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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美人”已经成为一个意蕴丰厚的原型意象，它的背后是从原始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凝练出的巫祭仪式，是人神交往那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情感火山的爆发口。那么，又有什么样的人生挫折，什么样的世俗困境，不能在这涌动着的岩浆中化为乌有呢？香草美人既然是先民在漫长的历史中积聚、凝练而成的原始意象，它就不可能仅仅通过楚辞表现出来。实际上，在《诗经》中这一意象就一再地出现过了，比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首诗应该是在祭祀水中女神时所咏唱的，它表达了对女神的赞美和爱慕，以及无由交接的悲哀。该诗一再重复，而那女神优美的倩影总是在水中缥缥缈缈，欲隐欲现，可望而不可即。而自称情人的祭祀者却在无望之中，苦苦地寻求。那种哀婉而悠远的感叹，和《九歌》中所表达的情绪是一样的。显然，《蒹葭》也是出自民间巫术祭祀仪式，也是香草美人原型的具体体现。

但真正使得香草美人这组意象在文学中立根发芽的，还是楚辞。这不仅是因为楚辞在形式上非常贴切地安排了以香草美人为代表的众多原始意象，使它们形成自然的象征关系，而且这些象征物之间又自然构成了矛盾冲突和秩序，以至于王逸希望能一一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对应物，前所引“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王逸的比附虽然不免牵强，但它说明了这些来自神话或祭祀中的原型意象在《离骚》中被组织得如此巧妙而且合乎某种现实的逻辑，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并且能引导人们看出它的情感倾向或价值判断。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更为重要的是，楚辞使得香草美人等原始意象裹挟着诗人屈原的人格力量和命运悲剧，因而即使它具有了现实感，也使它的内容更加充实。当然，楚辞在利用原型意象方面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也使得这些意象在表达内容方面形成了规范，限制了它的表达范围，但屈原的遭遇和命运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文人士大夫所普遍感受到的困惑，也是一个最需要超越的生存困境，因此，香草美人等原型意象在表达内容方面的具体化、有限化，不仅没有削弱这些原型的力量，反而使得这些原型更容易获得文士阶层，尤其是这一阶层的诗人的主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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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香草美人”对后世的影响，应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对于那些心灵漂泊无依的诗人而言，它是一种原型意象；而对于那些有着政治责任感的诗人来说，它又是一个讽谏的榜样。由于中国诗人的特殊品质，这两者又往往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要绝对地区分这一意象的两种功能，似乎是很困难的。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香草美人”的政治讽谏内涵纳入下一节中另述。下面首先讨论“香草美人”作为原始意象的意义。

“香草美人”主要象征着一般巫术仪式中的人神交通，是人神恋爱的一种简约的表达方法。在巫祭仪式上，先民在艰难而充满了恐惧和疑惑的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情感和情绪体验，得到一次集中宣泄，是个人对集体的一种全心的投入，是通过某种集体行为使个体消融在集体意志之中，从而使个体的情绪体验找到一个更有力的承担者。而人神交接的过程，则是这种情绪宣泄的高潮。因此，“香草美人”这一原型意象的心理功能是十分强大的，它既然成功地庇护了那些在情绪中遭受煎熬的一辈辈先民，也就能给后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的个体以抚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失意文人纷纷将笔触伸向“香草美人”这一原型意象。

把“香草美人”从一些激动人心的巫祭仪式中突出出来，使之成为非常简练而内涵丰富的情节模式，这在《九歌》中就基本成型。它可能是由于收集编订者的加工而突出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九歌》中这一原型有这样较为固定的模式：对神的企盼和等待，神的光彩，人神恋爱的悲剧性结局（这一悲剧性可能表现为交接的短暂，也可能表现为根本不能实现交接）。《九歌》祭仪正是以其深厚的悲剧性情感震撼人心的。到《离骚》中，企盼和交接的失败，这两方面的内涵被附上了刻骨铭心的个体体验，成为一种心理意向的象征和安慰。因此，联系屈原的实际经历，有人把“香草美人”指实为一种君臣关系，它虽然失之牵强，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在现实和原型意象之间，它必须以诗人内心的心理感受为转换中介。而心理感受会在相当程度上忽视情节性的东西，所以君臣关系和人神交接并不能严格地一一对应。比如美人在《离骚》中有时似乎可以比为君王，而有时又确确实实是在说着屈原自己，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曰：“美人，谓怀王也。”后者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的“蛾眉”也就是美人，往往被看作是屈原的自拟。实际上，“美人”意象在《离骚》中的作用绝不限于比喻，纯粹用比喻的修辞规律来范围“美人”意象，往往会捉襟见肘。所以“香草美人”，或说是人神交接在《离骚》中就是原始意象的复活。毕竟《离骚》还只是从模拟仪式到独立文学创作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香草美人”意象还必须借助仪式性的程序结构来扶持，来展现它的无穷魅力。

