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美学原理体系性著作用第一编的五本个案完全可以概括整个西方美学原理著作的基本结构的话,那么,第二编所选的五本个案文本也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美学原理体系性著作的结构:这就是美学、美、美感、艺术、美育,五大部分。中国美学原理著作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围绕着这五个方面,尽管对这五个方面在用词上有所不同,比如蔡仪的美学理论,从作为个人专著的《新美学》在1947年初版时是四部分:美学(以“美学方法论”的标题出现)、美、美感、艺术,到1985年作为学术团队出版的《美学原理》[2]成为五部分:美学、美、美感、艺术、美育(以“美感教育”的标题出现)。从中可以看到,当中国美学形成自己的原理体系的时候,都有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要用实践去把握美、美感、艺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美学,还把美学的主要部分,美感、艺术、美育,都划归于美感之中,在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1985)里,美感是美的认识,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美育是美感教育。中国美学原理的基本五面,比起西方古典美学原理,显得很综合。不像黑格尔艺术哲学型《美学》,只有美学、美、艺术,没有美感;也不像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以美感为中心,基本上没有艺术。但比起20世纪西方美学原理来,这综合又缺少两个部分。且看中国五本美学原理著作的论说范围:朱光潜《美感》基本上是审美心理学方面,王朝闻《美学概论》和李泽厚《美学四讲》都包括四个方面:美学、美、美感、艺术,张法《美学导论》也基本上是这四个方面,杨春时《美学》除了这四个方面还加上美育。
可以看到,除了民国时期的朱光潜,共和国后的美学原理都有在结构上求全的倾向。可以把中国与西方美学原理体系著作的基本结构作一比较。首先,从大的结构上看中西美学原理体系著作:
上表清楚地表明了,美、美感、艺术三个部分是中西美学原理著作都具有的,而这三个部分正好是美学从西方产生出来时形成的三个基本部分。这三个部分的存在,说明了美学的核心一直没有变化。
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两个新元素,审美制度和概念分析,是中国美学没有的,而这两个方面,正是西方美学在对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美学方法和美学基础。概念分析被认为是使美学精确化和科学化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一方式不但在一个方向上改变了美学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美学的结构。它构成了可以代表20世纪西方美学新成就的一种象征,一方面它的方式在很多不同流派的美学原理著作中被程度不同地运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构成了20世纪西方美学原理体系著作的一种类型。审美制度是西方美学拒斥美的本质,又把美的本质转为艺术的本质,在寻求艺术(等于美)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得出的一种新方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等于美)的本质。这一方式虽然在中国有所介绍,但这一方式与中国美学原理的运思理路尚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中国美学虽然一直在中外互动中演化,但还未能运用这一方式。
共和国以来的中国美学原理体系著作中一开始对美学是什么的讲述,即美学这一部分,在西方是几乎没有的。这是因为,首先,西方学人对美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历史演化是比较清楚的;其次,他们认为,学人面对美学的历史演化形成的丰富性,自己采用什么方式形成什么样的美学原理体系,很正常,可理解,而且正是这一多样性存在推动着美学原理体系本身的进展。西方美学的基点在流派的点,因此,只要流派的基础站稳了,不需要先从大的方面去讲什么是美学。而中国美学是从整体出发的,因此,先讲清楚什么是美学就是重要的事,从而(作为对学科进行定义的)美学这一部分就是重要的了。中国美学原理体系中的美育这一部分,是西方美学原理体系中没有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出现,是以三位学人为标志的,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蔡元培的美学主要是在美育上,在蔡元培的理论里,美育不但是一种艺术教育,而且是一种人生理想教育,具有与宗教一样的终极关怀。美育的地位使之在美学中有相当的影响,必然要在美学原理的体系中呈现出来。二是中国美学原理体系不像西方那样是在哲学和思想流派的推动中前进的,而是在教学体系的推动下行进的,西方在哲学和思想的推动下,因此在美学原理中出现了概念分析这一部分,中国在教学体系的推动下,因此美育作为一个部分出现在美学原理体系中。
其次,从具体结构方式来说,中西都有从各自五项中全面地结构理论的,中国的杨春时与西方的迪基;也有从基本主项(西方是三大主项:美,美感,艺术;中国是四大主项:美学,美,美感,艺术)去结构理论的,中国的王朝闻与李泽厚,西方的德索;有仅从审美心理方面去结构理论的,中国的朱光潜与西方的朗菲德。这是初一看来相同的方面。不同的方面,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没有杜夫海纳那样把审美心理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著作,这是在于在中国思想流派与思维方式中,现象学的那一独特方式,与中国学人的运思方式有相当的距离;从小的方面来说,虽然中西在美、美感、艺术这三个基本方面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讲述中却是不同的。在美上,如果说古典美学在美的一部分主要有两个方面:美的本质与审美对象,那么,中国美学原理体系基本上仍然坚持着这两个部分,而西方美学原理体系则几乎没有美的本质这一部分,只有审美对象。在这一领域,西方美学原理体系主要是关注艺术美与形式美,而中国则普遍地划分为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有时加上形式美,正如在美学大结构里有时加上美育一样。这里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是对社会美的强调,而西方美学是对艺术美的强调。且图示如下: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内容多而西方的内容少,中国审美对象的内容多,原因其多,从学理的角度讲,与中国美学原理重整体性质,重美育,重美的本质普遍化到一切方面是相关的。西方审美对象的内容少,原因不少,从学术的角度讲,与西方的重流派,重逻辑,重概念分析相关联。
