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思想，基本上遵循陆九渊的路线，即从“心即理”推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有人问王阳明其学说宗旨是什么，王阳明回答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传习录》中）当然，王阳明并非简单地照搬陆九渊的学说，而是经过了自己一番艰苦的摸索。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语及王阳明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称“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曰：

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姚江学案》，见《明儒学案》，卷十）

此谓王阳明一开始为了应付科场，曾以词章记诵为事，继而笃信朱子，致力于“格物穷理”；因不满于朱子的析心、理为二，转而出入佛、老；又以佛、老之弃人伦物理不足道，而转向自身心性，创立心学。此“三变”是指其学说的形成。学说形成后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二是“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三是“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姚江学案》，见《明儒学案》，卷十）。从这一思想历程看，王学是以“致良知”、“得本心”为归趣的。

“发明本心”的思想本为陆九渊所提倡，但自元代后，随着朱子之学被“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见《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九），陆学就失去了与朱学相抗衡的地位而逐渐“泯然无闻”了。到了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在思想领域里“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高攀龙传》，见《东林列传》，卷二），遂使“是朱非陆”说更成定论。朱子之学虽号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但正如陆九渊所指出的，其格物诸说有支离破碎之偏弊。此偏弊到后来愈益泛滥，至黄榦门下之董梦程与黄鼎、胡方平等，便全抛注重义理之朱学家法，而把朱熹的读书博览“流为训诂之学”（《介轩学案》，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九）。朱学更支离破碎得使其后学深感仅仅依靠朱学已难以为继，因此，元明二代的许多学者，常常在公开推崇朱学的同时，暗中偷运陆学“先立乎其大”的“易简功夫”，孕育着一个“和会朱陆”的思想潮流，此潮流为王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王阳明学说的产生，一方面是陆九渊“心学”的继续，另一方面是朱陆合流的产物。首先，王阳明在“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的情况下，冒“天下之讥”的风险，为陆九渊一洗“无实之诬”，恢复了“心学”之“圣贤之学”的地位；其次，王阳明为“是朱非陆”说翻案，既没有完全否定朱学，也没有照搬陆学，而是在“是陆非朱”的大前提下“兼综陆朱”。王阳明不但没有公开反对朱熹，而且申明“吾之心与晦庵未尝异也”。王阳明在继承陆子“心学”的同时，对陆学也进行了许多改造和发展。总之，王阳明在朱陆之间进行了精细的取舍和熔铸，形成了“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例如，王阳明以所谓“灵明”、“感应”说，使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得以统一，以所谓“致良知”解决朱陆关于知行方面的争论。因此，刘宗周说：朱陆二学“辩说日起，于是阳明救之以良知”（《辨学杂解》，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而王学本身则是“范围朱陆而进退之”（《明儒学案·师说》），“似陆而高于陆”（莫晋：《明儒学案序》）。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王阳明先是崇信朱学，“遍读考亭之书”。实际上，王阳明不但遍读朱子之书，而且曾经照着朱熹“格物”说所讲，实际地去“格竹子”，结果，非但没有格出竹子的“理”，反而格出病来。这使得王阳明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并进而批判求理于事事物物的格物说，认为这是“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象山先生全集序》）。犹如求孝之理于其亲，如果这样，那么亲人去世之后，岂不就没有孝之理了吗？因此，他认为，孝之理不在亲，而在于“心”。“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然”（《传习录》中），“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求物理，无物理矣”（同上）。求理于事事物物之格物说的错误就在于析心、理为二，不知“吾心即物理”。

顺着“吾心即物理”的基本思路，王阳明进一步阐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万化根源总在心”的思想。按照一般人的看法，事物之是否存在，并不关乎我之“心”，此诚如王阳明的朋友所指出的：“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但王阳明认为，花树等万物只有通过心之“灵明”的“感应”才会“明白”，才会“显现”出来。若无我心，则花树俱“寂”，因此，山中之花与树，都是我心之“灵明”、“感应”的结果。不仅花树如此，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心中“灵明”的体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如此谈论“灵明”与万物的相互关系，不可避免会碰到理论上的某些困难，例如，有人就诘问王阳明：“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王阳明回答道：“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此谓人死后，精灵游散了，失去了感应的能力，因此，“他的天地万物”便不复存在了。此中所凭借的，是其“感应”理论。

