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史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贡献，在中国造纸技术史中，也同样如此。各少数民族都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结合各民族习俗，造出适用的纸，从而丰富了我国造纸术的内容。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疆，我国的纸和造纸术，最初都是通过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传播到国外去，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少数民族制造的良纸，运到内地，常常受到汉族兄弟的赞扬。汉族造纸工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自己的技术时，也加深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

由于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很广，要弄清他们的造纸技术，需作现场调查，还要化验纸张、查阅有关史料。这项工作过去很少有人去做，因此只能依据笔者近十多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的部分纸样的检验，以及所作的口头调查，并参考一些文献记载，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技术作一简要的介绍。

藏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藏族源出于羌族，很早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他们勇敢地与险恶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开拓了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区，对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藏族聚居的地区在唐代称为“吐蕃”。吐蕃王称为“赞普”。公元7世纪前期，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廷求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向吐蕃派去许多技师和工匠。在这些技师、工匠中，就有造纸匠，制墨、制笔的工匠等。因此，吐蕃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纸的制造。中原先进技术的传入，推动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更实行藏文文字改革，参考唐历，创制藏历。与此同时，佛教在吐蕃流行，抄写的佛经逐渐多了起来。文化的发展，加大了对纸张的需求。

后人在敦煌石室所藏的写本中，发现有一些藏文经卷，大部分是佛经。从这些藏文写经的书法风格来看，有些是在藏文文字改革以前写的，有些则是在这以后写的。这些写经，年代上应属于七八世纪至9世纪。藏文写经用纸，直高都比汉文唐人写经纸尺寸大。经鉴定，这类纸有的是甘肃造的，有的可能就是吐蕃造的。因为从纸的厚薄、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绝非中原产品。

藏文写经用纸一般比较厚，多是肤色的本色纸，纸背有些没有打散的圆疙瘩，原料多为麻质。之所以用厚纸，一是因为抄纸器材料与中原所用略有不同，二是因为藏族写字，使用坚硬的木笔或竹笔蘸黑墨水书写，纸太薄容易被划破。后来，藏族掌握了雕版印刷术，藏文书籍和佛经便出现了刻本。早期的刻本传本很少见，我们所见到的藏文刻本多属于明、清以来的刻本。这种刻本有在内地印的，也有在当地印的，从纸张的原料及制形，可以一眼就鉴别出印刷的地点。

由于西藏地区麻料来源有限，于是藏族利用当地资源造纸。西藏造纸所用原料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狼毒(藏语叫“毒草”)，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茎部和根部都可用来造纸。一是木本韧皮纤维，比如灯台树，这是一种落叶灌木，藏语读音为xiaoxin，意思是“纸木”，它的皮可以用来造纸；还有用野茶花树的。三是利用故纸。

《清代刻本藏文佛经书影》图

《造纸原料狼毒》图

关于藏族造纸技术，目前从文献中还一时找不到有关的文字记载，只能从过去西藏土法生产中略知一二。不过，这种土法往往与古代相差不大。以狼毒根造纸为例，把根挖出后，水洗去泥，用木棰打碎，洗去杂质，再放入盛有石灰水的锅中用火煮，煮好的纸料用水洗净，放入细长桶中，加入米汤或仙人掌汁，用打浆棒打浆。用瓢把浆提起，看浆液黏时即可。用木框绷紧的纱布筛作为纸模，把浆液浇注其上，滤水后，经日晒干，揭下成纸。

制纸浆过程中加入仙人掌汁，可以起到类似汉族用的黄蜀葵，或者杨桃藤汁等纸药水的作用。仙人掌汁的制法：仙人掌阴干后，用木棰打碎，慢火煮，烂成酱泥状即可。

如果用灯台树皮造纸，则把砍下的幼树或幼枝，去叶打成捆，入水中沤制七八天，再撕成麻状，入清水中漂洗后用木棰打碎，然后再施行蒸煮。

藏族造纸技术与中原大同小异，但原料采用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就地取材。这些野生造纸原料的发现和利用，是藏族对我国造纸术的一项贡献。

藏族使用的造纸设备，简单可行。捣料一般不用踏碓，而用木椎或杵臼。捞纸不用竹帘，而用纱布，并且用浇浆法。将纸浆放入桶中，提到河边或水槽旁，将纸模飘在水面上，倾浆后用棍敲打，以使其均匀分布。因此，这样造成的纸，在明处望之没有帘纹，只呈现布纹。

《西藏工匠造纸图》

藏纸的质量有高下之分。上层领主或寺院喇嘛用纸，大多是较厚而坚硬的纸，纸上很少见到纤维束，纸略呈浅黄色，经砑光后，适于书写，而且纸幅较大。一般人用的纸比较薄，纸上长纤维较多而未经充分分散。总的来说，藏纸拉力都很强，有抗蛀性。须指出的是，藏纸不是在墙面上晒干，而是随纸模在日光下自然晒干，因此表面不甚平滑，使用前必须用细石砑光，这是一道较为费事而又费时的工序。

