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临安尹家，建阳麻沙镇刘家，原居开封后迁临安的荣六郎家以及山西、江淮、湖广、四川等地的许多书坊，都刻了门类众多的书籍。坊刻本追求名目新颖，内容适合社会需要，刻印及时，因而行销广泛，对活跃宋代文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图7 宋代蜀刻本《孟东野文集》

上述三种刻本，比较起来，官刻本在雕刻用料方面，不惜工本，印得美观大方。家刻本在校勘方面仔细认真。坊刻本为了多赚钱，力求节约工料，版排得行紧字密。宋代三种刻本流传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藏书家都十分珍视。

从上面可以看到，宋代刻书业是相当发达的。

宋代的刻书中心，主要有都城开封和临安，福建的福州、建宁、建阳，四川的成都、眉山。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内除国子监和其他院、部大量刻书外，还有很多书铺，印卖书籍。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就是书坊的集中地，有的门前高挂“兑(悦)客书坊”的红边白布市招，有的还写上“发兑古今书籍”字样。逢到相国寺庙会，顾客熙熙攘攘，各种商贩喧嚷叫卖，车马行人来往不绝，热闹非凡。书商们也想尽办法推销书籍，有的用变相赌博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沿河许多店铺间就有一家书铺，店主正在和顾客交谈。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公元1132年著的《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他的丈夫赵明诚(金石考据学家)早年在太学读书时，每逢假日就到相国寺买书，可见相国寺一带一直是印卖书籍的集中地。这些都反映了开封印刷业的兴旺。但是1127年开封被金兵攻陷后，有不少书籍印版被当作战利品运往金的中都(今北京)；有些书铺相继南迁临安，书版也被运走，刻书业逐渐衰落。

公元1138年，南宋建都临安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北宋起，杭州就享有“地有山湖美，东南第一州”的声誉。这里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刻书业兴盛。刻印工人不仅人数多，而且技术精湛，因此宋政府出版的许多书籍，都要送到杭州制版，很多监本书都是在杭州刻成的，甚至当时的高丽国也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版。临安城内有书铺20多家，有的还开设分号。他们或刻印佛经、文选、史书，或刻印诗话、唱本、小说异闻，或刻印有关娱乐游戏、占卜、赌博的书。当时还出版了一种类似今天交通游览图的《朝京里程图》，在入杭要道的白塔桥边出卖，士大夫往临安时，途经此处都买来查看，因为上面“长亭短驿甚分明”。此外下棋的棋盘，玩的纸牌，都有印刷品，总之，所刻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杭州版本刻印精良，当时居全国印刷业之首。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的《忘忧清乐集》就是杭州刻本，这是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辑的围棋书，因宋徽宗御制诗句“忘忧清乐在枰棋”而得名。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围棋专著，他把有关围棋的前人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局、弈谱一一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有实战对局、有理论指导的系统著作。该书字体隽美，刀法娴熟，墨色清纯，行格疏朗，古朴大方，充分展现出宋代杭州刻本的风貌。

福建的福州，在北宋时期刻书业盛极一时。这里人力物力丰盛，教育事业发达，各乡里都有“书社”(学校)，学生多者数百人，少者几十人，有的已四五十岁了还去上学，当时的情景是“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这就促进了该地区刻书业的发展。这里的百姓过去在闽国和吴越国的统治下特别崇信佛教，为了宣扬佛法，善男信女们就千方百计地募捐刻印佛经，从公元1080年到1103年，历时23年，终于由福州东禅寺募款刻印成了《福州东禅寺大藏经》(简称《福藏》)，共6000多卷，580函。这部藏经是我国民间募刻的第一部大藏经，因刻成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和“为了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故又名《崇宁万寿大藏》(简称《崇宁藏》)，今天故宫、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存有零散卷本。在《福藏》刻成之后不到10年，福州城内的开元寺又发起募捐，在信徒的资助下，于1112年也开始雕刻大藏经，到1151年才完成，历时近40年。共6132卷，595函，世称《毗卢大藏经》，或称《毗卢藏》。

宋徽宗时，又大力推行道教，多方搜访道教遗书，下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于政和六至七年(公元1116—1117年)，在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知州黄裳招工雕版印行，共5481卷，540函，因刻于政和年间的万寿观，故名《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道教经典总集。后来元灭宋时，把道教经书完全焚毁，所以现已失传了。

上述两部佛经，一部道经，雕版共约30万块，多成于北宋福州，可见福州刻书业的兴盛。只是到了南宋已大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福建的建阳和建安。

