[21]

显然，这份新年诏书在精神上再次将近代日本的历史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引述明治维新时期的宪法性宣言《五条誓文》，裕仁天皇表明，日本此刻正在进行的改革，在精神本质上与明治维新并无二致。不仅如此，对于此前军国主义者极力鼓吹的“爱国”思想，裕仁天皇并未讳言，而且还更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国民彻底贯彻“和平主义”，要求国民献身于对“全体人类之爱”的完成。

人们通常只关注天皇在这篇诏书中否定自身“现人神”的直接意图，而忽略了他更为高远的用意，那就是对国民精神进行导引和改造。“和平”和“人类之爱”是一种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精神，在因战败而人心不安的时刻，天皇通过诉诸这种普遍的精神，试图为国民提供安慰和奋斗进取的动力。可以说，日本天皇对这两种今日被视为普遍价值与理念的强调，奠定了战后日本迄今为止的国民精神底色。在天皇无可替代的权威的影响下，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普遍价值理念开始在民众中传播。

天皇的“人间宣言”实际上构成了天皇观念的自我革命。如上所述，这一宣言最终导向了以和平主义立国的国家理性的变革。与此相应，日本政府也在观念上进行了“自我革命”：它开始否定非自由的政治制度。这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制度的第三个内部起源。

这一自我革命的象征事件发生在1945年8月26日。这一天，来自皇族的东久迩宫稔彦（1887—1990）首相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发表了政府关于战败的看法。在列举了导致日本战败的各种原因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一亿国民进行总忏悔，这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国内团结的第一步。”这就是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亿总忏悔”这一说法的起源。这个说法实际上要求所有国民都要反省自己对战争失败所负有的责任。显然，这种表述方式逃避了战争责任的具体所在的问题，甚至将责任转嫁到了全体国民身上，因而也一直为日本左翼学者所批评。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国民会主动引用“一亿总忏悔”这个说法，表明自己要承担战争责任。

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不是这一动辄引发争论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被忽视的日本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意图。实际上，这位临危受命的首相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发布的信息，远远多于上述说法。概括而言，这一宣言一则关乎国内制度的重建，一则关乎日本今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这些信息事实上也构成了其后新宪法的基本精神。

迄今为止我国言论与结社处于怎样的状态，我们有必要加以反省，以促使将来言论更为活跃、健全的结社更为发达。迄今为止，在钳口令下，我国国民如同口中被塞进了东西一样，遭受了源于权力与权威的严厉处罚。我国国民只能忍气吞声，什么都不敢说，只能背地里悄然暗骂。政党也仅仅是政府的御用政党，不让它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政府还对言论机关中最重要的报社进行了压制，禁止进行自由报道……实际情况既然如上所述，我认为此刻我们要果断地采取具体的措施。

我们日本民族将来不可能孤立存在。我相信日本民族将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存共荣，一同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发达……总之，日本民族迄今为止为战争付出了全力。此刻，我们应当心机一转，重新振作，将我们民族的全部心智与能力倾注到人类文化当中，努力贡献于世界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国的将来将充满光明与希望。最后，我们要再次奉读明治元年3月14日明治天皇下赐的《五条誓文》，妥善处理当下的国难……[22]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一份相当严厉的自我批评。通过这种自我批评，此时的日本政治家向日本社会传达了多重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言论自由制度的保障。由于现代民主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战后日本第一次公开表达的上述说法，可以称为其“自由立国”的政治宣言。

但在历史的真实进程中，理念只有获得了与其匹配的精神结构，才能顺利完成向现实的转化。日本政治家的这次公开谈话，将自由立国这一全新的理念放置到了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脉络中，从而为重建已然开始瓦解的意义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不过，自由立国理念的正当性虽然不言自明，但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方针则并非如此。东久迩首相在谈话中提及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实际上在向国民表明一种日本传统的宪制结构，那就是天皇及其政府将以誓言的形式致力于建设全新的日本。换言之，自由立国在日本的实现，依然要依赖于日本自身的制度与精神条件。

这样，随后的民主化改革被纳入近代日本的建国传统与建国精神中，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意义。东久迩内阁的皇族身份，强化了战后民主化改革与明治维新在意义上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经验上的支撑。针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外来说”，有很多日本学者指出了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23]也就是说，日本国民对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并不陌生。

要注意的是，此时无论是自由化还是民主化，所指的对象都很明确，那就是官僚专制。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民主化理解，但也触及了东亚王权秩序下的专制形态。比如，1945年8月28日，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打倒官僚专制是眼下的紧急任务，如果说这就是‘民主主义’，那么日本就应该成为世界第一的‘民主主义’国家。”京都学派的高山岩男也认为，战争时期的统治“窒息了人民的自主性和创意性，结果反倒妨碍了总体战争的完成”。在战败后召开的第一次众议院会议上，议员芦田均（1887—1959，1948年出任首相）发表了题为《导致大东亚不利结局的原因及其责任》的长篇文章，呼吁政府废除官僚制度，实行言论自由。

这一时期，类似的言论极为盛行。民主主义的缺失，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行政官僚的专制，被认为是日本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代日本的思想史学者小熊英二将其命名为“作为爱国的民主主义”，用来概括这些民主主义言论的精神特征。[24]在他看来，这些言论的出现固然有着《波茨坦公告》的影响，但它们被迅速吸收到“忧国”这一近代以来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无疑强化了民主主义的正当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本型民主主义生根的真实情境。可以说，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与天皇所代表的王权体系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战后的新宪法中，天皇的地位虽然转化为“象征天皇”，不再拥有政治权力，但在精神上，天皇为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提供了基于历史、习俗以及精神的正当性基础。就此而言，王权并未远离现代的民主主义制度，“象征天皇”正是王权在现代社会的表达形式。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主主义制度对现代王权的反向加持。比如，1958年11月27日，皇太子明仁与出身平民的正田美智子的婚约公布，成为经典的“平民与王子的恋爱童话”，日本社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美智子热”。守旧派将这种现象视为礼崩乐坏而感到悲伤、厌恶；不过，他们显然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政治学者则看到了本质，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大众天皇制”。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随着日本民众生活的富裕，日本出现了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及巨量原子化的个体参与政治生活为特征的“大众民主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为天皇制“补充了新的营养”，人民与天皇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25]

从王权的角度来说，“象征”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于王权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只有在支撑人们生活的意义体系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和理解。大众民主社会固然为天皇制提供了新的能量，但“大众”自身在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则得益于作为“象征”的天皇所提供的意义体系。

那么，何以这个象征体系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下几个说法，即“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与“八纮一宇”。这些正是日本皇道主义者们一再高喊的口号。可是，如果剔除它们在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们的某种本然属性也就显露了出来：在日本民族的共同体生活当中，由神话时代开始延续不断的天皇家族的存在，即便不是永恒自身，也是象征着由历史到永恒、不朽的某种通道。这样，在天皇这一集历史性与永恒性于一身的尺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国民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面对自然人性的弱点，人们只有将自己投入某种无限或永恒当中，才会获得终极的生命意义。

天皇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开端，但它也同时隐身于随后制定的新宪法的精神世界中；这样，日本的战败和民主化的改造，获得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在这种精神的土壤中，日本很快克服了战败后出现的短暂混乱，把来自历史与民族深处的精神能量完全投入到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