此外，王阳明还借助“感应之几”，来说明“灵明”、“人”乃至“天地万物”“同体”。有人问王阳明：“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传习录》下）王阳明答道：“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同上）所谓“感应之几”，亦即“灵明”去感知万物的一刹那。正是通过“灵明”与万物相感应之一刹那，人们体悟到“心”与万物一体，“我”与天地同体。此中之“灵明”，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陆九渊所说的“心”，只是王阳明的“灵明”比陆九渊的“心”更加神秘化罢了。王阳明所以要用“灵明”去取代陆九渊的“心”，也许是因为“心”常会被理解为“肉团心”的缘故。当然，由于表述的关系，王阳明的“灵明”之蕴涵不是很确定的，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更为确定和成熟的概念是“良知”。

一、“良知”与“佛性”

“良知”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是一个最基本、最普遍、最核心的概念，它有点类似陆九渊的“本心”，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既指一种先天的道德观念，又是一种辨别是非之心；既是一种先天地生、造化万物的宇宙本体，又是主宰身心、衍生五常的道德本体；既无恶无善，又至纯至善。它带有儒家的心性成分，更富有禅宗佛性的色彩。王阳明对“良知”十分重视，曾说：“吾将以斯道为网，以良知为纲。”（《心渔为钱翁希明别号题》）

“良知”本是孟子用语，指先天禀赋的先验知识和道德观念。王阳明借用“良知”概念并扩大其蕴涵。

在王阳明学说中，“良知”首先是一种先天的道德观念。他说：

良知之学，不明于天下几百年矣。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皆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呜呼！可衰也已。（《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答欧阳崇一》）

道心者，良知之谓也。（《答陆原静书》）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上）

以上诸说，表述有异，思想无殊，都在指明“良知”即“天理”，即“道心”，即天所赋予我之“四端”。可见。王阳明之所谓“良知”，首先是指一种先天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

其次，“良知”还是一种辨别是非的标准。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传习录》下）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同上）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这种是非标准既是哲学的，又是伦理的；既是认识论的是非标准，又带有宗教道德准则的色彩。

最后，“良知”又是一种生天生地、造化万物的宇宙本体。王阳明说：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同上）

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同上）

如果单从王阳明这两段论述看，“良知”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似是前者产生后者的关系，实际上，王阳明的整个哲学思想早已超出“本源论”的范围，而是一种“本体论”。因此，此中之所谓“生天生地”，准确地说，其实际含义是“体现”、“显现”，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良知”这一“本体”的“体现”、“显现”。“良知”之为“本体”，在王阳明的著作中有明确的论述，例如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答陆原静书》）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答聂文蔚书》）这说明，在王阳明的学说中，“良知”是一个比“心”更纯粹的绝对本体，它的特点是比“心”精神化，更不受气禀、物欲之牵蔽，因此，王阳明有时又把“良知”比诸朱熹所说的“天理”、“道心”。他说：“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传习录》上），“天理即是良知”（《传习录》下），“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同上）。但是，王阳明的“良知”与朱熹所说的“天理”、“道心”又不尽相同，朱熹把“性”分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把“心”分为“人心”、“道心”。王阳明反对这种划分，认为性即一也，心即一也，心之本体即性也。“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宰身也谓之心”（《传习录》上），“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同上）。因此，所谓“性”、“天命之性”、“天理”、“道心”、“良知”等等，在王阳明那里，是同一东西的不同说法，都是指宇宙万物乃至人伦道德的本体。

这里，人们不妨对照一下王阳明的“良知”与禅宗的“心”或者“佛性”，二者除了称谓上的不同，此外还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王阳明本人对此直认不讳，而不像以往的理学家“犹抱琵琶半遮面”，既偷运佛家理论，又显得羞羞答答。王阳明说：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答陆原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