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皇不予起诉的决定，首先是美国出于顺利推进单独占领日本的目的；随着1947年美苏冷战在欧洲的揭幕，尤其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控制日本成为美国的世界战略极为重要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

GHQ对天皇的政治庇护造成的法律结果，自然是裕仁天皇无罪，但它对日本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此，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在战后日本言论空间中逐渐成为禁忌。相反，因为在《终战诏书》中的政治决断以及随后的表现，天皇竟被逐渐树立为一位热爱和平、尊重宪法的国家元首。事实上，早在1946年2月初，美国的《生活》杂志就开始配合美国政府，通过刊登天皇日常生活照片的方式，将天皇描述为“民主主义者、父亲、祖父、日本公民以及植物学家”，一位热爱和平的“模范家居男性”。[41]当然，这种政治操作有其必然的限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公开讨论。

但是，问题只是被封存了起来，而不是得到了解决。1988年12月7日，在日本长崎市议会召开期间，时任长崎市长本岛等（1922—2014）被问及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当时正值天皇病重期间，长崎市政府正在举行祈福签名活动。本岛等市长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

根据外国的各种资料记载，根据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根据我个人在部队里的服役经验（我在部队里是教官）……我认为天皇确实对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根据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和美国盟军领导层的意愿，他被免去了战争责任，成为新宪法的象征。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立场。[42]

这个发言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发日本全国的关注，大量保守主义团体、右翼团体迅速集结到长崎市政府进行抗议，并发出了针对本岛等的“神圣惩罚”的死亡威胁。1990年1月18日，他在市政府前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左胸被击穿，几乎殒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大量日本国民通过书信等方式，支持本岛等的立场。[43]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以及GHQ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讨论这些注定引发争论的问题，而是要指出，东京审判中有着近代西方殖民帝国留下的遗迹。就此而言，质疑东京审判的正义属性对于战争受害者更具真实性，而不仅仅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专属。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属于受害者的正义并未得到恰如其分的伸张。[44]

尽管有着各种缺陷，但也正是通过东京审判，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才为日本国民所知，这构成了日本战后启蒙思想家鹤见俊辅所说的“面对中国的负罪感和亲近感”的前提条件。[45]事实上，在战后日本社会，一直有学者和民间团体致力于揭露、记录并出版日军所犯下的各种暴行，从而有力制约了各种修正主义史观否认历史的意图和行动。[46]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实行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

当下日本历史认识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有着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的背景。人们倾向于认为“战败”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们从日本官方的历史认识表述中，依然可看到历史认识与意识的连续。这种连续性可以从GHQ（注意它与西方殖民帝国的关系）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方式上找到根据。当然，本章的关注点不是重新追责，而是探讨这一历史过程对战后日本精神史演进的影响。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层面看到，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虽可说是沧海桑田，但在这种地表形态变迁的深处，仍然有着近代日本精神史延续的水脉，时常在地表的薄弱处喷涌而出。因此，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及其历史意识的特征，同样需要在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得以理解。

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观念结构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时刻对它进行着挑战，这就是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日本一直思考和论述的亚洲问题。如同历史认识始终扮演了一个思想激发的角色，“亚洲”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只是战后初期，在对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时代潮流中，亚洲论述一时间从公共话语空间中消失，仿佛不曾存在一般。

不过，这只是短暂的现象。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地下水脉，随时会再次涌向地表，对战后日本近代主义者设定的议题提出根本的抗议。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近代主义者以“先进的西欧—落后的日本”的认知模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自我解释与重建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假如日本面临的问题可以如此简化，在明治维新时代，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落后的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为何没有老老实实地选择补课，而是选择了与列强为伍、争夺殖民地并最终挑战列强的方式？

近代主义者的盲点在这里显现了出来：在殖民帝国的暴力支配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当时的日本并没有通过简单补课的方式获得独立和发展的可能。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形态，是由世界秩序决定的。于是，谋求自立的日本，想要通过它的亚洲政策、大陆政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日本帝国战败之后，近代主义者的论述之所以成为现实的道路，在于它已经丧失了明治政府当时拥有的与列强竞争的条件。

如同很多学者注意到的，日本战败后，日本—西欧、东洋—西洋这类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与认知方式的消失，首先意味着“近代”对日本的“超克”，日本各种“战后民主主义”者对此确信不疑。

