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十厘米，艾伯特。”我答。事实上或许三厘米。

“我已经想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是他们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

我们心事重重地躺着，等待着。

***

晚上，我们要被拉到“屠宰场”。我吓坏了，赶紧考虑该怎么办。谁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人截肢。大批伤员涌入时，截肢比复杂的修补简单得多。我想到克默里西——他们休想用氯仿麻醉我，不然我就打烂他们的脑袋！

还算顺利。医生来回拨弄着我的伤口。我疼得两眼发黑。“您别这样。”他一边数落，一边继续剜。器具像邪恶的野兽，在刺眼的灯下闪着光。疼痛难以忍受。两名男护工牢牢按住我的胳膊，但我还是挣脱出一只，准备揍向医生的眼镜。他察觉了，跳到一边：“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我冷静下来：“对不起，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但您别给我打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笑了，又拿起他的工具。他是个金发小伙子，最多三十岁。脸上有几道疤，戴着叫人讨厌的金边儿眼镜。我看他就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在我的伤口上剜来剜去，还不时从眼镜上方瞟我。我双手紧紧攥住把手。我宁可疼死，也不能让他听见我吭一声。

他夹出一片弹片，丢给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接着他细致地给我上好了夹板，说道：“明天你可以回家了。”我打上了石膏。又碰见克罗普后，我对他说，明天很可能有趟伤员专列。

“我们得跟上士军医说说，把我们安排在一起，艾伯特。”

两根裹着商标的雪茄和几句妥帖的话，成功搞定了上士军医。他嗅了嗅雪茄，问道：“这种成色的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说，“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希望明天能从伤员列车的车窗内递给您。”

他当然心领神会，又嗅了嗅雪茄说：“就这么办。”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

***

我们的担架停在了火车站。我们等火车。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被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小时。

上士像母亲般照顾着我们，这让我感觉不妙，却并不想改变计划。我递给他一支雪茄作为预付，顺便让他看了眼那包东西，为此上士为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艾伯特，”我突然想起来，“咱们那张带顶的床，还有那只小猫——”

“还有扶手椅。”他补充道。

是啊！两把红色的丝绒扶手椅。晚上我们曾像君王般坐在上面，还打算以后按小时出租，一小时一根烟。那本是一门生意和多么逍遥的日子！

“艾伯特，”我又想起来，“还有我们那两袋吃的。”

我们变得情绪低落。那东西我们肯定用得着。要是火车晚开一天，兴许卡特会找到我们，把那包东西带来。

该死的命运。我们肚子里装的是米糊和野战医院的清汤寡水，可我们的袋子里却装着猪肉罐头。所幸我们身体虚弱，无力惋惜太久。

列车一早进站时，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关照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车厢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在下铺。我被抬着，准备安排在他的上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突然脱口而出。

“怎么了？”护士问。

我又瞅了眼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亚麻床单，干净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熨烫的痕迹。而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六周，肮脏不堪。

“您自己不能爬上去吗？”护士担忧地问。

“倒是能。”我流着汗说，“您还是先把床单撤掉吧。”

“为什么呢？”

我看上去像头猪。真的躺上去？——“那准会……”我犹豫着说。

“有点儿脏？”她鼓励地问道，“这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洗干净。”

“不，不是——”我有些激动，无法应对文明的冲击。

“您都能躺在前线战壕里了，我们当然也能洗一条床单。”

我看着她。她既年轻又迷人，就像这里的一切，洁净细腻。这一切不光为军官——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

尽管如此，女人仍是出色的拷问者。我必须老实交代：“只是因为——”我顿住。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因为什么？”

“因为虱子！”我终于大吼出来。

她笑了。“虱子也要过几天好日子。”

我释然了，爬上床，钻进被子。

有只手在被上摸索。是上士，他拿走了雪茄。

一小时后，我们意识到火车在向前行驶。

***

夜里我醒了。克罗普也动了动。列车轻声滑过铁轨。一切仍旧难以置信：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轻轻叫着：“艾伯特！”

“怎么——”

“你知道厕所在哪儿吗？”

“好像是右边那个门。”

“我想去看看。”车厢内一片漆黑。我摸着床沿儿，本想慢慢滑下去，却一脚踩空，坐了滑梯。绑着石膏的腿不听使唤，我“砰”的一声躺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不是听见了吗！”我嚷嚷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部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灯走进来，看见了我。

