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这样我便能稍微洗漱一下。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很好喝。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丘上空，天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因为妈妈的事情，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惬意。

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到清新的泥土味，不再犯困了。我想起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这些事，然后被房子里传来的钟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接着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空又升高了一点，我的两只脚开始晒得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手上抓着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您想最后再看一眼您的母亲吗？”我说不。他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去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向他道谢。他在办公桌后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班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是不允许出席葬礼的，他们只能守灵。“这是个人道问题。”他评论说。但是这一次，他允许了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随车送葬。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儿孩子气。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大家对贝莱兹说‘这是您的未婚妻’，他会笑。他们都很开心。事实上默尔索夫人的去世让他十分难过。我觉得不应该拒绝他去。但是，根据探访医生的建议，我昨夜没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坐了好一会儿。然后院长站起来，往窗外看去。他看了一会儿，说：“马朗戈的神父已经到了，他来早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村里的教堂。我们下了楼。神父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等在房门前，其中一个孩子手拿香炉，神父朝着他弯下腰，调整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父已经重新站直了。他叫我“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跟着他。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丝钉已经旋了进去，屋子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对我说，车已经等在路上了，神父也开始了他的祈祷。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拿着一条被单走向棺材。神父、他的随行们、院长和我，一起走了出去。门口，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默尔索先生，”院长说，“我还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朝我低了低她那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养老院。大门前面，停着送葬的车。车子上了漆，长方形，油光发亮，让人想起铅笔盒。车子边上，站着葬礼司仪，那是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滑稽；他旁边还有一个神态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那是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宽边圆顶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拧巴在鞋上，大白领衬衫上缀着一个黑色领结。他的双唇在布满黑点的鼻子下不住地颤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蹿出两只形状奇特、耷拉着的耳朵，耳廓胡乱卷着，血红的色泽在苍白脸色的衬托下，给我造成强烈冲击。司仪给我们安排了位置：神父走在前面，接着是车子，车子周围，是那四个男人；后面，院长、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收尾。

天空已经被阳光铺满。光线开始压到地面，热气迅速蹿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等了这么久才走。我穿了一身深色衣服，觉得很热。那个小老头儿本来已经重新戴好帽子，这时又摘了下来。院长和我说他时，我正稍稍扭头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由一名女护士陪着散步，一直到村子里。我看着周围的田野。通往天际山岭的柏树成排矗立在红绿交杂的土地上，零星散布的房子错落有致。我理解妈妈的心情。在这样的地方，傍晚应该是一段忧伤的喘息。今天，热辣辣的太阳漫溢出来，这田野被晒得直打战，变得沮丧消沉、难以忍受。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现贝莱兹有点儿跛足。车子渐渐加速，老头儿落在了后面。车子边上有一个人也跟不上了，渐渐跟我走到一排。我惊异于太阳在天空上升的速度。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沙沙的草响。汗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人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同时，他左手拿着手帕，擦了擦额头，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我问他：“怎么？”他指指天上，连声回答：“晒得要命。”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面躺着的，是您母亲吗？”我又回了一个：“是的。”“她年纪很大了吗？”我回答：“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多少岁。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转身，看到老贝莱兹在我们身后五十米的地方。他手里摇晃着软毡帽，急急忙忙往前赶。我也看了院长一眼，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几滴汗珠，他也不擦。

我觉得队伍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太阳的暴晒下爆裂开来，脚一踩就陷了进去，留下一个个裂口，上面还有泥浆油光发亮。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泥浆里浸过一样。天空是蓝白相间，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的衣着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油光发亮的黑。我有点儿迷失在这样的天地之间。阳光、皮革味、马车的马粪味、油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的疲惫，这一切都让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一次回头看：贝莱兹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裹在一大团热气中，然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我用目光寻找着他，才看见他已经离开大马路，从田地里穿了过来；我还发现，前方，马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对这一带很熟悉，正抄近路来追我们呢。在转角处，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又穿过田野，这样好多次。而我，我感到血液直往太阳穴上涌。

