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说一下，据说宋代曾采用过蜡版刻印法。其方法是将蜂蜡混合松香，加热化开，涂在木版上，待冷却坚硬后，便可在蜡上操刀刻字，敷墨印刷。用蜡版印刷又快又简便，但是印刷的清晰度比不上木版印刷。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京城开封有人用蜡版印刷传报新科状元的名单，那一科状元名叫毕渐，第二名榜眼名叫赵谂[shen审]。由于蜡版带有油性，毕渐的渐字三点水未着墨没印出来，结果印成了“斩”字。传报人急于报喜，又将状元、榜眼名字连读，大声呼喊成“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后来这位赵谂因谋反被杀，人们就说传报时就已有预兆了。这个故事虽然近于荒唐，但它说明了北宋时已使用了印刷质量不高的蜡版刻印法。

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推广到当时的辽、金和西夏。

辽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创造了以汉文为基础的契丹文字，代替木刻记事。后来从北宋输入了大量印本书，逐渐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自己刻印书籍。辽代的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燕京设有印经院，还有私人书坊，都刻印过一些书籍，最著名的要算11世纪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也称《辽藏》)，这是根据宋代的《开宝藏》翻刻的汉文本，有大小两种字体版本。大字本共5000多卷，是卷轴本，卷首还有精美的扉画佛像。小字本，纸薄字密，刻镂精巧，史称“似借神巧而就”。《契丹藏》出版后，曾赠送给高丽王室几部，国内各寺庙也有收藏，不过小字本迄今尚未发现，今天留存的只有大字本残卷，这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

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因为该塔是木结构，所以它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木塔高20丈，雄伟宏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但是900多年来，由于地震、风雨剥蚀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塔身已经变形，十年动乱之初，塔内塑像又遭破坏。因此，从1974年起，国家文物局对木塔进行了抢险维修，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单是刻印的佛经就有40多种，其他刻书、杂刻和版刻印刷佛像10多件，还有佛经抄写本等，内容十分丰富。这批文物因为年代久远，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经残断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烂成团，后经文物部门的校核拼对，装裱修复，终于使这批残破不堪的经卷古籍，整旧如初，始得再现于世。

在这次发现的辽代刻印的佛经中，有汉文《契丹藏》12卷，但大多是残卷。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雕版大藏经，自北宋以来历代各朝或多或少都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流传，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深以为憾。这次《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

这次发现的《契丹藏》12卷，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大法炬陀罗尼经》等。每卷经文都需要雕刻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每一卷都是由几张或几十张纸粘连而成。每卷都用《千字文》[13]编号，卷首多有精致的扉画佛像，每卷均有译者姓名，皆是大字楷书。字体工整有力，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纸质优良，印刷精美。各卷都未见虫蛀，足见当时防蠹技术水平之高。全部为卷轴装，用的是圆木轴，竹制杆，丝织缥带，卷成一卷后，贴上印好的书签，再用缥带捆起来收藏。印刷书签是辽代的首创，《契丹藏》是最早使用的。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说法不一，大约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公元983—1011年)，而完成于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1054年)，是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他木刻大藏经。它与北京西南房山县云居寺保存的石刻本《契丹藏》比较，在经名、译者和千字文编号方面都一一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刻《契丹藏》的真实性。

木塔发现的其他刻经与杂刻印刷品，根据经卷卷尾题记，最早始于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最晚止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0年)，前后绵延130年之久。在这批雕版印刷品中，有一本目前世所仅有的辽版书籍《蒙求》，这是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这本书是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编者是唐代李翰。该书广集历史人物言行故事，编成四言对偶韵语，内容丰富，易读易记，因而成为千余年来流传广泛的儿童读物。它与《千字文》前后辉映，对古代的识字教育起过很大作用，对以后的蒙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许多以“蒙求”为名的课本，都以它为范本[14]。

此外，木塔秘藏的辽代木刻版画共有六幅，都是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其中三幅是印在绢上的《南无释迦牟尼像》大型彩色绢画，画面上刻画了释迦牟尼扶膝端坐在莲台向弟子说法的情景。释迦牟尼身披红色衣，头部绕以红蓝光圈，顶部华盖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佛前有四众肃立，另有供养人、化生童子。画面结构繁杂，布局紧凑。两旁印有“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据1982年《文物》第6期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一文中说，其印制方法可能属于丝漏印刷，似是用两套版印刷，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字底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上的，这和我国民间镂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三幅佛画都是先用同一套版印刷人形、物状的轮廓，而后用笔墨勾画人物的面部五官及手足。因为只制了半幅画的漏版，印时将绢对折，使颜色浸过两层绢素，再打开成整幅，这样，画面上的人物、图案、字迹左右对称，而“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就出现了左为反文，右为正文的情况，对折处也留下一条污痕。这三幅辽代彩色佛画，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虽然不是印在纸上，而是绢本，但在我国彩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两幅《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版画，画面刻画了药师佛[15]向胁侍及十二药叉神将说法的盛大场面。但木刻粗糙，设色简单。还有一幅《炽盛光九曜图》版画，正面为炽盛光佛坐在须弥座莲台之上，人形化的“九曜”星宿环佛而立，似在聆听教义。刻工精细，线条流畅，遒劲圆润，顿挫有方，是我国木刻中的优秀作品，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立幅版印着色佛教画幅。

