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雪芹笔下,“情”是具有超越的本体论意义的。警幻仙子称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因此被称为“意淫”,这就预示着“情”具有某种终极的意义。因此,曹雪芹把它和“皮肤滥淫”相对而论。那么“情”对于这个现实世界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呢?曹雪芹从佛道入手,也就是对世俗世界作了全面的否定,他又通过贾宝玉之口,指斥男人即所谓社会人的世界的肮脏,指斥儒家政治思想,所谓“文死谏,武死战”的荒唐,甚至也指斥佛道的缺乏人性和冷漠。也就是说,现实世界在本质上是空虚和荒诞的,人不能在空虚和荒诞中生存,因此,曹雪芹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与社会隔绝的大观园中的女儿即所谓自然人身上。这样一来,“情”在这里就有了一种救赎功能,曹雪芹的补情尝试,就是要把人从虚无和荒诞中拯救出来,是要用以爱情为表征的感性、人性来充实这空虚的人生,来抗拒这冷漠的社会。正如脂胭斋所论:“世上无情空大地,人间少爱景何穷。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看来,他是十分了解曹雪芹补情的意义的。
那么,《红楼梦》中的还泪神话以及发生在大观园中的爱情故事,就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了,它是一个手段,或者说它是一种为了达成超越的仪式。曹雪芹在这里对“香草美人”原型作了多重的变形。在还泪神话中,我们可以看作是神与神的恋爱,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的爱怜,以及绛珠仙草的“缠绵不尽之意”即是。其后是神与人的恋爱,绛珠仙草所说“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即是。再如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和警幻仙子之妹可卿的一段缠绵,也有人神恋爱的踪影。再后来便是人和人之间的恋爱。即使在大观园中,爱情上演得如此轰轰烈烈,它也时时透露出原型的踪迹来。比如林黛玉被命名为“潇湘妃子”,薛宝钗被命名为“蘅芜君”,贾宝玉真诚地认为死去的晴雯已经幻化为芙蓉之神,并作了一篇酷似楚辞的《芙蓉诔》去哀悼她等等。这些都说明林黛玉们的创造和楚辞中的神女原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第五回“太虚幻境”又实实在在说明了金陵十二钗本来就是女神。宝玉的多方面的追求,“爱博而心劳”,也是索祭原型的一个浓缩。因此,大观园中的恋爱在本质上是经过多次变形了的“人神恋爱”,是曹雪芹高超的笔法掩饰了这一点,并赋予这个原型以切实的现实意义。它的悲剧性是原型中本就具有的,是与生俱来的。
“香草美人”原型的悲剧性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神交接的艰难,一是结局的渺茫。正是在这悲剧性的压抑之下,感情才表现得更加缠绵和执著,这一点,在《红楼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悲剧性是来自原型的,因此对林黛玉或贾宝玉而言,它是先验的,是与爱情相伴生的;而就林黛玉而言,一旦她进入了爱情的角色,她就开始了心灵的折磨,时刻感受到一种来自终极意义上的威胁。她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再如她的《葬花词》更是说得明白:“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表达了一种绝对的悲观。当然,这种对生存状态的悲观感受可能来自曹雪芹的现实体会,但它显然是和“香草美人”的原型情感体验相契合的,或者说,它表明了曹雪芹对“香草美人”原型的认同。
正是在这先验的悲剧性的笼罩之下,宝黛爱情才如此艰难地进行。林黛玉变得自卑、多愁、孤僻、多疑,那无数次的争吵都充满了悲苦,令人肝肠寸断,无论是苍苔露冷,还是花径风寒,她时刻都在体味痛苦和绝望,过分的苛求和过多的误解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爱情,所以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黛玉已经心力交瘁,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同样,宝玉也受到爱情的煎熬,他时常自怨自艾,一再摔玉,以至于要悟道证佛。爱情在无比的执著之中,极其艰难地进行着。而它的结果更是令人悲叹:黛玉在彻底的绝望中香消玉殒,依旧上天为神为仙;而宝玉却在极度的悲愤之中似傻似痴;宝钗所收获的爱情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象。这个席天幕地的悲剧,说明了曹雪芹给这个白茫茫世界补情冲动的彻底失败,它带来的无限的绝望猛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在苍茫的历史长廊中发出凄厉的回音。
但《红楼梦》的成功也正在于它的悲剧性。人们虽然无力摆脱生存状态的悲剧性,但人们可以在对悲剧的自觉体验之中,用泪水洗净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进入那超凡脱俗的神明世界,通过激活沉睡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力量,让它来承担并消解现实中的苦难,使我们享受暂时的安宁。是的,《红楼梦》所揭示的悲剧以及补情行为本身的悲剧是无以复加的,是我们生存现实的绝对法则,任何一个个体都无力去承受这一事实并与之抗争,但赋予它一个原型体验,则是十分有效的方法。《红楼梦》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不仅如此,《红楼梦》以其对人生现实的执著追求和深邃的哲理思考,继楚辞之后,在最大可能上开拓了“香草美人”这一原型的人生意蕴,把这一原型的感情力量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同时也证明了这一原型的无穷可塑性和历久恒新的生命力。
以上我们就楚辞中所凝练的“香草美人”这一原型在后世文学中的影响,作了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它虽然远谈不上全面,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香草美人”这一原型的巨大魅力,在它的感召之下,通过历代诗人用心灵之泉的辛勤浇灌,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片奇幻莫测而又深情幽渺的温情世界。它植根于远古的祭祀仪式,植根于一个遥远的文化传统,正是它,扶持着蹒跚学步的童年人类,度过了艰难而又漫长的黑夜,把人类送进了理性的曙光之中。从此,它就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一旦我们再从理性的光芒中沉沦到非理性的黑暗之中,它就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继续扶持我们向前。一旦诗人们成功地捕捉到这些原型,也就是捕捉到了一种深厚的集体情感和载体,就会把个体情感转化为集体情感。我们在这里再次征引荣格的话:“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同时在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它不但用以拯救诗人自己,也给读者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大厦。因此,“香草美人”这一原型实际上是中国失意文人的一个守护神,对任何一颗脆弱的心都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以上只论及“香草美人”这一原型对心灵的抚慰作用。除此而外,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还有着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它为文人干政讽世提供了天然合理性和有效的手段,并以此部分地满足了文学的社会性的要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详细讨论这一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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