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文化学缘起的现实背景

1990年，出乎每一个理论家、历史学家的预料，庞大的苏联突然崩溃，苏联东欧一体化的社会主义阵营骤然变色。从那时起，历时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和代表的两极世界消逝了，与两极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林林总总关于世界、历史、社会的理论体系也一道或终结或修正或改变。在两极为主的世界中，除了以苏联东欧集团为一方以美国西欧等为一方的对峙之外，还有一个中间地带第三世界，当两极不在之后，以两极为基础的三个世界结构也要重整合。未来世界将如何变化？人类演进将走向何方？这时，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理论界，由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著名理论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1996），作为未来世界历史的演化模式。文明冲突论在全球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回应，赞成的，反对的，修正的，各有说法，但都围绕着亨廷顿的概念核心，从逻辑上说，文明冲突观念一旦提出，你要进来讨论，结果无非是：文明之间要冲突，文明之间可和谐，文明之间有和谐有冲突。不管究竟是哪一种观点符合由当前向未来演化着的世界史的实际，也不管哪一种观点占了上风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现实的看法，从而影响了世界史的实际演进，这一观念的提出和讨论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巨大的现实，文明替代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看待世界史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巍然并列矗立的世贸大厦惨遭恐怖袭击，大高楼瞬间变成灰土，千万人刹那命死身伤，袭击者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文明因素的“圣战”。“9·11”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成了新时代世界史演化中一道红线般的标志，其意义很为复杂，但也确实在某种非浅层表面的意义而是深层的内在的意义上突出了一种文明冲突。文明作为世界史演进的一种重要因素，将受到也应该受到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注。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明的因素就成了世界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就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被归结为一种儒家文明的内在动因。再早一些，在韦伯的研究里，现代社会的兴起，被总结为一种西方文明的必然结果。随便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对文明特性的研究源远流长，只是当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的两极世界崩溃之后，才一下跃入人们的理论关注中心。

上面说的1990年的转折，只是从政治领域去看，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就不得不提到现在大家常挂嘴上的“全球化”潮流。全球化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以卫星电视和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化而来的信息交流全球化；第二，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的全球流动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第三，以消费社会在各地的出现带来的商品广告全球化和旅游全球化而形成的消费全球化；第四，以好莱坞电影、牛仔服、麦当劳快餐、流行音乐、现代和后现代建筑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全球流行。从这一角度看，截然对立的两极社会和三个世界的消失，正好符合全球化四方面的内在要求。站在这一视野，不但导致1990年剧变的苏联东欧的改革符合了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沿此理路，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大陆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印度在1991年拉奥政府开始的经济改革，东盟经济区的形成，都与这一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演进逻辑相关。然而，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引出了文明冲突的话题，这里文明冲突被放置进一个文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框架之中，突显了人类历史和现实的严峻性和严重性。但全球化却是一种世界一体化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看，似乎，它把文明多元和价值多元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的必然趋势之中，似乎，它要树立了一种一元性的价值，去统合不同文明的价值，或者要以自己的一元性价值，去引导不同价值观的文明朝向或转向自己的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文明冲突好像就变成了不同文明由此自身文明的价值特性与正澎湃向前的全球化趋势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作为全球一体化主导者的国家或文明很容易把自己的国家和文明看成是全球化本身，同时依靠自己的优势，把自己国家和文明的价值看成是代表全球化历史趋势的价值。因为在这里容易误判，因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美国学者就把全球化看成是美国化，而欧洲学者则批判着这一美国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虽然目前为美国所主导，但美国本身只是全球化的载体，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只有从这一角度看，美国人才能摆正自己文明与全球化的关系，同样，其他文明才能避免自己陷入自己与全球化关系上的误区。现在，已经不是哪一种文明表面顶层的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关系，而是文明特质本身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不是各文明放弃自己的文明特性而加入到全球化的共性之中，而是带着自身的文明特性，进行一种全球化的共创活动。各种文明如何去看待自己已经身处其间的全球化的现实，怎样在全球化的现实中去重组自身的文明资源，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并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发现全球化的内在理路，并以这种内在理路去更新自己的文明价值，重创自身文明的时代辉煌，并在重创自身文明的辉煌的同时，造就人类全球化的辉煌，成了摆正各文明中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

如何认清自身文明的特质，从理论上讲，比较文化学是一条较好的入门之路。这里不得不先提一下，上面所说的文明，与比较文化学中的文化同义，对与文化与文明二词的同异析辨，将在导言第三节中进行专门的讨论。在第二节里，请暂把文化与文明作为可以互换的词进行理解。

