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立宪运动中，同样的认识一再出现。比如，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在1907年1月奏称：“接见彼都人士，或谆谆以为言，谓其国欧化盛行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者也……政术与时变迁，必广求知能于世康有为的“世界化”与普遍主义，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十章。界，斯理万世不易，必当奉为圣道为依归。盖风教略殊，凡纲常名教之大经，我自有立国之道；而规模灿著，彼设备训练之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驻日公使杨枢在1905年1月9日的奏折中称：“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法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15]翰林院侍讲朱福诜则言：“与我国政体为最近，堪为前事之师，即法后王之意。”[16]显然，在这种日本认知图景中，明治日本被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融合的典范。

另一方面，日本主动卷入此间中国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后者的“日本转向”。1898年8月，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发表长文《关于清朝留学生》，其中写道：

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材，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

中国派遣文武学生到昔日“轻侮厌恶”之国学习，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司之大度宏量”表示赞佩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在中国人材培养与教育现代化领域中的作用。[17]事实上，上田在文中呼吁道，“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效的方法”，“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避免破坏彼国委托人之大事业”。[18]这种看法虽非孤立，但当它由政府官员说出时，我们由此看到了日本支持中国变法的热情。

无须为此罗列更多的材料，因为上面的引述已清楚表明，包括语言文字、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在内的传统文明的共有或共享，成为此时中国所描绘的日本图景的本质特征。这种基于东亚传统文明的意识形态共享，成为中华帝国自我维新的精神动力与心理安全的保障。当然，日本支持中国变法还有策略上的考量，其对“同文同种”的强调将这种热情背后的理性呈现了出来。

简单地说，日本在上述中华帝国自我维新之际形成的认知图景，与当时世界秩序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从世界史的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形成并展开全球角逐的时期。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将帝国的虚弱暴露在列强的眼前。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做法将欧洲帝国主义的竞争迅速引向了东亚世界。1898年3月16日中德订约，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随后，3月27日，俄国获得旅顺大连25年的租借权；4月2日，英国获得威海卫25年租借权；4月10日，法国取得广州湾99年租借权；4月24日，英国再次获得九龙99年的租借权。

日本首先感到了危机。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非但对日本谋求大陆扩张、实现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不利，对其自身的安全也构成了挑战。尤其是它觊觎已久的朝鲜控制权，开始直接面临来自俄国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世界史变局中东亚世界作为整体的命运。

于是，对世界秩序的权力变化异常敏感的日本，率先提出了“清国保全论”的外交策略。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的一种调适。日本对中国通过变法自强来平衡其他帝国的力量充满了期待。此时，作为新兴的帝国，日本羽翼尚未丰满。事实上，在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之际，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行动让日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耻辱；随后《中俄密约》的签订，进一步增加了日本的压力。因此，早在1897年10月，日本参谋本部就主动接触中国，并邀请中国军事观察团参观军事演习。日本此时的头号假想敌，正是俄国。

与这种世界秩序的变迁相辅相成，近代西方世界体系自身携带的种族主义思想与政治实践开始大行其道。受这种观念的刺激，日本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从1898年开始宣扬种族战争。结果，这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另外一种“正当性”说明：日本要联合中国对抗西方。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论成为日本强化对华交往的一种话语战略。我们这里举两个例子。

1901年7月25日，日本发表了一篇题名《清国教育问题》的未署名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在教育方面）清国只能依靠外国专家。这样，我们作为日本人必须尽一切努力，为了彼此两国，利用我们较之欧美人更为有利的、同文同种、唇齿辅车的各种关系，同意清国政府及民间增加雇请日本人或为顾问，或为教师。”[19]这个说法和我们在前面引述的上田万年的说法类似，但增加了“同文同种”的根据。再比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管学大臣张百熙及恭亲王奕䜣会面时这样论述道：“贵国与敝国乃同文之国，敝国教民以忠君爱国为本；远奉孔圣相达今日之域。今贵国以派学生为急务，迟一日则国运之进步，亦迟一日也。”[20]这个说法强调的是“同文”，即文字文化相同。

虽然日本所言的“同种”为“同为黄种人”之意，并不同于中国主政的士大夫观念中的“同种”，但因双方各取所需，这使得此后的中日关系呈现出某种准联盟的性格。[21]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这种与日本的“共同性”有利于解除他们对变法的疑虑和抵触。

