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住她的胳膊，嘴唇贴在她的手心上。她的手托着我的脸。我看见她满是情欲的双眼，柔和棕色的皮肤，红嘴唇。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她的眼睛说着更多我听不懂，却比我们来时期待的更多的话。

隔壁还有个房间。我经过时，看见莱尔正和金发姑娘紧紧抱在一起，大声说笑着。他可真是个老手！而我——却迷失在一种陌生、温柔和狂热中，由人摆布。我的欲望奇特地糅杂着渴望和沉醉。我感到头晕目眩，而这里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捉牢。我们的靴子放在门口，穿着她们给的拖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一个士兵的自信和骄傲：步枪不在，腰带不在，军装不在，军帽不在。我任凭自己坠入未知，接受发生的一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些害怕。

苗条黝黑的姑娘只要一思考，眉毛就飞舞起来，说话时却纹丝不动。有时她的声音没变成话语，就被阻塞了，或说了一半的话就在我头顶飘走。像条抛物线，像条弹道，像颗彗星。我从中明白过什么——现在又明白了什么？这门陌生的语言，我几乎不懂。它让我步入寂静中昏昏欲睡。在这种寂静中，房间在褐色和半明半暗中变得模糊，唯有我上方的那张脸清晰生动。

一张脸能生出如此多端的变化：一小时前，它还那么陌生，现在却变得温情脉脉。这种温情并非来自这张脸，而是来自黑夜、尘世和热血，而这一切，又一齐在这张脸上绽放光芒。房间里的东西似乎被感动了，它们变幻着，变得奇特。当灯光照在我浅亮的皮肤上，当那双冰凉褐色的小手轻抚它，我竟对我的皮肤充满敬意。

这一切和在随军妓院里发生的事多么迥异！我们允许去找军妓，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不愿想起它，它却下意识钻进我的脑海。我吓坏了，怕我一生也无法摆脱那种经历。

可接着，我碰到了姑娘的嘴唇。我迎上去，和她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我闭上双眼，想在亲吻中将战争、恐惧和卑劣的记忆统统磨灭，想去唤醒青春和幸福。我想到海报上的姑娘。那一刻，我竟相信，只有赢得她，我才能活下去。而我的臂膀越是用力去抱紧，就越有可能出现奇迹。

……

之后我们几个不知怎么，又聚在了一起。莱尔显然容光焕发。我们诚挚地和她们道别，蹬上靴子。夜晚的冷风吹凉我们发热的身体。高大的白杨树沙沙作响，耸立在黑暗中。空中悬挂的月亮，倒映在运河里。我们没跑，而是迈着大步并肩走着。

莱尔说：“这个黑麦面包真值个！”

我不愿开口说话。我一点儿也不快乐。

这时我们听见一阵脚步声，赶紧躲进灌木丛。

脚步声越来越近，经过了灌木丛。我们看见一个赤裸的士兵，穿着靴子，跟我们一模一样。他腋下夹着包东西，奋力奔跑着。是开足马力的加登。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笑了。明天他准会开骂。

我们悄悄溜回草垫上。

***

我被叫到文书室。连长递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车票，祝我一路平安。我看了看假期的天数。十七天：休假十四天，旅途三天。太少了。我问：“我是否能拿到五天旅途假？”贝尔廷克指了指我的证。我这才看见，我不必立即回到前线。假期结束后，我还要去海德拉格尔的军事训练营报到。

大家都很羡慕我。卡特还出了个好主意，教我如何在训练营站稳脚跟：“你要是够机灵，就在那儿待着别回来。”

其实我更愿意八天后，也就是在野战兵营的日子结束后再出发。这里不错。

我自然要在营房食堂请客。大家都有几分醉意。我却有些沮丧。离开六周是种巨大的幸运，可等我回来时，又会发生什么？我还能再看见他们吗？海尔和克默里西已经不在了——下一个会是谁？