二、比较文化学的学术来源

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化学来自于西方文化于17世纪产生现代社会并向全球扩张。这种全球扩张，对世界的整体关系主要以西方和非西方的结构呈现出来，通过理解西方和非西方的对立来把握一个整体的世界成了西方学术内在要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个由西方扩张带来的全球图景中，非西方是多样的，不但有美洲诸文化，伊斯兰诸文化，还有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等。于是一个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比较关系同时也就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比较。这一文化比较，包含着两个内容，一是从客观上（即学术真理上）讲，西方与非西方究竟是怎样，二是在现实中（即在文化观念冲突和利益矛盾中）对西方与非西方做一个怎样定义使自己在这场冲突和争夺中更有利。这两个方面异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这样或那样地推动了西方文化中关于西方与非西方文化比较的学术发展。关于如果把西方文化17世纪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段的把握，那么，可以分为三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可以看成“近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可以看成“现代”，20世纪60年代至今可以称作“后现代”。对于比较文化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在近代，从西方的扩张到世界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显出了西方对非西方的优势和霸气，这时的西方思想，以牛顿、达尔文、黑格尔、基督教神学为代表，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比较上，显出了强烈的西方价值优越观，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世界等级图式，坚定地认为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科学的、理性的、民主的，而非西方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迷信的、专制的，西方的扩张与殖民，就是给广大的非西方文化带去先进、文明、科学、理性、民主。然而，西方文化两百年的扩张和胜利，并没有证实自己的观念，而是不断地证伪着自己的观念。近代西方思想转变为现代西方思想，它典型地表现为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现代神学，这时的运思方式，以一种存在／存在者、无意识／意识、语言／言语的本体／现象的复杂结构进行，存在者、意识、言语是表层现象，存在、无意识、语言是本质，但这一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不是一种明晰的结构，而是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呈现。这种现代方式更尊重各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将这一思维引申到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中，可以得出，西方文化的表现是一种现象，各非西方文化也是一种现象，从本体层面看，西方与非西方是平等的，没有价值高下之分。这种本体论上的平等是比较文化学的基础。西方思想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是以西方与非西方的当文化之间的交往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并达到一个新质点为基础的，正是在这种新型文化交往的推动下，学术领域兴起了比较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法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社会学、比较历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为什么要产生比较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自己所持的理论，本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却屡屡失效。且以比较文学为例，比较文学出现了两大流派——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种研究模式都与基本理论的理论失效相关。影响研究与科学理论在跨民族、跨文化研究中的放大失效有关。按“学”的本有意义，对某一作品的认真研究而得出来的关于这一作品的结论应该普遍有效，不然理论就失去了作为理论的意义。然而实际上，某一作品在传播，特别是在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中，往往产生出理论预料之外的效果，这就是理论的放大失效。因此在交流频繁的现代社会，处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旧的文学理论无能为力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便应运而生。平行研究与科学理论在跨民族、跨文化研究中的演绎失败有关，某一概念作为某一类事物的正确概括应该是普遍有效的，但在另一文化中，人们对同一事物偏偏有另一套分类，另一套看法，另一套定义，完全搬套不过去，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崇高（sublime）概念，一进入到中国文化，找不到完全的对应物，西方崇高所指的客观对象和主观感受，与中国的壮美，基本对不上号，引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误读和曲解。面对跨文化之间的理论接触，旧的文学理论根本无法适应，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便应运而生。

比较学的视野，既是有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大规模的交往相关，又与西方学术自己积累到一个关结点而产生的质变有关。在自然科学领域，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量子力学修正了经典力学，非欧几何证明欧氏几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在心理学领域，由弗洛伊德发端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心理分析学派，揭示了一种与一般意识规律不同的无意识方式。在人类学领域，弗雷泽《金枝》到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表明了原始人有一套完全不同于文明人的思维方式，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不仅表明了各文化思维的相对性，而且显示了习俗和情感方式的相对性。这样，科学理论，已经成“学”的逻辑严整、自成体系的绝对真理与唯一真理和普遍有效性成问题了。（根据欧氏几何，由平行线外一点，只能引出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根据非欧几何，由平行线外一点，可以引一条以上的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理论形态与现实世界严格的对应性也成问题了。（对人体及其病理既可作西医的解释，也可作中医的解释。）科学理论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唯一真理，而是人在历史实践里由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说明世界的一套范式（paradigm）。同一现实是可以用不同的范式来说明的。作为范式的理论不是现实唯一的解释，它的定义也不是普遍有效的，而是在范围内的，超过范围就失效；并不是永恒如一的，而且有变味、变质、转化的可能。与跨文化交往紧密相关的比较研究和与西方学术整体演进相关的范式转换，具有共同的时空背景。在这一背景产生出不少的学术领域，其中，对比较文化学来说，有三大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以人类学为总纲的各类研究，二是以历史研究为总纲的各类研究，三是以宗教研究为总纲的各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