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对于朱子之学有“叠床架屋”之嫌，这主要指朱熹视“心”与“理”为二物。在朱熹那里，“理”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它在人身上体现为“性”，因此，朱熹常常把“性”与“理”等同看待。但是，对于“心”与“理”的关系，朱熹则严加区别，认为作为人身主宰的“心”，是一种具有灵明知觉作用的认识主体，不具有万物和道德本体的意义。“心”虽包万理，是“理之所会之地”，但“心”不等于“理”，即使作为“理”之人化的“性”，与“心”也不尽相同。朱熹把“心”分成“道心”与“人心”。“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得之于“理”，或曰“性”；而“人心”则是“生于形气之私”，根源于形体、气质，故又称为“气质之性”。可见，在朱子学说中，“心”与“性”、“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如果仅仅就“理”而言，陆学与朱学没有多大区别，二者都把“理”视为世界万物的本体，陆九渊也认为“塞宇宙一理耳”（《与赵咏道》，见《象山全集》，卷十二），此理“遍满天下，无些小空阙”（《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但是，一进入“心”的领域，二者就出现了歧异。

一、“心即理”与“心即佛”

朱熹的“心”只是一种人身主宰和认识主体，陆九渊的“心”则是一种范围天地、包揽古今的绝对主体。从空间上说，“心”灵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包罗于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雷雨露散发于其中，万事万物成立于其中，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从时间上说，“心”千古不磨、历劫常存。在鹅湖会上，陆九渊之兄陆九龄曾作诗道：“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同上）陆九渊对第二句甚为不满，认为人皆有是“心”，非唯古圣有之，故和诗云：“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鹅湖和教授兄韵》，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五）此“心”千古不磨，即历劫常存之谓。对于“千古不磨心”的思想，朱熹曾和诗讥讽之：“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鹅湖寺和陆子静》，见《朱文公文集》，卷四）对于“心贯古今”的思想，陆九渊是直言不讳的：“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陆九渊之后，其弟子杨简等对此亦多有阐发，曰：“时有古今，道无古今；形有古今，心无古今。”（《吴学讲义》，见《慈湖遗书》，卷五）总之，陆学之心，是一个与天地万物并存、历古今而常住的绝对本体，用陆九渊的话说，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杂说》，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二）。

陆九渊的“心”除了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外，还是人伦道德的本原，这是朱、陆之“心”的另一个重要区别。

朱子谈“心”，多强调其灵明知觉作用，陆九渊之“心”，则多指道德实体。陆九渊有“本心”一说。何谓“本心”？“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年谱·乾道八年》，见《象山全集》，卷三十六）也就是说，所谓“本心”，亦即仁、义、礼、智四端。但是，以仁、义、礼、智四端言“心”，孟子早已有之，因此，杨敬仲又问：“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据说如是凡数问，陆九渊终不易其说，杨简反复思想不得其意。偶有一日，有一卖扇者诉讼至杨简处，杨简升堂断案之后，又问陆：“如何是本心？”陆九渊说：你刚才判扇子案时，是者知其是，非者知其非，此即是敬仲本心。据说“敬仲忽大觉”。可见，所谓“本心”，乃是一种先天道德本能的自然流露：“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此犹人们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敬，见孺子之将入井，自然有怵惕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假造作、不加雕琢的先天道德本性。

以往人们常常把陆九渊所说的“本心”与“心”混为一谈，视二者为一物，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深入考察陆九渊的著述，二者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本心”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本能，那么，“心”则是这些道德的本原和根据。也就是说，“本心”多指天然的道德品性，“心”则是一种道德本体。

例如，在陆子的著作中，“本心”多与仁、义、礼、智四善端并提：“四端者，人之本心”；“人之本心，万善咸具”（《跋八箴》）。而且都是先天具有的：“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四端皆我固有，全无增添”（同上）。而这种先天的道德本性又是“根乎人心”的（《杂说》，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二），是“心”这个天地万物乃至人伦道德之本体的自然显露。也就是说，“本心”是一种先天道德本性，而“心”则是宇宙万物以及人伦道德之本原、本体。

陆九渊把“心”作为人伦道德的本体，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心”与“理”的关系？陆九渊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理”，充塞于天地万物之中，无一物而能逃遁其间。此“理”之在“人”者，则“未外乎其心”，亦即“理”在人身上，集中地体现为“心”；或者反过来说，作为道德本体的“心”，是作为宇宙本体的“理”的人性化。

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作为道德本体的“心”与作为宇宙本体的“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理”者“心”之“理”，“心”者“理”之“心”；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杂说》，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二）。而此“心”此“理”亦即宇宙万物的本体，人类道德的本原。因此，陆九渊说：“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与曾宅之》，见《象山全集》，卷一）最后，陆九渊得出结论，曰：“心即理也。”（《与李宰》，见《象山全集》，卷十一）