我们喝着酒。我一个个瞧着他们。艾伯特坐在我身边抽烟。他很活泼，我们总在一起。对面蹲着卡特，耷拉着肩膀，拇指粗壮，说话心平气和。米勒长着一副龅牙，笑起来声音爽朗。加登有一双鼠眼。莱尔蓄起了大胡子，看着像四十岁。

浓烟盘旋在头顶。士兵没有烟草怎么活！营房食堂是个避难所。啤酒不仅是种饮料，还是种标志。它意味着大家可以安心地伸展四肢。我们的一贯作派样样不缺：双腿舒坦地伸向前方，惬意地朝四周吐着口水。一切怎会全部出现在一个明天就要出发的人面前！

夜里我们又去了对岸。我甚至害怕告诉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我要走了，而等我回来，肯定要待在遥远的别处。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但她只是点点头，不动声色。我起先不明白，后来还是理解了。莱尔说得没错：我要是上前线，她就会说“可怜的小伙子”。去休假——她们并不想知道太多。这没什么意思。还是让她带着她的废话见鬼去吧！人们相信奇迹，但事后才知，奇迹不过是块面包。

第二天一早，除虱后，我走向野战车站。艾伯特和卡特陪着我。到了车站，我们听说离发车还有几小时。他俩要回去执勤。我们告了别。

“再见，卡特。再见，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几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个步伐、每个动作我都那么熟悉，即便隔着老远，我也认得出他们。随后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我坐在行李上等车。

突然，我有些不耐烦，急切地想马上离开。

***

躺过几个月台，路过几家流动厨房，蹲过几条板凳——随后，窗外的风景变得令人压抑、恐慌，变得熟悉。黄昏的火车驶过一座座村落。窗外的茅草屋顶像顶毡帽，压在一间间粉刷过的木屋上。庄稼地像珍珠母，在斜阳的余晖中发着光。还有果园、粮仓、古老的菩提树。

我渐渐识得车站的名字，心跳开始加速。车轮滚滚向前。我站在窗边，抓紧窗框。这些站名圈定了我青春的边界。

一望无际的草地，田野，农庄——一辆与地平线并行的牛车，孤单地蹒跚在天幕下。农民们等在道口栏前。姑娘们挥着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通往村子的路很平整，没有炮兵部队来过。

已经是傍晚了。假如火车不隆隆响，我真想大声叫喊。广阔的平原铺陈在眼前，远处山脉的轮廓逐渐显现在暗蓝的夜空中。我认识多尔本山独特的地貌。它像把锯齿状的梳子，陡峭地耸立在森林的枝端。山后就是城市。

就在这一刻，金红的斜阳朦胧地弥漫在大地上。列车轰隆，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弯道上满是模糊、摇曳而神秘的白杨。它们一株连着一株，排成长长一列，构成幻影、光线和思念。

列车绕过田野，将它丢在身后。树的间距缩小着连成一片。转瞬间，眼前就剩下唯一的一棵。紧接着，又一排白杨重新出现。它们长久而孤单地立于天际间，直至被一排房屋遮掩。

一个交叉道口。我站在窗边，不想挪步。其他人已拿起行李，准备下车。我念着经过的路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车下是骑单车的人，车辆，行人。一条灰暗的街。一条灰暗的地下道。它们打动我，就像它们是我的母亲。

接着，火车停了。车站一片喧嚣，熙熙攘攘，到处挂着路牌。我背起行囊，钩紧肩带，握紧步枪，踉跄着下了车。

我在月台上东张西望。赶路的人中没有我的熟人。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递给我一杯咖啡。我转过身，看见她正朝我傻笑，脸上还掺杂着一丝自豪，仿佛在说：“你瞧，我正递给一位战士一杯咖啡。”她一声声叫着“战友”，叫得那么不是时候。

