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等着。不久，弗朗茨又说：“再按一次。”

我按了铃。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个病区护士。可能她正忙着别的病房。“弗朗茨，你确实在大出血吗？”我问，“否则我们又要挨骂。”

“绷带都湿了。有人能开灯吗？”

谁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没人站得起来。我按住铃不放，直到拇指发麻。可能护士睡着了，她一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已经过度疲劳，再说还要按时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几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问。

“铃声她都听不见，摔瓶子更听不见了。”

门终于开了。老太太噘着嘴进来。一看见弗朗茨，立即变了脸，她着急地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按铃了，没人过来。”

他流了很多血。她给他包扎。早晨，我们看见他的脸变得瘦削蜡黄。那张脸昨晚看上去还几乎是健康的。现在，有名护士会经常过来。

***

有时候也来些红十字会的救援护士。她们心地善良，却往往笨手笨脚。换床单时，她们总是因为弄疼了伤员而受到惊吓，结果她们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们更为可靠。她们懂得怎么照顾伤员。但我们更希望她们能风趣点。当然，有几位修女很幽默。她们非常出色！有谁会不愿为利波缇娜[12]修女效劳？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远远看见她，她的热情就能传遍整个病区的侧翼。这样的修女还有几位。为了她们，我们愿意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里，修女们直接拿我们当普通人。相反，一想到卫戍部队医院，就让人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康复。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知道内情：“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进了‘死人屋’。”

“‘死人屋’是什么？”克罗普问。

“就是临终病房。”

“临终病房又是什么？”

“楼道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谁快不行了，就送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大家都叫它‘临终病房’。”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把人送去以后，她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了。那间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尸间的电梯。可能这么做，也是不希望他们死在大病房里影响别人。他单独躺着，也更好照看。”

“可他本人愿意吗？”

约瑟夫耸耸肩：“他们通常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意识了。”

“所有人都知道吗？”

“待得时间长，自然会知道。”

***

下午时，一个人被抬到弗朗茨·韦希特的床上。没过几天，这个人也被拉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病房里不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

时常，有些亲属在床边哭哭啼啼，或轻声说着难为情的话。有个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让她整夜守在这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来，却还是来得太晚。她走到床边时，床上已经躺着别人。她去了停尸间，手里的苹果送给了我们。

小彼得的情况也越来越差，他的体温记录看上去不妙。终于有一天，一辆平板车停在了他的床边。“去哪儿？”他问。

“去包扎厅。”

他被抬上车。可护士犯了个错误，从衣钩上取下他的军装，放到车上，以免再跑一趟。彼得马上警觉起来，想从车上滚下来：“我不去！”

她按住他。他用他被打穿的肺轻声叫着：“我不想去临终病房。”

“我们是去包扎厅。”

“那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军装？”他说不出话了，沙哑而激动地呜咽道，“让我留在这儿！”

她没有回答，推他出去。推到门口时，他还试着坐起来，眼里噙着泪，喊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门关上了。我们很难平静，却都沉默不语。终于，约瑟夫说：“有人说只要一进去，就挺不过去了。”

***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说我的骨头没有愈合。有个人很倒霉，骨头长得不对，只能打断重接。

主任医师来查房时，发现我们新来的人里有两个扁平足。他十分兴奋：“我们把它治好。”他说，“只要做个小手术，您就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您记一下。”

他刚一走，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说：“你们可千万别做这个手术！这个老头儿是个科学狂人，对他能抓去手术的人一律十分野蛮。他给你们做完手术，你们确实没有扁平足了，可你们换来了畸形足，这辈子都要拄拐杖。”

“那可怎么办？”一个问。

“就说不干！你们是来治枪伤的，不是来治扁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没有扁平足吗？有。你瞧！你们现在还能跑。可要是让那老头儿动了刀，你们就变成了残废。他需要的是能做实验的兔子。对他和所有医生来说，战争简直是他们的辉煌岁月。你们去下面的病区看看，他手术过的十来个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比开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还绑着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们去打断骨头。每次他都声称手术成功。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说不，他就不敢动手。”

“啊，老天！”两人中的一个厌烦地说，“好在是脚不是头。谁知道再上前线会遇上什么？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脚总比死了好。”

另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叫人把他们带到楼下。又是劝说，又是呵斥，好说歹说，直到他们默许。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小卒，而他是个高级动物。他们回来时打过麻药，绑着石膏。