清代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一书中的“土产”项下提到了藏纸，并收录了查礼写的《藏纸诗》，对藏纸极力称赞：“质坚宛茧练，色白施浏亮。涩喜受隃〔yu于〕麋(指隃麋墨)，明勿染尘障。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何异高丽楮，洋笺亦复让。”(《西藏图考》卷三，光绪十七年《读我书斋》重刊本)查礼诗中对藏纸的称赞，应当说毫不夸张。这种纸在坚韧、纤维交结匀细程度上，确实不让当时欧洲的洋纸。它既适于书画，又堪作纸帐、糊窗日常之用。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一种精制皮料藏文佛经纸，就像查礼所形容的那类纸。该馆所藏一些藏文刻本用纸，有的也相当讲究。

新疆维吾尔地区的造纸技术

新疆维吾尔地区在我国西北，境内居住的维吾尔、哈萨克、藏、回、蒙、汉等民族，很早以来就共同劳动，辛勤地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至迟在西汉时，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新疆境内的高昌政权加强了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随着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入，以及唐中央政府军屯的设立，汉族生产技术也就随之带到了新疆。唐政府还设立了“互市监”，掌管高昌、龟兹等地与内地间的贸易，内地生产的丝织品、金、银、铜、铁器、陶瓷、纸张等商品以及科学文化典籍，不断运到高昌、龟兹等地区。由于新疆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原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唐代，这里的有些地方，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内地。

近50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新疆境内的古墓葬群和古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纸本文书和典籍写本。其中有用汉文写的，也有用古代回纥文写的，也有用汉文和回纥文两种文字合写的，此外还有西夏文、突厥文、藏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上述出土的各族文字写成的纸本文书，在敦煌和陇西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根据甘肃、新疆两地出土古代文书纸上的墨迹书法、文字内容和纪年来看，早在汉代，当纸发明不久，就已迅速传到新疆地区，被各族人民所使用。例如，1933年，在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曾出土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麻纸。

《古代回纥文〈大唐三藏法师传〉写本(局部)》

在楼兰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年号的纸本文书，其中有三国曹齐王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等纪年文书。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高昌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早期纸本文书，其中较早的是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写本，这些纸本文书大量属于十六国、高昌和唐代时期的汉文、回纥文文书、佛经和典籍。在库车、巴楚发现了用焉耆文、龟兹文写的文书残卷。在和田发现了许多写在纸上的古于阗文残卷，大约写于8世纪。

新疆除出土用各族文字写的文书外，还在古墓葬中出土了各种纸品，包括纸棺、剪纸、纸本绘画、纸牌，以及送葬用的纸帽、纸鞋、纸腰带等物。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近千年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还有旅居在这里的中亚、西亚人，不仅早就使用了纸，而且纸的使用途径也相当广泛。这些纸中，除本色纸外，还有许多经过精细加工的粉笺、冷金笺、色纸等。经系统检验，它们绝大多数是麻纸，也有少量的木本韧皮纤维纸。但用皮纸的年代，一般比麻纸要晚些。

当我们把新疆、敦煌出土纸与中原地区的古纸对比后，就会看到，在原料和形制上没有大的区别，显然是从中原汉族地区贩运去的，或由士兵和百姓携带过去的。但也有些纸，从纸质、形制和抄造方式来看，与中原不同，应是西北当地所造。据史载，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中亚交战时，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匠被俘，在撒马尔罕帮助当地造纸，从而引起造纸术的西传。这就是说，屯戍新疆的中国士兵中，有来自中原的造纸匠，他们在新疆地区传播造纸术就是可能的了。显然，公元8世纪以前，新疆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

然而，新疆地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造纸的呢？新疆造的纸与中原造的纸如何区别呢？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况且，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载。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张纪年为高昌王麴〔qu屈〕文泰重光元年的文书，年代相当于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该文书纸为白色皮纸，上有“纸师隗〔kui奎〕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碑堂”、“鹿门”、“兵人”都是高昌的行政职务，那么，“纸师”也应当是一种职务，隗显奴应当是麴氏高昌时专门掌管造纸业的匠师。

新疆出土高昌有关“纸师”的文书

同墓出土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口在位时的义和二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该文书纸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

上述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距今1200多年前的7世纪初期，高昌已有纸师来掌管造纸手工业生产。这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了另一件纸本文书。该纸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2厘米，帘纹呈半圆形弯曲状，因而我们在技术上证明它决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出的纸，其帘纹应该是笔直的。这块纸上写有如下的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駈(驱)使”。意思是说，拟将监狱中的一些犯人送往纸坊劳动。这是迄今新疆出土文书纸中，有关当地设有“纸坊”的最早记载。笔者从书法演变史的角度，结合已有经验，并将它与有纪年的其他文书纸对比后，断定该文书纸的墨迹不晚于中唐，大约写于8世纪。出土这张文书纸的第167号墓，正坐落在高昌时期的群墓中，附近各墓的出土物也多为8世纪时的文物。从这张文书纸的制形来看，应当是当地制造无疑。这种纸可以作为我们判断新疆所造古纸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