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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我坐在她床边。对面客栈花园里的栗树透过窗子发出褐色和金色的光。我深吸了口气,对自己说:“你到家了,到家了。”却并未摆脱拘谨。我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这是我母亲,那是我姐姐,墙上挂着我的蝴蝶,那边还有架桃花心木钢琴——我还没彻底回来。我和家之间还隔着一道屏障、一段距离。


于是我把行李拿到床边打开,一一取出我带回来的东西:一整块艾达姆干酪是卡特弄来送我的,还有两条黑麦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你们肯定用得着。”


她们点头。“这里是不是食物紧缺?”我打听道。


“是,吃的东西不多。你们在前线够吃吗?”


我笑了,指着我带的东西:“不会总有这么多,但也过得去。”


姐姐收好吃的东西。母亲突然哽咽着一把抓住我的手:“前线是不是很可怕啊,保罗?”


母亲,我该怎么回答你!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理解,也永远不必理解。前线是不是可怕?你问——你,我的母亲——我摇摇头:“不,妈妈。不可怕。我们大部分时候待在一起,所以也没那么可怕。”


“可前一阵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回来说,前线现在特别可怕,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


说这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忧。难道我要告诉她,我们有一次发现了三条敌军战壕,里面一具具僵尸的样子就像中了风?靠着胸墙的,钻地道的。他们本来动着,突然就僵在原地,或站或躺,脸色发青,死掉了。


“哎,妈妈,说什么的都有。”我答道,“布里德迈耶也不过是胡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壮实——”


面对母亲的担忧,我恢复了平静。现在,我已经能走来走去,谈天说地,而不会因世界像橡皮般柔软,血管像雷管般脆弱,而突然害怕地靠在墙上。


母亲要起床,于是我走向厨房,问姐姐:“她怎么了?”


她耸耸肩:“她已经躺了几个月。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已经看过了几个医生。有个医生说,她可能得了癌症。”


***


我得去区司令部报到。我漫步在街上,不时有人和我说话。我不会止步太久,也不愿和他们多说。


走出营房后,我听见有个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转过身,看见面前站着一位少校。他呵斥道:“您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不知所措,“我没看见您。”


他提高了嗓门:“您难道不会得体地讲话吗?”


我真想揍他的脸,但还是克制住了,否则我的假期会立即结束。我立正道:“我没看见少校先生。”


“那么我命令您注意!”他大声嚷嚷,“您叫什么名字?”


我向他报告。


他红彤彤的胖脸怒气未消:“哪个部队的?”


我按规定汇报了一番。他还没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我已经够了,说道:“朗格马克和比克斯硕特之间。”


“怎么?”他有些吃惊。


我告诉他,我一小时前刚到,回来休假。我本以为他会走开,谁知他更粗暴了:“您以为您能把前线那套做派带到这里?休想!这里,感谢上帝,还有纪律!”


他命令道:“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已怒不可遏,但我拿他没办法。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立即拘捕我。于是我跑步退回,再开步向前,走到离他六米处,朝他敬了个军礼,直至走过他六米后才礼毕。


他又把我叫过去,以和蔼的口吻告诉我:这回他宽大为怀。我端正了姿势,感谢了他。


“解散!”他命令道。我“咔嚓”一声转身离开。


这件事败坏了我整晚的兴致。一回到家,我就脱下军装,扔到角落,反正我早打算脱下它。我从柜子里拿出一身便装,穿在身上。


我已经不习惯穿便装了。衣服又瘦又短。我在部队里长大了不少。衣领和领带尤其难系,最后还是姐姐替我打好了领结。便装真轻啊,轻得就像只穿着衬裤和衬衫。


我望着镜中模样古怪的自己。一个皮肤黝黑,高大结实,衣服紧绷,即将接受坚信礼的青年也惊讶地望着我。


母亲看见我穿便装很高兴。这是她熟悉的我。父亲则更乐意看我穿军装。他想带着穿军装的我去见他的朋友。


我拒绝了。


***


能安静地坐在某处真好。比如坐在对面客栈花园的栗树下,保龄球道边。几片新叶落在桌上和地上。我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在部队里,我学会了喝酒。杯子已经半空,也就是说,还有美味冰凉的几大口等着我。要是我愿意,还可以要第二杯、第三杯。没有集合,没有猛烈的炮火。客栈里的孩子们在打保龄球。一条狗把头搭在我的膝盖上。天很蓝。栗树的叶子间,耸立着玛格丽特教堂绿色的塔楼。


这一切真好,我很喜欢。但我无法与人打交道。我母亲是唯一不提问题的人。父亲则截然相反。他总希望我能讲讲外面的事。在我看来,他的愿望既动人又愚蠢。我和他已没什么真正的交流了。他希望我最好能不断地讲讲。我想,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是难以描述的。我很想让他满意,但这对我来说太过危险。我害怕话一出口,话题就变得宏大,大到我难以驾驭。要是我们能彻底弄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会身在何处?


