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路几天后，空中出现了第一批飞机，开过运输车队时，看见了车上的大炮。随后我们被轻便军车接走。我寻找着我的队伍，却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我在不知名的地方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领了口粮和含混的指令，背起行囊和步枪上路。

我到达时，那个被炸毁的地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我们被改编为流动师，哪里棘手就安插在哪里。我并没为此高兴。我还听说我们损失惨重。我打听卡特和克罗普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继续寻找，东游西荡。这是种奇怪的感觉。我露宿了一夜又一夜，像个印第安人。随后我收到了明确指令，下午我可以去文书室报到了。

中士留我住下。连队两天后就回来了，所以不必再派我出去。“假期过得怎样？”他问，“很好！不是吗？”

“有好有坏。”我说。

“是啊，是啊。”他叹着气，“要是不用回来就好了。后半段假期总是因为快要回来了，变得有点儿糟。”

我四处闲逛，直到一天早上连队的车开回来。他们个个苍白、肮脏，懊恼又沮丧。我一跃而起，冲进他们中间。我的眼睛搜寻着：那是加登，米勒在擤鼻涕，那是卡特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看见他们，我有种毫无来由的愧疚感。晚上睡觉前，我拿出剩下的煎土豆饼和果酱，让他们尝尝。

放在外面的两块煎饼已经发霉，但还可以吃。我把它留给自己，新鲜的分给卡特和克罗普。

卡特一边嚼一边问：“是妈妈做的吧？”

我点点头。

“好吃。”他说，“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我快哭了，几乎不认识自己。但又能跟卡特、克罗普，跟战友们在一起，我很快会好起来。我属于这里。

“你挺幸运的。”入睡前，克罗普轻声说，“听说咱们要去俄国。”

去俄国。那边已经停战了。

远处轰响着前线的炮火。营房的墙壁颤抖着发出嘎吱声。

***

彻底的大扫除。一道接一道的命令。我们受到各方检查。凡破旧的东西都换成新的。我弄到一件完美崭新的上衣。而卡特，不必说，弄到了全套新制服。到处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可能要和平的，有说我们要去俄国的。后者无疑更可信。但在俄国，我们用得上这些新东西吗？确切的消息终于传来：德国皇帝要来巡视，这么多检查是为了迎接他。

整整八天的劳动和操练足以让人相信我们是在新兵营里。所有人都愠怒而烦躁。我们不喜欢过度清洁，更别说阅兵操练。对于一个士兵来说，这些事比进战壕更让人撮火。

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我们站得笔直。皇帝驾到。我们都对他的样貌感到好奇。他庄严而缓慢地沿队伍走来。我有些失望：从画像上看，他该更高大、更魁伟。特别是他该有洪亮的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和这个说几句，和那个说几句。之后我们齐步走开。

大家议论起来。加登有些惊讶：“原来这就是当今陛下。在他面前，人人都得立正站好。无一例外！”他思索着：“哪怕兴登堡[7]也得立正站好。对吗？”

“没错。”卡特予以肯定。

加登还没说完。他寻思了一会儿，问道：“那国王也要在皇帝面前立正站好喽？”

这没人知道，但我们认为不会。这两人位高权重，在他们身上，肯定没有立正这一说。

“你这是在胡说什么？”卡特说，“要紧的是，你自己得立正站好。”

可加登像着了魔。他一向枯竭的想象力活络起来。“你瞧，”他郑重其事地说，“我根本想不通，皇帝居然跟我一样，要上茅房。”

“为这事儿，你可以去服毒了。”克罗普哈哈大笑。

“虱子加三等于七。”卡特补充着，“你脑袋里进了虱子，加登。你赶快去茅房，收拾收拾你的头，免得说话像个尿床的孩子。”

加登一溜烟跑了。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克罗普说，“要是皇帝说个‘不’字，仗是不是就不会打了。”

“我想还是要打。”我插话道，“他最初恐怕根本就不赞成开战。”

“他一个人不行。要是世界上有二三十个像他那样的人说‘不’呢？”

“那可以。”我赞同道，“可恰好他们都说要打。”

“想想真奇怪。”克罗普接着说，“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法国人在那儿，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到底谁是对的？”

“也许双方都对。”我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好吧，双方都对。”他继续道，看来他要问到我哑口无言，“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希望如此。而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也说他们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管怎样，战争在继续。参战国每月都在增多。”

加登又跑来了。他依然兴奋，马上加入了谈话。他想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一个国家严重冒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带着几分优越感答道。

可加登无视他的优越感：“国家？这我就不明白了——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冒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一条河、一片森林、一块稻田，都不可能。”

“你是真愚还是装傻？”克罗普抱怨道，“我的意思是，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

“那我在这儿就没什么事好做了。”加登反驳，“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侵犯。”

“你根本就不开窍。”克罗普气愤地说，“这种事，怎么会取决于你一个乡巴佬。”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回家啦！”加登坚持道。大家笑了。

“哎，你这个人。他说的民族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国家。”米勒嚷嚷着。

“国家，国家，”加登灵活地咔嚓咔嚓掰着手指，“宪兵，警察，税收，这就是你们的国家。要是你说的是这些，那我谢谢你告诉我。”

“没错。”卡特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家国是两回事。”

“可它们是一体。”克罗普慎重地说，“没有国，就没有家。”

