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俑  

在俑的制作上，有粗与精、酷似人与略具人形之分。这种形象的出现在开始阶段并不仅仅是因为工匠技艺高低，而是观念不同所致。俑又称为偶人，所谓“偶”，是像人和寓人之意，原是现实中人的代替物。“俑”的原意有特指性，是指用木头做的五官清楚，安装有机关，经拨弄能踊跳、能做出一些动作的偶人。以后观念发生了变化，偶人变成木人、泥人的专指，而俑反而具有了偶人的原始意义，成为墓葬中一切有生命的替代物的总称。

俑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落后习俗的产物。春秋时期用人殉葬遭到一些人反对，仿人的泥、木替代物——俑产生了；但用俑殉葬这种观念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人殉制度的延续。俑的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慎终追远”是孝道的出发点，也是为人的根本。但孔子强调的对故去的先人的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直接享受，而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训化手段，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在孔子看来，人死之后，不能当做死人看待，给他们提供一些无用的东西，这样缺乏亲爱之心。但又不能当活人看待，提供一些很实用的东西，这样做又太愚蠢。最好的办法，是给死人提供“神明之器”。什么叫神明之器？就是“备物而不可用也”（《礼记·檀弓下》），即指专为死人加工的形象上相似、功用上不可利用的器物。例如瓦器，要做得粗疏，不能盛放东西；笙竽一类乐器，各个发音管上发出的音相互不谐和而不能演奏等等。这是指器物而言。对待人，孔子明显严厉多了，他赞成用“刍灵”，反对用“俑”。刍灵是用草扎成初具人形的殉葬物，合乎“神明之物”的标准。而俑，由于太仿真人，孔子认为这无异用活人殉葬，他批评这是不仁的行为，骂发明这种俑的人，要断子绝孙。（《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孔子有许多思想是超前的。他反对俑“像人而用之”，却得不到社会的肯定。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灵魂不灭”、“鬼犹求食”这些思想在社会上流行，俑的制作，其仿真人的形象非但没有越来越模糊，反而越来越写实，越来越生动。

春秋战国之后，俑所体现出来的礼与非礼的矛盾，除了像人与不像人这个老问题外，又表现在规模、数量上的定制和僭制上。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尤其在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后，由皇帝御定的儒家信条成为社会成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遵循的礼教信条。由此而来，社会成员之间的尊卑贵贱关系得到明确，维系这种关系的各种礼法制度也随之而制定。礼以孝为根本，丧祭之礼是孝行的具体表现。汉以后各朝，对丧葬之礼都有增删，但有一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受到的待遇是不相等的。具体如明器的置放，在数量、尺寸、材料和内容等方面，就因人而宜，各不相同。礼的规定是一回事，使用又是一回事。在具体实行中，各朝各代从未断绝僭越现象。西汉成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的诏令中，说京师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汉书·成帝纪》）。说明在礼法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这种僭越现象就很严重。公卿列侯不按规章制度办，造成社会僭越风气形成。那么公卿列侯又受谁影响呢？当然是皇帝了。如西汉文帝、景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两位俭朴的皇帝。他们在位时，一方面让民休养生息，一方面克勤克俭，精心治理国家，使西汉经济由疲敝走向繁荣，国力由衰弱走向强盛，史称“文景之治”。据载，文帝“治霸陵（文帝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汉书·文帝纪》）。晋代时，三秦人发掘霸陵，多获珍宝，可见霸陵并非“皆瓦器”（《晋书·索琳传》）。景帝遵循文帝恭俭之业，为史家所称道。1990年景帝阳陵丛葬坑发现大量陶俑，陶俑均着丝绸。估计阳陵陶俑总数在万件以上，这数以万计的陶俑所耗丝绸数量惊人，如何与“俭朴”联系得上？汉成帝虽然批评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葬埋过度，但西汉皇帝中，修陵墓浪费最大的也是汉成帝。他建昌陵五年不成，“国家罢敝，府库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汉书·陈汤传》）。丧祭之礼中，奢侈过度的榜样就是帝陵，难怪汉代厚葬之风屡禁屡犯，愈演愈烈。在这种风气下，俑的使用上僭越制度就不足为奇了。东汉制度规定皇帝陵中限用俑人，只用“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后汉书·礼仪下》）。 由于没有任何东汉帝陵实物，无法证实这种规定是否得到落实。但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这一记载，已被今天洛阳地区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再如唐代，《唐六典·甄官署》中对明器（包括偶人）的使用有明确规定，“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但在现实生活中，“王宫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乱。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下，遂下兼士庶”（《旧唐书》卷四十五）。1952年西安东郊发现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内侍员外郎苏思勖〔xu叙〕墓，出土墓俑200件左右，远远超过内侍员外郎这种六品官只能置放明器40件的规定。一个六品官尚能如此排场，那些地位更高者，不知还要铺张到什么地步。

俑在礼的容忍范围内，常常出现违礼的现象，对礼而言，是很不幸的。然而于礼不幸，对艺术却是大幸。正是因为在俑的制作中，不顾礼的约束，充分发挥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使这种雕塑形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而高潮迭起的艺术品。