福建北部的建阳县与建宁府的建安县(今建瓯)，周围多山，出产大量竹木，刻版原料丰富；加上造纸工业发达，纸张供应充足；还有自唐末五代以来，这里远离战区，环境比较安定；南宋定都临安后，福建又成了小后方，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因此刻书业盛行。民间开设的书坊特别多，见于记载的有37家，称得上全国之冠。福建出版的书，称作“建本”或“闽本”，而这里是建本出版的中心。据记载：建宁府出版的书籍行销四方，建阳出版的书籍“无远不至”。建阳的麻沙、崇化，书坊林立，号称“图书之府”。离麻沙镇20里左右，还有一个“书林”，又名书坊街，也是刻书的集中地。不过麻沙镇出版的书，大多粗制滥造，任意删节，校对马虎，错字较多；而且纸张脆薄，颜色黄黑，内容和形式都不好，因此麻沙本被时人视为劣本。北宋元符(公元1098—1100年)初年，有位名叫姚祐的老师，出错了考试题目，学生质问说：先生是否看了麻沙本，若是监本则没有错。后来这位老师一查，发现果然错了，于是十分惭愧地“升堂自罚”，这件事反映出麻沙本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低劣。正因为如此，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福建转运司就发出禁止麻沙书坊滥行翻刻的榜文。但是麻沙本字体生动，出书多而快，成本低廉，价格便宜，很适合广大群众的需要，而且其中也不乏刻印俱佳的印本。1975年苏州市图书馆发现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就是一部刻印精美的麻沙坊刻本，该书大约出版于南宋孝宗(公元1163—1189年)以后，迄今已历数百年，尚保存完好，是研究杜诗的一种较早版本。清朝就有人说过“大字麻沙本最善”的话，可见麻沙本也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可见，建阳、建宁的刻书业是非常发达的。这里除了刻印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坊主人还和当地文人合作，编辑刻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参考书，这类考试用书是“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还编印了民间需要的医书、小说、酬世大全之类的书。总之，建本书，种类多，印量大，流传广，几乎遍及全国，有的还远销高丽和日本。但是在质量上赶不上杭州和成都的版本。

四川的成都和眉山也是刻书业的集中地。

成都在唐末已有书铺出卖各种印本书，五代时后蜀又大力提倡刻书，因此刻书业经久不衰。到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全部告成。共刻版13万块，收载佛经1076部。同年，经版被送至开封，宋太宗在开封成立了专门的印经机构——“印经院”，从日本人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卷尾上，盖有“太平兴国八年奉敕印”的墨记来看，这一年就出版了这部藏经，这大概是北宋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正式印经活动。这部大藏经以卷轴装形式出版，共5048卷，分装成480帙。这次究竟印了多少部，目前尚无史料可知。不过，它是在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亲自关注下，经过了12年的雕造，又做了充分的印经准备工作，其印刷数量当不会很少。在这次印经之后，宋政府可能为了节省国库财政开支，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把《大藏经》雕版，交给了寺院经管印行，国内各处庙宇都可以自备纸墨，向它借用经版自行印刷，从此印经无需再奏请皇上批准，而成为民间的一种化缘印经活动了。这部大藏经从983年雕成以后，到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其间经过多次修补增订，前后历时120多年，至少印刷发行不下于七次。在公元1071年以前的近90年间，是由宋政府直接控制内部印刷发行的，而在此后的近40年，则是由寺庙经管公开印刷发行。在长达125年期间，这部佛经作为皇朝盛典，其印数一定相当可观。因为这部佛经开始雕刻于开宝年，所以称《开宝藏》；还因为是在开封印刷的，故又称《开封藏》或《豫藏》；又因为是在成都刻的，故又称《蜀藏》。雕刻这样一部规模宏伟的佛教大丛书——《大藏经》，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刻印最早的佛教总集，因而它成为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这部书印成后，曾分送给朝鲜、日本、越南和国内少数民族及各大名寺，对这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印刷事业，毫无疑问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这部佛经今天已无全本传世了，现在存于国内外的《开宝藏》经卷，只剩下10多卷残卷，其中《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刻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是迄今存世的《开宝藏》雕刻时间最早的经卷，其他都是在公元972—976年刻成的，如今分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馆，山西高平县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也收藏了两卷。[11]

到了南宋时期，四川刻书业逐渐向眉山发展，这里刻印有著称于世的“眉山七史”[12]和唐宋名家著作，如李白、李贺、孟郊、刘禹锡等人的诗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秦观等人的散文集及医书、地理志等。其中《新刊经进详注昌黎文》、《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二书纸墨精良，字画遒劲，被称为蜀本双璧。四川刻本通称“蜀本”，蜀本纸张洁白，校勘精细，可与杭州本媲美。

南宋有位目录版本学家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在他著的《石林燕语》一书中，对杭州、蜀、闽三地的刻书评价是：“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其话不无道理。

宋代刻书地点很多，除上述几个中心地区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有质量很高的刻本书。连偏僻边远的海南岛也刻有医书。据记载北宋刻书地点仅30多处，而南宋已达200多处，刻书业几乎遍及南宋全境。

总之，宋朝刻书业最盛行，最普遍，不愧为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所刻之书，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字体优美，纸墨精良，装订考究，校勘严谨不苟，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装帧形式和刻印技巧上都创造了时代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后世楷模的成熟境地。因此宋版书成为一种很珍贵的版本，为历代收藏家所珍爱。宋版书在当时可能有几万部，而今天收藏在国内外图书馆的已为数不多了，而且多是残本和复本。虽然如此，一部分古代作品还是靠宋代印本流传了下来，所以宋代印刷业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