但日本近代主义者未意识到的是，此时“超克”日本的“近代”，已经不是殖民帝国时代的“近代”。也就是说，在日本战败的当初，日本的近代主义者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此时面对的“近代”，与此前“二战”期间日本学者所论述的“近代超克”以及世界史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日本战败这一事实，如何能为“近代西欧”或者说“近代性”的普遍性提供最终的证明？

因此，战后日本近代主义者对近代以来让日本知识分子苦恼的“难关”的放弃，意味着他们绕过而非解决了他们曾自我设定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正普遍的文明？什么是好的世界秩序？日本在世界秩序与文明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当然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曾是近代日本精神的代表者们孜孜以求、执拗探寻的，更在于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代”的新生有着内在的关联。

或许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竹内好对近代主义的论述率先提出了抗议，并重新评价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在1951年发表的《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他首次试图从正面来讨论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从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重新架起了一座桥梁：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面对沾满鲜血的民族主义时他们侧身而过。他们将自己看作受害者，认为民族主义的超国家化无关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无视“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打倒“日本浪漫派”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外来的力量。他们将外来力量打倒的对象，仿佛当成自己打倒的一样，这不是过度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吗？这样一来，他们诚然或许可以忘记噩梦，但血污不是仍然没有得到清洗吗？……当然，反对论者、尤其是左派的人会说，他们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对其大加攻击。但他们的攻击不是正当的对决，不是进入对手思想的发生根据内部进行的内在批判。只有这种内在批判才是打倒论敌的唯一方法。他们的攻击绕过了这种对决。[47]

显然，在战后日本知识界整体性的民主主义转向中，竹内好的上述文字构成了尖锐的自我批判。近代主义者并没有从思想的内部对“近代超克”等浪漫派的说法进行辩驳，因而没有正面回答当时日本知识界面临的问题。再进一步说，他们没有公正对待此前日本学者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相反，他们在“以西洋为方法”的口号下，只是简单移植了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从而回避了真正有意义的思想“对决”。同样，左派的攻击也只是基于立场的攻击，党同伐异，并未深入到问题的内部，因而同样回避了近代日本长达一个世纪的奋斗与失败之路的意义。

不过，仅仅指出近代主义者对现实力量的盲从与缺乏反省并不充分，他们也在持续批判日本的现状。近代主义者真正忽视的问题是，他们战后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坚持了一种真正普遍的文明标准，或者说，他们此时确信不疑的“近代西欧”或“近代”自身，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视为文明的标准。如果有这样一种问题意识，那么，帝国、殖民、民族、文明、世界，这些建构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概念与观念，就必须在新的现实基础上继续予以思考。

这个新的现实基础并非凭空而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新文明观念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曾经投入的热情和努力的影子。如果我们扭转视线，从战前的角度来看战后，那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念，就与战前日本知识分子试图构想与实现的新文明、新秩序出现了部分重合。这并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的主导原则正是对战前殖民帝国主导的世界旧秩序的否定。

由于“近代超克”这一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主旋律被简单视为历史上荒诞的一页而翻过去，这种状况构成了战后民主主义者思想的贫困。并且，因为没有从正面回答“近代超克”所触及的真正问题，近代超克论者提出的问题的真伪也同样未得到检讨与批判。另外，左翼学者由于先行设定了历史的方向与到达的终点，因而就以特有的“辩证法”和“必然性”等话语在理论上取消了这些问题。如同我们曾经指出的，广松涉对“近代超克”的重新分析，也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揭露与批判层面上，而未深入揭示与讨论日本近代史上真正的精神动力。

这一精神史上的重大问题的非解决状态，导致了“战后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脆弱属性。经过“1960年安保斗争”的洗礼后，日本青年学生走上了社会抗议舞台的中央。与近代主义者不同，他们开始将眼前的“近代”，即美国以及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视为有待超克的“近代”。从而，日本精神史中的“超克”传统得到了恢复。在1961年发表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中，竹内好再次显示了他对“近代”问题思考的深度：

西洋侵略东洋，东洋进行抵抗，在这种关系中世界发生了均质化。这种看法是当前流行的汤因比的看法，但到底有着西洋的局限。现代亚洲人并不这么考虑问题。为了更大规模地实现西欧优秀的文化价值，东洋要重新包围西洋，从东洋的角度变革西洋。通过这种文化上的反击，或者说价值上的反击，创造出普遍性。东洋为了进一步提高西洋产生的普遍性，东洋要革新西洋。这正是现在东西相对的关键问题点。这既是政治上的问题，也是文化上的问题。日本人也必须拥有这样的构想。[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