于是为了满足他,我只给他讲了几件趣事。他却问我,我是否参与过白刃战。我说没有,起身走出去。


但情况并未好转。有一回在街上,我被电车刺耳的急刹车声吓了一跳,以为是呼啸的榴弹,这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是我的德语老师。他爱问人们常问的问题:“外面怎么样?可怕。可怕。不是吗?是的,难以忍受。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管怎样,我听说,你们在前线伙食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很健壮。后方当然差得多。但非常正常,这是理所应当的。最好的东西,当然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个聚会上。我受到热情款待。一位校长握住我的手说:“那么,您是从前线来的?那边士气如何?十分高涨,十分高涨,不是吗?”


我说,人人都想回家。


他哈哈大笑:“这我相信!但你们得先痛打法国佬儿!您抽烟吗?这儿,您来一支。服务员,给我们年轻的战士来杯啤酒!”


很遗憾,我拿了那支雪茄,只好留下来。众人的好意实在无法推辞。但我还是懊恼,不停地抽着烟。为了不闲着,我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但他们马上给我要了第二杯。他们知道,他们亏欠当兵的。他们争论着我们该吞并哪里。系着铁表链的校长最为贪婪: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矿区,俄国的大片土地。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们要吞并这些区域的理由。他不屈不挠,其他人最后只好让步。接着他开始阐释,哪里是法国的突破口。谈话间,他转向我:“用你们持续的阵地战再向前推进一些。把那帮家伙赶出去,这样才能和平。”


我答道,在我们看来,强攻是不可能的。对方后备力量雄厚。此外,战争和人们想象的不同。


他拒绝思考,向我证明,我根本无法理解。“没错。您说的只是局部。”他说,“重要的是整体。这一点,您无从判断。您看到的只是一小片区域。您没有全局观。您恪尽职守,甘愿冒生命危险,理应获得最高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人颁一枚铁十字勋章——但首先要在弗兰德突破敌人的战线,接着再从上方侧攻。”


他喘着粗气,揩了把胡子:“必须全面侧攻。从上往下,接着攻占巴黎。”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于是一口气喝了第三杯啤酒。但马上,他又为我叫了第四杯。


我要告辞了。他塞到我口袋里几根雪茄,友好地拍拍我,准我离开:“一切顺利!希望我们很快能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


***


我想象的假期并非如此。一年前确实应该不同。我想是我变了。今天和去年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当时我还不了解战争。我们驻扎在平静地段。现在我意识到,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拖垮。我无法融入这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有些人提问,有些人不问。看得出,那些不问的人为自己的沉默感到骄傲。他们甚至常常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认为那不值一谈。他们真自负!


我情愿自己待着,这样就不会被打扰。因为所有人问来问去,无非是情况有多糟,情况有多好。有人这么认为,有人那么认为——但他们总是迅速地回到那些与他们的存在相关的事物中。从前,我一定也这样生活。但现在,我无法和他们交流了。


他们对我说得太多。他们有忧虑、目标、愿望。对于这些,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我和他们中的某人一块儿坐在客栈花园里。我试着让他们清楚,归根到底,这就是一切: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他们当然明白,也赞同,也这样认为,但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就是这样——他们感受到了,但只是半个他们感受到了,另外半个在其他事物上。他们无法集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去感受。而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的见解。


我一看见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办公室里、岗位上,就会被深深吸引,想像他们那样生活,忘掉战争。但这一切又立即变得令人反感。它太狭促,怎能填满生活。应当粉碎它。当前线的弹片正在弹坑上方呼啸,照明弹一冲升天,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抬回来,战友们蜷缩在战壕里!——这里是另一群人。我无法理解的人。我既羡慕又蔑视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卡特、艾伯特、米勒和加登,他们在做什么?或许他们正坐在食堂里,正在游泳——但不久,他们又要上前线了。


***


我房间的书桌后有张褐色沙发。我坐上去。


墙上四处用图钉钉着我从前在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其中还有些我喜欢的明信片和画。角落里有个小铁炉。对面靠墙的书架里放着我的书。


我当兵前住在这间房间。书是用我当补习教师赚的钱陆续买的。其中许多是旧书。例如全部的古典文学类书籍。有一卷蓝色亚麻布精装本一马克二十芬尼。我买全集,是因为我为人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选出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只买全集。我老老实实地通读过这些书,但大部分都不合我意。我更想读些现代作品。当然,这类书更贵。其中几本并不是我买的,而是借的,随后没还。我不想和它们分开。


书架的一格放着教科书。由于我没好好爱惜,这些书已经残破不堪。出于某些原因,有几页还被撕掉了。这一格下面放着笔记、纸张、信件、图画和草图。


我真想回到当年的情境。就在这间屋里。我马上能感觉到,四面墙壁仍守卫着它。我的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跷起双腿,就这样舒适地坐在角落,坐在扶手中间。小窗开着,看得见熟悉的街景和街道尽头高耸的教堂塔楼。桌上放着几枝花。蘸水钢笔,铅笔,镇纸用的贝壳,墨水瓶——一切都是老样子。


的确,如果我幸运,如果战争结束,我还会回到这间房间。我会像现在这样坐着,看着我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些激动。但我不该激动,因为激动是错的。我想再次感受安宁与沉迷,感受强烈而不可名状的冲动。就像许久以前,我朝一本书走去时一样。多彩的书脊上飞升的意愿之风,该再次席卷我,熔化我心中那块沉重而了无生气的铅锭,唤醒我对未来的迫不及待,唤醒思想世界中振翼的愉悦——带回我失去的年少时代的蓬勃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