“他从床上掉下来了——”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这时艾伯特出手了。他不太害臊，凡事也无所顾忌。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护士，他要——”就连艾伯特也不知如何得体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需说一个字，但在这儿，面对这样一位女士——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情形，流利地说完了他的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为了这，您不必带着石膏从床上滑下来。您究竟要什么？”她转向我。

这个新措辞让我受到致命惊吓。我根本不知如何用术语说出那件事。她来帮我。

“大的还是小的？”

真丢脸！我像只猴子般冒着汗，尴尬地说：“哦，只是小的——”

无论如何，还算走运。

我接过一个瓶子。几小时后，我不再是唯一的一个。到了早上，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再羞于说出自己的需求。

列车行驶缓慢，有时停下来，抬下去几个死人。列车时常停下来。

***

艾伯特在发烧。我不好不坏。伤口很疼，但更糟的是，石膏里可能有虱子，痒得厉害，又不能去挠。

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风景静静掠过窗外。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听护士说，艾伯特因为发烧，要在下一站被抬下去。“火车的终点站是哪儿？”我问。

“科隆。”

“艾伯特，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等着瞧！”

护士来巡视时，我憋了口气，让气冲到头上，涨得满脸通红。她站住了：“您很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突然疼起来。”

她给了我体温计，继续去巡视。要是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卡特的弟子。这些军用体温计测不出谁是有经验的老兵。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待在细管子上，不会掉下来。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地弹它，再拿出来往上甩甩。升到37.9℃，这还不够。我小心地擦着一根火柴，放在它旁边。38.7℃。

护士回来时，我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用呆滞的双眼瞪着她，不安地辗转低语：“我实在受不了了——”

她在字条上记录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被无缘无故解开。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

我们住进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在同一间病房。这很幸运，因为天主教医院以医疗好、伙食好闻名。列车上下来的伤员填满了医院，其中许多人是重伤。我们今天没能检查，因为这里的医生太少。走廊里不断推过装有橡胶轮子的平板车。车上躺着直挺挺的人。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姿势——四肢僵直——睡觉时兴许还好。

夜里十分嘈杂。没人睡得着觉。我们凌晨才勉强打了个盹儿。天亮时我醒了，见房门开着，听见走廊有动静。其他人也醒了。有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解释说：“护士们每天早上会在这层的走廊祈祷。她们叫它晨祷。她们开着门，是为了你们能分享天主的恩宠。”

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正骨头疼、脑袋疼。

“瞎胡闹。这才刚刚睡着。”我说。

“楼上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在这儿做。”他说。

艾伯特呻吟起来。我顿时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后，来了个护士。她穿着黑白制服，像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温套。“请您把门关上，护士。”有人说。

“因为晨祷才开着门的。”她答道。

“可我们还想睡觉呢——”

“祈祷比睡觉好。”她站在那儿，无辜地笑着，“再说已经七点了。”

艾伯特又呻吟起来。“关门！”我呵斥道。

她惊了，看样子她根本无法理解：“可这也是为您祈祷啊。”

“随便！关门！”

她消失了。门还开着。连祷[11]又响起来。我愤怒地喊：“我现在数到三，你们要是不停，我就摔东西。”

“我也是。”另一个人声明。

我数到五。接着抓起我的瓶子，瞄准，扔出门外。走廊里，瓶子碎了一地。祈祷停止了。护士们蜂拥进来，克制地责备着。

“关门！”我们喊道。

她们溜走了。刚才那个矮个子护士走在最后。“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关上门。

我们胜利了。

***

中午，野战医院的监察员进来训斥，拿禁闭之类的惩罚威胁我们。可野战医院监察员和军粮库监察员一样，虽然佩着长剑，戴着肩章，却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连新兵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由着他说，看他能拿我们怎样。

“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还没考虑好是否要交代，就有个人说：“我！”

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于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您？”

“是我。当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被无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说得像念书。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监察员走了。

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

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

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

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

我们病房里住着八个人。伤势最重的是一头黑鬈发的彼得。他肺部中弹，情况复杂。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伤到了胳膊，开始时看似不重，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叫我们按铃。他感觉自己在大流血。

我拼命按铃。值班护士没来。晚上时我们没少使唤她，大家刚换了绷带，疼得厉害，一个要这样放腿，一个要那样放腿，一个要喝水，一个又要抖枕头——这个胖老太婆最后恶狠狠地嘟囔着，摔门而去。现在她肯定以为又是这些事，不愿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