***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一辆新的运输车抵达医院。两个盲人被安排在我们病房，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音乐家。护士们给他喂饭时从来不用刀叉。他曾从护士手中夺走过一回，可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出了岔子。吃晚饭时，护士在他的床边被人叫走，盘子里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紧它，使出浑身力气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脏。接着他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儿砸向叉柄。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齐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并不锋利的叉子已经深深插入他的身体。一整晚，他都在骂我们，闹得人无法入睡。早上，他喊叫着浑身痉挛。

又多出一张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惧、呻吟和垂死的呼噜声中一天天过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里死在了我们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护士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可有一天，门突然开了，一辆平板车被推进来。车上笔挺地坐着苍白消瘦、满头蓬乱黑鬈发的彼得。他凯旋而归。利波缇娜修女容光焕发，推他到原先的床边。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可他从临终病房回来了。

他环顾四周：“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他还是头回见到。

***

有几个人逐渐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拐杖，想来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为我受不了在房间走动时，克罗普投来的目光。他总是奇怪地盯着我。所以有时我溜到走廊——那里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病房下层住着腹部中弹、脊柱中弹、头部中弹和双臂截肢的伤员。楼道右翼住着颌骨中弹，毒气中毒，鼻子耳朵中弹和脖颈中弹的。左翼住着眼睛中弹，肺部中弹，骨盆中弹，关节中弹，肾脏中弹，睾丸中弹，胃部中弹的。人浑身都能中弹。这一点，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知道。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皮肤惨白，四肢僵硬。最后活着的——活了很久——只剩下眼睛。有些伤员凌空架着受伤的四肢，伤口下放着盆，脓水滴在盆里，每隔两三小时清空一次。有的人被绑在床上，几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边。我见到肠子部位的伤口里往往塞满粪便。医生的助手给我看X光片，上面是被彻底炸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人们无法理解，这些残破肢体上的一张张脸，仍旧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而这只是一家野战医院，一个病区——德国有成千上万，法国有成千上万，俄国有成千上万。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那么书写、行为、思考，全是彻底的徒劳！如果几千年的文明根本无法阻止血流成河，阻止痛苦的徒刑，那么一切都是谎言，都无足轻重。唯有野战医院，指明了什么是战争。

我很年轻，才二十岁。我对生命的认识，唯有绝望、死亡、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人民沉默、无知、愚蠢、顺从，无辜地互相杀戮。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好让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而在这里、那里，在全世界，我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看着这一切；我们这一代人都和我一样，经历着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们站起来，走到父辈面前，要求清算，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来临，他们还对我们有什么指望？几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杀戮——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我们对生的认识局限于死。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

我们病房年龄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腹部受了重伤，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十个月，几星期前才有所好转，能佝偻着身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几天他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小镇写信来说，她攒够了路费，要来看他。

她已经在路上，不知哪天就会出现在门口。莱万多夫斯基已经激动得吃不下饭，甚至连红菜配烤肠也吃了几口就送给别人。他经常拿着信，在屋里转来转去。那封信，每个人都读过十几遍。甚至邮戳也不知查验了多少次。信上沾满油污和手印，已经模糊不清。可不该来的也来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又要躺回床上。

他已经两年没见过他妻子了。这期间，她生了个孩子。她会把孩子也带来。可莱万多夫斯基却忙活着别的事。他曾经希望他妻子来时能获准外出。这明摆着：见面固然好，可是跟妻子久别重逢，如果可能，当然还想干点别的。

莱万多夫斯基就这件事和我们长谈了几小时。在部队里，这件事算不得什么秘密。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中能出去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个完美的角落，还有草地和公园，没人打扰。有一个人甚至知道一间小屋。

可这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躺在床上，忧心忡忡。要是他不得已错过这件事，他整个人生都毫无乐趣。我们安慰他，答应设法成全他。

第二天下午，他妻子来了。她是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长着双怯生生、滴溜溜的鸟眼。她披着件镶边带飘带的黑斗篷，天晓得，她从哪里继承了这件东西。

她嘟囔着什么，害羞地站在门口。她被我们六个大男人吓坏了。

“玛尔雅，”莱万多夫斯基说着，动了动喉结，拼命咽了口口水，“放心进来吧，在这儿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她绕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接着给大家看那个孩子。孩子已尿湿了尿布。她从她绣着珠子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就这样，她克服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说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特别心急，他总是极其沮丧地用他那双滚圆的鱼眼瞟着我们。

时机正好。医生已经查过房，最多会有个护士过来看看。有个人又出去侦察了一番，回来后点了点头：“连个鬼都没有。跟她干吧，约翰，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