火车站外的街边有条汩汩的小溪。磨坊桥的水闸里涌出白花花的水，流经这里。一座古老的四方瞭望塔矗立在水闸边。前方是棵斑驳的大菩提树，后方则是无垠的暮色。

过去我们常坐在这里——那是多久以前了——一过桥，我们就能闻见排涝的污水冰冷腐烂的气味。水闸这边，我们在静止的水前弯下身。桥墩上垂满藤蔓和水藻。炎炎夏日，我们喜欢去水闸那儿一边看飞溅的泡沫，一边数落我们的老师。

我过了桥，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河里依旧满是水藻。河水依旧以一道晶莹的弧线涌向下游。瞭望塔上站着烫衣女工，和当初一样，她卷起袖子，站在雪白的衣服前。敞开的窗口冒出烙铁的热浪。几条狗大摇大摆地穿过狭长的巷子。门口站着人，痴痴盯着我，看我有多脏，背着多重的军囊。

我们经常在这家甜品店吃冰淇淋，还在这里学会了抽烟。沿街走去，我熟悉每幢房子，熟悉殖民地进口杂货铺、卫生用品店、面包坊。随后我站在一扇褐色的门前，抓住了磨旧的门把手。我的手有些沉重。拉开门，一股陌异的凉气扑面而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长靴踩在楼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楼上的门“啪嗒”一声打开，有人扶着楼梯扶手探身张望。打开的门是厨房门。煎土豆饼的香气飘满整个楼道。今天是礼拜六。楼上的人一定是我姐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随后又摘下钢盔，向楼上望去。是的，正是我姐姐。

“保罗！”她喊道，“是保罗！”

我点点头。行李撞在楼梯扶手上。我的步枪太重了。

她打开另一扇门，叫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再也无法移步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靠在墙上，紧紧抓着钢盔和步枪。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握它们，一步也迈不出去。楼梯在我的视线中模糊了，我拄着立在脚背上的枪托，狠狠地咬紧牙根。姐姐叫我，我却说不出话。我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说，想笑，却一句也没有回答。我就这样站在楼梯上，既痛苦又无助地陷入可怕的痉挛中，强忍的泪水无声地滚落腮边。

姐姐又探出头，问道：“你怎么了？”

我只好打起精神，挣扎着上了楼。我把步枪倚在墙角，行李靠在墙边，钢盔放在行李上。解下的腰带和那堆东西堆放在一起。接着，我有些恼火：“你倒是给我拿条手巾！”

她从柜子里拿出手巾。我擦了把脸。墙上挂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我以前收集的彩色蝴蝶。

这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她在躺着吗？”我问姐姐。

“她病了。”她说。

我走进卧室，朝她伸出手，竭力镇静地说：“妈妈，我回来了。”

她躺在昏沉的暮色中。接着，她惶恐地问：“你受伤了吗？”我接受着她试探的目光。

“没受伤。我回来休假。”

她脸色苍白。我甚至不敢开灯。“我只知道躺在这儿哭。”她说，“应该高兴才是。”

“你病了吗，妈妈？”

“今天我要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转向姐姐。姐姐正穿梭在卧室和厨房间，以免烧煳了饭。

“把那罐蔓越莓果酱打开吧，你不是爱吃吗？”她问我。

“是，妈妈。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了。”

“我们就像知道你会回来似的。”姐姐笑道，“正好做了你爱吃的土豆煎饼。现在还有果酱。”

“今天刚好是礼拜六。”我说。

“坐到我身边来。”母亲说。

她望着我。她的双手和我的比起来那么苍白、虚弱、瘦削。我们说了几句话。真该感谢她什么也没问。我能说什么？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已平安走出战场，坐在她身边。厨房里是忙碌的姐姐，做着晚餐，唱着歌。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说。

我们家人间从不说温柔的话。穷人为生计奔波、操劳，大抵如此。他们不明白那么做的意义，也不愿重复本来就知道的事。所以，比起那些懂得客套的人，母亲口中的“亲爱的孩子”意味着更多。我知道，那罐蔓越莓果酱是几个月来家里唯一的一罐。她一直留给我。还有她拿出来的陈旧饼干，无不是她逮机会弄到，留起来，等我回来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