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作为一首长篇抒情诗，它表达了屈原远大的政治抱负以及怀才不遇的悲哀和愤怒，感情异常强烈。而文中所体现的内容也是十分驳杂的，既载录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提及一些巫术祭祀和神话传说。这些现象一方面显示了屈原的情意郁结，不可自拔，一方面也可得见屈原的文化背景和知识修养。但是，这种风云变幻、古今杂陈、人所莫测的诗歌结构却使后人大费踌躇，一般学者皆以“汗漫横肆”（周用《楚辞注略·自序》）说之。如明人汪瑗在《离骚蒙引·焦竑序》中云：“《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闳深，难以遽测。自昔溯风而入味，沿波而得奇者，虽间有之，未有能阙其全者也。”清人吴世尚以《离骚》为写梦之作，他说：“此千古第一写梦之极笔也。而中间颠倒杂乱，脱离复叠，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无往而非梦景矣！”（《楚辞疏》）也就是说，在汪瑗和吴世尚看来，《离骚》的笔法极为神奇，以至人们摸不清脉络。后人有感这一问题的存在，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多种段落划分方案，但仍无最后的结论。

显然，从内容或修辞的手法来确定《离骚》的层次段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认为，《离骚》的结构绝不是杂乱无章的，它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结构，这一结构与巫术祭歌是相同的，也可以说是与巫祭的仪式平行的。但文化的隔膜使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离骚》有着完整而严密的逻辑性。

《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是屈原本人，诗中除了抒情外，还描写了抒情主人公的行为，从而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情节。从这个情节的发展来看，《离骚》显然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头到“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第二阶段从“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到“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余下为第三阶段。就情节而言，第二段为济沅湘南征，向重华陈词；第三段为神游求女；至于第一段的情节，将在下文详述。这种划分虽嫌简单，但线索应该还是清楚的，每一段都包括这么一个抒情过程：（1）征引三代成败之例；（2）陈述现实的不公；（3）表白自己的情志。下面简略列出代表性的诗句：

第一阶段：

（1）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

（2）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

……

（3）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第二阶段：

（1）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媮以自纵。

……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2）、（3）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第三阶段：

（1）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2）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3）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

每一段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抒情过程，因此，它们在抒情达意这一点上是相对独立，各自完整的。那么，这三段式结构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结构得自于民间祭歌，是屈原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了民间祭歌的结构。下面我们将逐一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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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三段的情节性语句在后二段表现得比较明显，它们或直接或隐约地提到祭祀仪式，这一般不难理解。那么，第一段与祭祀仪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离骚》开头的几句：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自古以来，对这几句的解释最为繁多，叠床架屋，使得其变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一些清理工作，才能显示出其真实面目。

一般认为，这几句是屈原自叙出身，属于传记性的情节。这一结论得自王逸。但这一结论很难说是可靠的，它存在好几处漏洞，皆不能自补，古今都不断有人指出来，现总结如下：

（1）关于“皇考”。王逸从“皇考”二字断言，“伯庸”是屈原父亲的字。洪兴祖不同意这一观点，说：“原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楚辞补注》）理由过于单薄，未能广为接受。王逸的根据是《礼记·曲礼》中所言的“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以及“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二句。但此二句并非确解。同书《祭法》篇亦有“皇考”的记载：“王立七庙……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依次而推，这里的“皇考”应是曾祖父之称。故宋人叶梦得据此称：“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石林燕语》）父死单称“考”是有的，而《离骚》所言乃“皇考”，从《礼记》和先秦其他典籍如《诗经》来看，“皇考”连用已经成为习惯，有其特殊的意义，是不能等同于“考”的，因此，王逸把“皇”字释为“美也”。单独拈出一个“考”字，说是屈原的父亲显然是不对的。王闿运作《离骚释》曰：“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闻一多举《诗经·周颂·雝》例云：“鲁韩毛三家皆以为禘太祖之乐章，而诗曰‘假哉皇考’，此古称太祖为皇考之明征。”（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卷，29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此类例子还有《周颂·闵予小子》和《周颂·访落》等。此外，《小雅·信南山》以“皇祖”和“祖考”并立，皆可说明“皇”所表明的先人即是祖先。饶宗颐先生也很看重这一“皇”字，他在《楚辞地理考》中认为：“金文颂辞屡用‘皇祖’，‘皇父’，‘皇叔’，诗书有‘烈考’，‘文考’与‘皇考’义并同。‘皇考’即‘太祖’。”（注：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卷上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丁山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亦云：“周人宠神其祖若考，曰‘皇祖’、曰‘皇考’。杜伯盨所谓‘用亯孝于皇神祖考’，是其本谊。”又云：“帝、皇两字，字异而其涵谊则一。”（注：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79~180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此就西周晚期金文再举两例，《番生簋》：“显皇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虢叔旅钟》：“皇考严在上，翼在下。”此所谓“在上”，根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的解释即是“宾帝”，在帝左右的意思（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5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而有权利“宾帝”的是“先公先王”，即先祖，并不专指亡父。此外，人们通常以“皇妣”与“皇考”相对而言，但“皇妣”亦非亡母之意。《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与伶州鸠关于音乐的对话，其中伶州鸠言及“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此处的“皇妣”指的是太王之妃姜氏，与伶州鸠的辈分相差甚远，而且亲戚关系亦不是很明显。如果“皇妣”不能确言是亡母，则“皇考”亦非亡父可知。