但是，当后人把《离骚》看作是一首纯粹的抒情遣愤的诗歌时，仪式性的情节结构在反复的诠释之中被消解得毫无踪影，而“香草美人”或人神交接的意象由此却更加突出了。后人正是通过这些意象感受到屈原那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以及他对“香草美人”的全身心的依赖，在此同时，人们也感受到了香草美人对人类精神的安慰作用。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屈原的身世，通过《离骚》、《九章》，感受到了“香草美人”这个原型意象，人们也就从中找到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捷径，涓涓溪流开始向“香草美人”这条大河中汇集，浩浩荡荡地奔向远方。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宋玉有可能是屈原的学生，对屈原的遭遇有悲悯之情；而据习凿齿的说法，宋玉亦曾受到过类似于屈原的挫折。《襄阳耆旧记》：“宋玉者，楚之鄢人也。……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但正如司马迁所说，从宋玉的作品里，我们已经看不到屈原那份悲愤和哀怨了。宋玉曾作有《高唐赋》、《神女赋》二赋，使人神交接这一原型意象完全从仪式中解脱出来。其《高唐赋》序云：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王曰：“朝云始出，状若何也？”玉对曰：“其始出也，兮若松榯；其少进也，兮若姣姬，扬袂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旗。湫兮如风，凄兮如雨。风止雨霁，云无处所。”……

宋玉所叙述的是楚襄王和巫山神女交接的故事，它通过“先王”、梦境和优美的笔触将这一故事叙述得虚无缥缈，非常动人。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凭空杜撰、毫无意义的故事。它的表现形式是文学的，但却是“香草美人”仪式原型的一种体现。云梦之泽是楚国一个相当神秘的地方，它可能是楚国进行巫祭仪式的一个圣地。而楚王到云梦之台，显然不仅仅是一次游览行为。楚王本人“隆祭祀”，楚国巫风特盛，在传统上楚王本人又领有大巫师的职责，故楚王登云梦之台，实际上意味着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更确切地说是对巫山女神的一次祭祀活动，因此，才有女神和楚王的交接。性的交往是原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弗雷泽和其他很多人类学家所提供的调查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九歌》和《离骚》以爱情置换了性行为，它反映了后世文明的渗入，是一种文饰。宋玉的这一则高唐云雨的描述似乎更为真实。

显然，人神交接的原型故事在这里有不同于《九歌》和《离骚》之处。首先，那种悲剧性的感受消失了，人神交接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原因有可能在于主祭者的身份在人间至为尊贵，神女或宋玉本人不愿让楚王过于受屈。正是由于省略了这个原型意象的悲剧内核，一次严肃的祭典，就被宋玉描述为一段风雅跌宕的艳情故事，用以娱人。因此，司马迁指责其只能“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却不能得其师之精髓，实不为过。但是，《高唐赋》、《神女赋》毕竟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它所提供的人神交接的原型故事，已不再依托于仪式的结构，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的运用，因此，在形式上固定了这一原型意象，有利于后人的接受和继承。这对于远离了仪式实践的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曹植所作《洛神赋》，自言是“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所述女神宓妃有着惊人的姿态和容貌：“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而这一切引起了曹植的爱慕之情：“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原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但由于“人神道殊”，曹植的爱情终于归于幻灭。也就是说，这又是一次未能实现的人神交接，它所带来的情感伤害，不仅在曹植一方，对于宓妃也是一样的：“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从以上引文来看，曹植虽明言是感宋玉之赋而作，但实际上却比宋玉赋更接近于《九歌》和《离骚》，它里面所包含的仪式结构更加完整。它有众多的香草：幽兰、桂、玄芝、衡、椒等；它有呈献祭品的描述：“解玉佩以要之”，“抗琼珶以和予”，“献江南之明珰”；它有辉煌的飞升场面：“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而文中“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则是对“九疑缤其并迎”的模拟。显然，在主观上曹植更加认同的是屈原而不是宋玉，这一点古人亦多有指出者。如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云：“《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以作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因此，可以认定《洛神赋》是曹植对《九歌》、《离骚》的极为精制的模仿。它几乎完全再现了“香草美人”原型意象所能拥有的情境，但它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其创作动机和缘由与祭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