这三幅佛教故事画，都是印在白麻纸上，在雕版印刷后再着颜色，它反映了辽代民间画工之功力和木刻版画之精致。

上述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书、刻经与版印佛画，都是在辽都燕京印刷的，这说明了当时的燕京，不仅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其雕印业的繁荣完全可与北宋印刷业发达的城市相媲美。

过去记载的北京地区传世的最古刻本，是唐代李贺撰的《歌诗编》，该书是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的刻本，但是它比应县木塔发现的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已晚了266年，也就是说北京的雕版印刷史可上溯到990年的辽代了。

辽代还刻印了汉文《五经传疏》、《史记》、《汉书》、辽僧行均著的字书《龙龛手镜》[16]和晋朝葛洪著的医书《肘后方》[17]等。当时辽朝翻刻汉文书籍非常积极。由于苏东坡才名重当代，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辽朝就有了翻刻本，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书肆还印卖他的诗集《大苏小集》，所以苏轼有“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的诗句。辽朝的使臣刘霄与苏轼晏饮时，能背诵苏轼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使苏轼深为惊讶，后来苏轼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当时北宋大量民间印本也流入辽朝，所以苏轼之弟苏辙就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辽朝)无所不有。”有的宋朝商人甚至出卖军事外交机密文书与辽，因为“贩入虏中，其利十倍”。此外辽还把一些汉文书籍译成契丹文印刷出版，如白居易的《讽谏集》，唐史学家吴兢著的《贞观政要》[18]，还有《五代史》、《通历》等书，而这些译本也都早已失传了，加上当时“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所以辽代刻书流传下来的极少。但上述情况，却反映了辽代刻书业的兴盛和对汉文书籍的喜爱。

金代的刻书事业也相当发达。

金朝统治者很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在位)本人非常崇尚儒学，他不仅建立孔子庙，还亲自祭祀孔子庙。他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常常夜以继日，因此他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所以从此女真贵族学习汉族文化之风，日盛一日。到了被称作“小尧舜”的金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尤其注重文化教育，他创建了国子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勒令女真贵族学习文化，否则不能承袭其官职。他的后继者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在位)也喜欢汉文化，本人能作诗填词，善写汉字，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书”[19]，几乎达到了神形兼备的程度。这样，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刻书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金的刻书中心有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府(治所在今临汾市)、河北宁晋等地。

燕京在公元1153年成为金朝的国都后，改名中都，它是金朝政治商业文化中心，曾设立了秘书监掌管经籍图书。国子监利用从北宋汴京掠夺来的旧印版，印了“六经”、“十七史”、《老子》、《孟子》、《荀子》等29种汉文经史典籍，分发给各级学校，许多女真文的译本也都在中都出版。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军的进攻下，仓皇撤离中都，迁往汴京，临行时还没有忘记把图书带走，当时仅载运内府的书籍，就用了三万辆车子，可见金朝燕京书籍、文物之多。

汴京，在金迁都燕京后，改称南京。南京重印了《贞观政要》和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那时，相国寺仍承袭北宋民俗，每月定期举行庙会，庙会上也出卖书籍。金世宗的孙子完颜璹〔shu赎〕晚年刻印了自己的诗作《如庵小藁》〔gao搞〕，汴京各书铺多有出售。

平阳，地处山西南部，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唐代时已成为大郡，北宋建置平阳府，那时这里已兴起刻书之风。金朝时，政府在平阳府设立经籍所(相当后来的官书局)，专门出版书籍。当地出产白麻纸，周围盛产刻版用的梨木和枣木，北边的太原府又有造墨场，木、纸、墨取材都比较方便，所以平阳府也是出版商汇集之地，一时书肆萃集，成为官民雕版印刷中心。有许多书坊刻印了不少书籍，著名的有平水(平阳府城的别称)王文郁刻印的《经史证类本草》[20]和《新刊韵略》[21]，李子文刊印的王朋寿增修的类书《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王敏仲校刊的《尚书注疏》，张存惠刻印的《通鉴节要》。还有平阳姬家刻印的大型单张《四美图》版画，上面绘刻着历史上的四位美人：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中，与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同在前列，王昭君与班姬(即班昭)同在后面。画中还配以栏杆、假山和牡丹。上刻横标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下款落“平阳姬家雕印”。人物生动活泼，刻工细致，是平阳坊刻本的代表作。这幅版画是1909年由俄国探险队在甘肃黑水城发现的，已被科兹洛夫盗走，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因为平阳是当时公私出版业的中心，读书人很多，所以许多人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平阳所刻书籍，以“平水版”见称，书写雕镂之精都是第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