另一方面，同日本政治家的感受一样，当时帝国主政的士大夫们同样因为来自西方势力的压迫而对“同文同种”论产生共鸣。庚子事变后，俄国借口强占东三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鸣。因此，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使中国在形式上保住了东三省的主权，对中国而言更是一个新的激励。“立宪战胜了专制”“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这些说法迅速主导了中国士大夫的世界与日本认识。如果说此前的“同俗”“同文”“同种”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述层面上，那么日俄战争的结果则为这些认识提供了最直观的佐证。这也正是帝国的立宪活动急速高涨的原因，而中华帝国的“日本转向”迅速达到巅峰。

因此，中华帝国的世界认知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变迁，共同决定了此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性格。在上述过程中，“国耻”与“民族主义”并未成为变法维新的心理驱动力。毋宁说，晚清中国变法的心理能量源于中日两国古典精神的相逢。“同俗”“同文”“同种”话语广泛流行的背后，正是一种双方共有的东亚世界的古典精神。这种非屈辱性的世界认知最终表现为变法者对普遍主义文明的接纳与吸收；其中最主要的表达，就是国内秩序的法律化。立宪政治是走向文明的关键一步，在这种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如上面指出的，日本在十年间先后战胜中国和俄国的事实，对于中国的士大夫而言是最有力的根据。

在此期间，中日双方基于共同的利益认知，创造出了堪称古典精神相逢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主要得益于中国对日本的重新认识，但日本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晚清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出现的《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总则》等法律的编纂、起草或修订，多出自日本法学专家之手。尽管这些新法遭到了守旧派的辩难，但却与革新派的精神一致。[22]无论如何，中国士大夫直接感受到了这些“日本教习”身上的古典精神。这当然是一条隐秘的认知过程，它只存在于当事者的心性中。

不过，随着清王朝的终结以及日本大陆政策的日趋激进，这种古典精神的相逢也仿佛昙花一现，遂淡出了东亚精神史的舞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扩大在华势力，直接导致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两国从此走向日渐激烈的对抗当中。

四、东亚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课题

我们在上文中对《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十余年间中日关系的简要回顾与分析表明，晚清中国自我变革的背后，有着对新旧两种普遍文明的认知。在明治日本的身上，主政中国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这两种文明的调和形态，促使他们开始寻求国家转型之路。这种中华帝国急剧的“日本转向”，不仅意味着日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标准参照，而且标志着近代立宪政治原理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改造的展开。

问题在于，日本此后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压迫性存在，使得它自身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历史走向的巨大力量，而且是一个否定性的力量。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近代世界秩序的巨大变迁促发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但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事实。

一方面，来自日本的持续压迫，强化了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憎恶，以及“帝国主义”这一认知近代世界秩序的视角。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东亚国家现代转型的先行者和优等生，日本又持续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某种特别的精神能量。尽管传统的“天朝上国”“同文同种”等观念是一种误认，却构成某种正向激励。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开启了艰难而缓慢的由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同样是东亚乃至世界秩序重构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自身所具有的东亚传统文明的属性，实际上强化了中国面临的压力。换言之，后世人们所说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之所以在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色彩，原因就在于日本在东亚世界内部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它既是先行者，又是挑战者。

如果不拘囿于民族国家的视角，而是从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来看，当中国在1949年最终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个全新的国际法上的主体的诞生，不仅意味着近代民族国家运动的深入展开，而且表征着传统殖民帝国秩序的最终没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个由传统的帝国与文明体转化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因它所继承的普遍主义文明的历史性格，必然对现实的世界秩序构成巨大影响。我们说东亚世界史的展开仍正在显示它的活力，原因正在于此。

值得留意的是，本文讨论的早期中日关系蕴含了另外一种世界秩序的可能。对于日本而言，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国家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克服其自身的“难关”，这个“难关”被表述为东洋与西洋、传统与现代等价值上的对立。但从事后的角度看，现代化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重合，才是日本面临的真正难题。日本选择了以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是造成它后来悲剧的根本原因。不过，1895年后十余年间的中日准同盟关系表明，日本当时其实有着其他的选择来取代其后大肆展开的扩张与侵略政策。然而，日本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正道面前停下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