总之，是析“心”、“理”为二，还是倡“心”、“理”合一，这是朱子之学与象山之学的根本分野之所在。象山后学也深深懂得这一点，因此，在坚持“心即理”思想方面都不遗余力。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不止一次指出：“百圣之切谕明告，诚无以易斯‘人心即道’。”（《家记九·泛论学》，见《慈湖遗书》，卷十二）袁燮等也喋喋不休于“性即心，心即理”，并把它作为立学的根本。可见，“心即理”乃是整个南宋陆学的理论基石。

那么，陆九渊“心即理”的理论，对于考察陆学与禅学的相互关系，究竟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若一言以蔽之，陆九渊的“心”与禅宗所说的“心”，不论在术语上，还是在具体内涵方面，几乎都毫无二致。陆九渊把“心”既视为范围天地、包揽古今的宇宙的本体，又看成一切道德的本原，这与禅宗将一切诸法乃至一切众生、诸佛都归结于一“心”——此“心”既是一切诸法的本原，也是众生成佛的根据，既是抽象的本体，又是众生当前现实之“人心”——不论在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如果说朱熹的析“心”、“理”为二物，把“心”局限于人，仅仅把“心”看成一种人身主宰和认识的主体，终于使朱学与禅学存在较大的区别；那么，陆九渊把“心”与“理”融为一物，把宇宙万物乃至人伦道德的本体直接诉之于“心”，就彻底消除了朱熹与禅学在思维方法与思想内容方面的差别，而更加禅学化了。

二、“切己自反”与“道莫外求”

陆九渊把万端诸善归诸“本心”后，进一步认为学道者最紧要的莫过于切己自反，发明本心。

从思维方法说，陆九渊非常注重根本，讲究整体，因此，在道德修养方面，他主张“先立乎其大”，强调“就本上理会”。因为，凡事都有本末之分，如果不从本上理会，而拘拘于细枝末节，则非惟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说：

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今既于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顺风吹火，随时建立，但莫去起炉作灶。（《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陆九渊之注重“根本”，也许做得太过分了，因此曾有人批评他：“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陆九渊听后，非但不恼不辩，而且欣然答说：“诚然。”（同上）可见其对“立大”之重视。

那么，陆九渊所说的“大”与“本”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茫茫宇宙，上是天，下是地，人居中间，做人最紧要的是“当尽人道”，“须是做得人，方不枉了”，“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如何才能“做得人”、“尽人道”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心”上用力。

“本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四端皆我固有，全无增添”，因此，涵养德性，自无须向外四处求觅，此即所谓“道不外索”。他说：

我学问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得一些。（同上）

古圣先贤未尝艰难其途径，支离其门户……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与舒西美》，见《象山全集》，卷五）也就是说，为道、做人，千万不要杜撰、造作，特别不可向自身、自心之外去四处寻求，若然，非但无益于涵养德性，而且是对于自心、自性的戕贼。

陆九渊认为，义理之在于人心，实天之所以予我而不可泯灭者，人们所以有时会受物欲的蒙蔽而悖理违义，在于不能反而思之。如果人们能切己自反，反观心性，则道在我矣。因此，当有人问他：“先生之学，当自何处入？”他答道：“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在《邓文苑求书往中都》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

义理所在人心同然，纵有蒙蔽移夺，岂能终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生死祸福亦一也。（《象山全集》，卷二十）

对于这种“切己自反”的修行方法，陆九渊把它称为“易简功夫”，且自视很高，他有一首诗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鹅湖和教授兄韵》，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五）所谓“支离事业”，即那种不注重“切己自反”而劳力费神于格物穷理等学问的修行方法。此种“易简功夫”与“支离事业”的区别，在朱、陆之间，又常常体现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

朱子提倡“道问学”，强调讲学、穷理。讲学不能无议论，穷理即要思索，思索即不能无意见，因此，朱学注重解经注传，议论古今。陆九渊对于朱熹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蠹食蛆于经传文字之间”（《与侄孙睿》，见《象山全集》，卷一），“藻绘以矜世取誉”（《与孙睿之三》，见《象山全集》，卷十四），“以学术杀天下”（《与曾宅之》，见《象山全集》，卷一）；而对于朱熹的所谓“意见”、“议论”，则斥之为“邪意见”、“闲议论”，是为学者之病，“本心”之蔽。陆九渊提倡“尊德性”、“说人品”，他说：“诸处方哓哓然谈学问时，吾在此处与后生说人品。”（《语录》，见《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对于朱陆的这一场争论，黄宗羲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