俑的实物，目前发现的还没有春秋晚期之前的，也没有发现更早期的“刍灵”和会动的木俑。除了铅俑、陶俑、银俑，战国时期的俑，多为楚地的木俑，或作立体或呈片状再经彩绘而成。秦以前的俑，由于只有零星发现，史料记载又不详，就无法判断其水平的高低和整个时代风尚。

在俑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兵马俑究竟有多少，还是一个悬案。考古工作者根据已经出土的部分兵俑密度推算，估计有六七千个之多。仅就现在已发掘出来的1000多件体量与真人真马相差无几的陶兵陶马来看，就可断定这批俑的艺术价值很大。过去学术界认为，西汉以前的雕塑造型水平较低；造型能力和写实能力，尚处于稚拙阶段。秦始皇陵那些形象逼真的千军万马的出现，使这些认识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高度写实性的出现，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诸种因素所促成。首先，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如前面所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仁”的角度出发，从不赞成人殉的角度出发，反对俑的写实性。这种思想，只是一家之言。春秋显学为儒墨两家，墨家“非葬不非殉”，与孔子的观点刚好相反，就是最好的例子。秦从孝公（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开始，重视法治。孝公时商鞅“燔〔fan凡〕诗书以明法令”，说明秦朝反儒焚书早有传统。秦始皇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直接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家被视为五蠹之一。在这种反儒的思想指导下，不可能接受儒家“神明之器”的观点。第二个原因，是秦国对人殉废除得不彻底。秦的人殉制度，开始比中原诸国晚。但从公元前678年秦武公实行人殉以来，就后来居上，人殉之风愈演愈烈。虽然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从死”，不准人殉，但以后各代依然盛行人殉。至秦始皇陵建成，宫人、工匠殉葬“计以万数”，用人殉葬达到顶点。在这种继续用人殉葬的风气下，俑制作得越像人越能与整个社会环境协调。第三个原因是秦集战国俑艺制作之大成。秦兼并战国诸强，建立统一王朝，仅15年便亡国。秦的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都是建立在战国诸强的基础上。秦在毁坏六国名城的同时，将六国宫室摹绘下来重新在咸阳北阪一带建造。秦始皇陵是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营建的，营建过程中，必然也有大量六国工匠参与其事。始皇陵兵马俑的制作，可看成是各国工匠共同完成。始皇陵兵马俑的成就，是战国造俑技巧的一次总结。举 一个例来说，始皇陵兵马俑的陶马头分块面的方法，可以在北京故宫历代艺术陈列中的一件战国铜马俑的马头上看到，由此可找到秦始皇陵兵马俑与战国俑相联系的线索。

秦以西为上，所以秦始皇陵坐西面东。陵东门大道，正对秦始皇在东海之滨建造的“秦东门阙”。这一陵墓构思，表示了秦始皇即使在地下，也要面向东，控制六国，君临天下。兵马俑发现于秦始皇陵园外东侧，说明这些兵马俑是整个陵园构思的一部分，也服从于秦始皇死后仍要君临天下这一意愿。从这些戎装待发、士气昂扬的兵马俑身上，很容易使人想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秦风·无衣》），这种秦人同仇敌忾的军歌。

追求大，是秦始皇的一贯作风。秦始皇对大体量作品有偏好，这是他席卷天下武功的余威在艺术上的体现。例如他毁天下兵器做12个大铜人，每个重几十万斤；在咸阳北阪建造宫室连绵几百里；修筑万里长城；巡行天下并在名山刻石纪功等等。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体量大、数量多，秦以前没有，秦以后也没有。这些兵马俑如平地拔起，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从艺术上来看，秦始皇陵兵马俑有气势宏大、细微精深两个特点。

气势宏大主要指形体、数量所形成的恢弘气势。这种气势，既有单件兵俑或马俑的艺术表现所造成，更多则为群体组合所造成。秦始皇陵的兵俑和马俑单体体量，等于或超过现实生活中的尺寸，而在表现这些巨大的实体时又使用了成功的手法。如马俑，使用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马头和四肢，以表现骨骼为主，棱角鲜明；脖子、前胸、后臀、大腿，以表现肌肉为主，饱满结实。再加上神态上的喷鼻张口、奋鬃扬尾，匹匹似一触即发的良驹，活现眼前。马俑的表现手法，大刀阔斧，严谨中不失潇洒，求实中又给予夸张，可称为大家手笔。这种手法，直接为汉俑所继承发展。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恢弘气势，表现在整体组合中最为明显。成百上千的巨大兵俑、马俑排列成阵，气势之雄伟，的确有秦军横扫六国的威风。而在这种威风中，一些兵阵又表现了秦军的勇武和攻无不克。如二号坑东端，是由300兵弩俑组成的方阵。方阵中间为跪蹲俑，四面为立式俑，方阵左后方站立一将军俑和一武官俑。立式俑左腿前拱右腿后绷，左臂向左下方伸出，右臂曲举胸侧；跪蹲俑左腿蹲曲，右膝着地，身微右侧，左右手一上一下置于身体右侧，立、跪俑均作持弩状；将军俑和武官俑直立阵后，镇定自若。这个方阵，通过对指挥官和兵士的不同表现而融会于统一的高度警惕的临战气氛中，很好地表现了秦军的勇武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