“对。不过想想看，我方几乎全是普通人。法国战场上也绝大多数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职员。那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为什么一定要攻打我们？不。那是掌权者的意愿。上前线以前，我从没见过法国人。大部分法国人之前也从没见过我们。没人问过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就像没人问我们。”

“那战争究竟是为的什么？”加登问。

卡特耸耸肩：“一定有人从战争中获利。”

“好吧，我可不是其中一员。”加登露齿而笑。

“你不是。这里的人都不是。”

“那谁是？”加登追问道，“对皇帝又有什么好处？他已经应有尽有了。”

“那可不好说。”卡特接着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过战争，而每一位伟大的皇帝都要经历至少一次战争，否则就无法青史留名。你们去看看课本吧！”

“将军们也是因为战争才被载入史册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名气还大。”卡特赞同道。

“肯定有些幕后指使者，靠着战争发了财。”特德林嘟囔着。

“我想，它更像发烧。”克罗普说，“没人喜欢战争。但它突然来了。我们不想要战争，别人也不想——可现在，半个世界都参战了。”

“可那边撒的谎比我们多。”我反驳道，“想想战俘身上那些传单。上面说我们吃比利时小孩儿。写这些东西的家伙真该被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米勒站起身：“不管怎样，在这儿打仗，总比在德国好。你看看那些弹坑！”

“说得没错。”加登附和着，“要是不打仗就更好了。”

他很自豪。这回，他终于说过了我们这些雇佣兵。而在这里，他的见解十分典型。人们对这个观点难以反驳，因为对所牵涉的相关因素知之甚少，谈论只能到此为止。军人的民族感情就体现在他上了战场。可正因为上了战场，他的这种感情终结了。其他一切，他都从实际出发，依照自己的观点来判断。

克罗普气恼地躺倒在草地上：“最好别谈这些没用的事。”

“说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卡特附和道。

另外，新发的东西我们几乎全部归还，又把原来的破衣烂衫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了检阅。

***

我们没去俄国，而是开赴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悲凄的森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有几处已经成了可怕的窟窿。“老天！这里被炸得可真不轻。”我对卡特说。

“迫击炮。”他答，接着指了指上方。

树上挂着几个死人。一个裸体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要是他头上没戴钢盔，真可谓一丝不挂。他不是蹲在上面，而是只剩下半截，他的上半身。他的双腿不见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

“他的衣服被炸掉了。”加登嘀咕着。

卡特说：“我们已经见过几回了。很奇怪，被迫击炮击中后，身上的衣服会被炸个精光。是气浪冲击的原因。”

我们继续搜寻着。确实如此。这里挂着军装残片，那边沾着曾是肢体的带血碎肉。地上有具尸体，除了一条腿上搭着片衬裤，脖子上围着军装领子，身上什么都没有。他的衣服被吊在了周围的树上。两条胳膊已经不见了，像是被一把拧走。我在二十步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其中一条。

死人脸朝下，趴在地上。胳膊伤口处的泥土被血水染得漆黑。他脚下的树叶被揉碎了，像是他曾挣扎过。

“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卡特。”我说。

“弹片打中肚子也不是开玩笑。”他耸耸肩。

“千万别心软。”加登说。

这一切刚发生不久。血还是新鲜的。既然我们看见的人全都死了，我们也不必久留，该去就近的急救站汇报。毕竟抢着抬担架，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

我们要派侦察队去确认敌方的兵力。因为休假，我总对大家心存特殊的感情，于是报名参加。我们说好了计划，爬过了铁丝网，分头行动，单独匍匐前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个浅弹坑，趴进去，进行观察。

这一带只有中型火力的机枪。它从四处扫射过来，并不猛烈，却足以让人动弹不得。

一颗照明弹在空中炸裂。整个区域僵直地铺展在惨白的光中。随后，四周又被黑暗笼罩，比先前更加漆黑。在战壕里，我就听说前面有黑人部队。这让人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易被发现，作为侦察兵，他们又很机警。但奇怪的是，他们又经常表现得很愚蠢——不光是卡特，克罗普也在巡逻时打死过一个敌方的黑人侦察员。那些人在路上耐不住烟瘾。卡特和艾伯特只需瞄准发光的烟头。

一颗小榴弹落在不远处，发出咝咝声。我没听见它飞来，不禁吓得惊慌失措。这一瞬，我被极度的恐惧攫住。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孤立无援——或许在另一个坑道里，有双眼睛已经盯了我很久。他备好了手榴弹，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打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巡逻，也不是最危险的一次。但这是我休假后的第一次。此外，这一带我根本不熟。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恐惧毫无意义。暗处很可能根本没有埋伏，否则他们的射击不会这么低。

可是无济于事。混乱中，各种念头在我脑中嗡嗡作响——我听见母亲的叮咛，看见俄国人倚在铁丝网上，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我清晰而美妙地想象着一个带沙发的食堂、一家瓦朗谢讷[8]的电影院。在我极为痛苦而残酷的幻觉中，我看见灰色无情的枪口，正无声地伺机瞄向我，无论我的头转向何方。汗珠从我的每个毛孔渗出。

我一直趴在弹坑里。看了看表，才过去几分钟。我的额头和眼眶湿漉漉的，双手在颤抖，轻声喘着气。这不过是恐惧症的发作，就像普通的狗的恐惧，害怕地缩着头，举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