（2）关于“贞”。王逸释“贞”为“正”，此甚为不当。“贞”的最初的含义即占卜，《说文解字》云：“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曰：鼎省声。”徐中舒编《甲骨文字典》释“贞”字流变曰：“,等本象鼎形，卜辞中常借以表示卜问之义。鼎形锲刻不易，逐渐简化为形。或增卜作，以明其字用为卜问。金文多以为鼎。又与（贝）形近，故后世鼑渐讹为从卜从贝之贞。”（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350~351页，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自今所见之甲骨文、金文看来，莫不都以“贞”意为占卜，这也是一般文献中“贞”字最常见的用法。《周礼·春官·大卜》云：“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此“贞”意为“卜”十分明显。至于演化为“正”、“当”意，既为迟后，且又少见。至于本文中之“贞”，我以为仍宜释为占卜之意。

（3）关于“降”。“惟庚寅吾以降”之“降”字，王逸曲解最为明显，当今学者对此多有力之辩驳，下面略为申述。考诸先秦史籍，无一例“降”意为“下母之体而生”《离骚经章句》。甲骨文即有“降”，皆是自天而下意，或神自降，或降灾祸，或降雨雪。当然，可以设想，巫觋下神也可以称之为“降”。至春秋以后，“降”意有所扩大，如用为贬抑，用为降伏等，但所用最多的仍然是它的本意，如《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言神鸟自天而降；《诗·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其意更为明显。而且从这两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降”和“生”是有区别的，不可混用，言神自天而下或显示于庙，或巫觋下神，则曰“降”，言人“下母之体而生”则曰“生”，亦有用“育”的，即便贵如商祖契、吕侯、申伯都无例外：《诗经》中言姜嫄，“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大雅·生民》），“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鲁颂·閟宫》），可见周人奉之若神的始祖稷，出世也称“生”而不是“降”。即使从楚辞本身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内证，足以驳倒王逸的说法：

巫咸将夕降兮（《离骚》）

百神翳其备降兮（《离骚》）

灵皇皇兮既降（《九歌·东皇太一》）

帝子降兮北渚（《九歌·湘夫人》）

以上是从《离骚》、《九歌》两篇诗中择出的全部有关“降”的例子，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楚辞中的“降”字都不用如“下母之体而生”，它们的主语都是神灵或祭祀对象，表示自天而降之意，“降”在此处用如降神意。

（4）关于屈原的名和字。屈原既有自己的名和字，为什么又要另求一套名、字呢？王逸、洪兴祖、朱熹等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并不存在两套名字，各家解释虽有差异，但把“正则”、“灵均”看作是屈原本名的隐喻却是一致的。且不说他们的解释是如何牵强附会，就常理而言，人的名字属专名，虽可通过名字表达各种意愿，但名字一经取定，是不能用同义的字词来取代的，即便是文学性的描述，也是不可思议的。常理如此，古籍中亦绝无其例。所以，认为“正则”、“灵均”是屈原的名字，是殊难令人相信的。其次，古人名和字非取自同时。名是初生而取，字依《礼记》所说却要等到“既冠”之后，即岁时才能命取。《仪礼·士冠礼》言既冠之后，有人诵“字辞”：“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即按排行，依次用伯、仲、叔、季取字，似乎字甚至不由父亲而由“宾”来取。那么，说屈原刚出生之时，就由父亲为他取了名和字是不可信的。

这些难以自圆的疑点说明，屈原自述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换一个视角，参照屈原所熟悉的祭歌的形式，这一问题就简单了。本文认为，这几句实际是在吁请神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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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一句所言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一般的理解认为即是屈原。除了王逸的解释外，汪瑗另有一读，他在《楚辞集释》中说：“详其文势，盖谓帝高阳之苗裔者，乃吾皇考之伯庸也。”也就是说，他认为这里叙述的主人公应是“伯庸”，可以译为：伯庸啊，您是大神高阳的后人，是我屈原的“皇考”。从语法上看，这样说并无不可，而且更符合人们的表达习惯，但是，如果认为《离骚》前几句是屈原在向“伯庸”诉说的话，那么伯庸又是谁呢？前文已经说过，伯庸不是屈原的父亲，而是屈原或说是楚族的祖先。我们发现刘向似乎是赞成祖先说的，其仿《离骚》之作《九叹·逢纷》云：“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又《九叹·愍命》“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一段，亦以“皇考伯庸”为屈原之祖。刘向早于王逸，应比王逸可信。实际上，“伯庸”即是楚祖祝融。下面试为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