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又自然，以至于我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在村子口，护士代表和我说了话。她声音很独特，和她的脸不协调，那是一个悦耳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她对我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可能会中暑；但是如果走得快，就会浑身是汗，到教堂就会感冒。”她说得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还记得这一天的几个画面：比如说，贝莱兹最后在快到村子的地方追上我们时的那张脸、他那因为不安和痛苦而流下脸颊的大滴泪水。但是因为皱纹的关系，泪水竟然流不动，它们铺展开来，又重新凝聚起来，在这张被摧毁的脸上形成一层水膜。还有教堂和路旁的村民，墓地里坟头的红色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活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土，混杂在里头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说话声、村庄、在一个咖啡馆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还有汽车开进阿尔及尔时的万家灯火，以及我想到就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心头的喜悦。

02

醒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向老板请那两天假时，他看起来那么不满：今天是礼拜六。我当时可以说是忘了这回事儿，但起床的时候突然想了起来。老板自然是早就想到了，加上礼拜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期，而这是不可能让他高兴的。但一方面，是他们决定昨天安葬妈妈而不是今天，这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无论如何，礼拜六和礼拜天总还是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

起床的时候很痛苦，昨天一天把我累坏了。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今天做什么，最后我决定去游泳。我坐电车去海滨浴场。一到那儿，我就一头扎进水里。那里有很多年轻人。我在水里看见玛丽·卡尔多纳——我以前办公室的打字员，那时候我很想把她搞到手。她也想要我，我觉得。但是她很快就离职了，我们没来得及勾搭。我帮她爬上一个游泳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轻轻掠过她的乳房。她趴在游泳圈上，我还在水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笑了。我也爬上游泳圈，紧挨着她。天气很好，我像开玩笑一样，把头后仰，枕在她肚子上。她没说什么，我就这样待着。整个天空尽收我眼底，天空是蓝色的，泛着金光。我感到玛丽的肚子在我脖子底下轻轻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游泳圈上待了很久。太阳变得太强烈的时候，她下了水，我也跟着她下了水。我追上她，伸手抱住她的腰，一起游了起来。她一直在笑。在岸上晒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您还黑。”我问她晚上想不想去看电影。她还是笑，说她想看一部费南代尔[2]演的电影。穿好衣服后，她看我系了一条黑领带，非常惊讶，于是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跟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说：“昨天。”她吓得后退了一小步，但没有说什么。我想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没说出口，因为我想起来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这么说毫无意义，不管怎么样，人总是有那么点过错的。

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电影有的地方还挺滑稽，不过真的很蠢。她的腿挨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吻得很笨拙。出了电影院，她跟我回到我的住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要到她姑妈家去。我想起今天是礼拜天，这让我很郁闷：我不喜欢礼拜天。于是我翻了个身，在枕头上寻找着玛丽的头发留下的盐味，一直睡到了十点钟。我躺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到中午。我不想像往常一样去塞莱斯特餐馆吃饭，因为他们肯定要问东问西，我不喜欢那样。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了，没吃面包，因为家里没有了，我也不愿下楼去买。

吃过午饭，我有点儿无聊，就在房间里转悠。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太大了，我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来。我只住这一间，屋里有几把椅子（中间的草垫已经有些塌陷）、一个镜子有些发黄的衣柜、一张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其余的我都用不着。过了一会儿，我想找点儿事做，于是我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鲁圣盐的广告剪下来，贴在一本旧簿子上，凡是报纸上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我都剪下来贴在里面。我洗了手，最后上了阳台。

我的卧室外面是通往郊区的主干道。下午天气很好，但是马路油腻腻的，行人很少，依旧很匆忙。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着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硬邦邦的衣服让他们束手束脚，小女孩头上戴着一个大大的粉红色蝴蝶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跟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丝质连衣裙，父亲是个矮个子男人，很瘦弱，我感觉在哪儿见过。他头戴一顶扁平窄边草帽，扎着蝴蝶领结，手上拿着一根手杖。看到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气质优雅。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群郊区年轻人，头发油光发亮，戴着红色领带，西服收腰收得很紧，衣袋上绣着花，蹬着一双方头皮鞋。我想他们是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出发得这么早，还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