中国美学在审美心理这一部分,西方美学原理体系基本上是以四大流派分别进行,一是审美心理诸流派,二是表现主义美学,三是精神分析美学,四是格式塔美学。而中国的审美心理讲述,只有两方面,一是学步西方的审美心理流派,二是学步苏联普通心理学的心理元素理论。前一种主要表现为民国时期的朱光潜美学,但朱光潜与朗菲德不同,朗菲德把审美心理学诸流派与美国自然主义美学结合起来,朱光潜却把审美心理学诸流派与表现主义的克罗齐结合起来。共和国以后主要是苏联的普通心理学,把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感觉、知觉、想象、联想、推理等加上审美定语,成为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想象、审美联想、审美推理等,成为一种由个别审美心理元素组装起来的审美心理结构。从数量上说,西方的审美心理学以精神分析和格式塔成为其特色,而中国审美心理学则以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为特点。且列表如下: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西方多而中国少,西方多的原因在于西方是以流派为基础的,流派本就多,中国少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以整体性质为基础的,总的性质就是两方面,民国时期的朱光潜综合的审美心理学诸派理论和共和国以后移植的苏联普通心理学。改革开放以后,李泽厚力图把精神分析美学与格式塔美学结合在苏式的普通心理学上,张法则力图把西方从审美心理学到格式塔心理学到现象学诸理论与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但是在主体上,还没有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艺术上,中国美学原理基本上是以艺术分类、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批评及欣赏四大块为基本结构,而西方美学原理则主要是艺术分类和艺术作品。虽然西方把叙述重点放在艺术作品上,但也讲到艺术家创作与艺术欣赏,因此,在有还是无这一意义上,与中国美学原理具有相同的结构,只是其整个基点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艺术还处于从苏联模式向西方模式的转变之中,是两种方式的混合。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与西方在对美学与艺术学关系的划分上,是不一样的。而这一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在中西美学的整体差异中,有三个问题尤为重要,用下面的专节进行探讨。
第三节 中西美学原理体系差异中的三个重要的问题
在前面提到的中西美学差异中,有三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美的本质,二是概念分析,三是艺术哲学。前者关系到美学体系的基础,中者关系到美学理论的演进,后者关系到中西美学原理体系与更大的中西文化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
一、美的本质问题
中西美学原理体系著作的重大差异之一是:中国坚持了美的本质而西方却否定了美的本质。西方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在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中,把美的形而上学问题,即美的本质问题,看成是一个假问题,否定掉了。这一否定得到了其他流派(如自然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等)的应和。[3]由此,美的本质问题基本上从美学原理的著作里消逝了。分析美学从三个方面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批判。
第一,从图像论指出美的本质有无意义。传统美学总是一开始就问:美是什么?从而得出一个美的本质定义,再由这个定义推出整个美学体系。对美的本质的定义不同,推出的体系也就不同,形成了美学史上各种各样的美学流派。对此,分析哲学劈头就问:“美是什么”属于哪一类命题?命题是对事物或世界的陈述,是事物或世界的图像。图像与世界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决定了命题的可证实性。一切命题都可以分为可证实的和不可证实的。可证实的命题,与事物或世界是对应的,是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就没有对应物,是无意义的。就美学而言,“由心理距离产生审美态度”,这一命题是可证实的。“黄金分割是希腊造型艺术的法则之一”,这一命题也是可证实的。而“美是理式”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则是不可证实的。所有关于美是什么的命题,都是属于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因为,(一)它没有对应的事物,把美的本质定义运用于具体事物,往往会显得很滑稽,比如,说一只婉转鸣唱的黄鹂是由理念而美,或者由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美。(二)说美的本质对应的不是具体之物,而是具体之物后面的共相,是一切审美对象的抽象,这从科学的归纳法讲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早在《大希庇阿斯》中就显出来了,波普的证伪理论又对之进行了强化。与之对照,数学定义是抽象的,但完全可以用于具体事物的运数。(三)由发生起源如此便推出现象形态也如此是为当代科学所否定的。例如,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它的主要特征是超功利、超实用。而回溯到其起源时期——原始社会,无论是起源于巫术、起源于劳动,还是其他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实用功利。(四)把它作为不必证明的公理抬出来,正恰恰说明它是不可证实的。这种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让人陷入不必要的争论,于科学、于知识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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